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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丝的兄弟姐妹和父母这个圈子不存在序列。但是在她做出了微薄贡献的革命时刻，她幼弱生命里第一次以序列方式想象自己：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一个”自由个体，“一个”新人。这种序列化如此转变她的意识，而今什么东西在她都新意盎然。但是这些有可塑性和普适性的序列，绝不会出现在人口普查中，这不单单是由于它们不能被列举和汇总。[67]此外很明显，她把这些序列看成是同一类的，所以做一个女人、一个打字员和一个新人，履行了而不是妨碍了她为祖国自由而斗争的义务。我们也认识到，这些点到的序列是随时可利用来进行万花筒似的转换、扩充和缩减的。什么都没有钉牢在命定石上。明天，她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囚徒，“一个”青年，“一个”间谍，甚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即在1946年把艾德礼和尼赫鲁都包含在内的那个无约束却有根基的普遍序列，不过这些只是并始终是暂时的。如果伊丝现在认为她本人是这个骚动世界的一部分，可谓受到日常的一般概念的召唤去战斗，那我们也要依照这相同的符号来理解她。我们不会分享她年轻女人的身份、她的打字技能、她的母语、她的宗教，或她的文化，但是她向我们说话，不是作为人种志上所谓的“报告人”（informant），而是某些序列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愿意依那些序列行事，它们是向我们敞开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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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注意到，她认为自己正参与其中的那大多数序列，要求她行动起来，扮演角色（act），这是它们的入场费。她将不得不学习如何“做”社青团的一个革命成员，好比别的人不得不学习如何“做”哈姆雷特，或罢工组织者，或民族主义者。但是她知道这一切是解放，而她惦记的最后一桩事情是她的认同或她的根。（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感觉到，她要把自己拖向后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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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口普查的序列逻辑好像在相反方向上展开。考虑一下普查似乎暗中引出的首要行动，亦即选举，我们就可以起步追寻这一逻辑了。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这种行动需要加入一天的长队排队等候，每个人依次进入一个围起来的空间，它像公厕一样奇异地私密，对它来说，放下的门帘似乎就相当于体面的衣裳。一旦入内，这些人就拉动相同的控制杆，或者在完全一样的纸张上写下标准化的词语或记号。不迟不早就在那一刻，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们停止“做”选民——除了在归属（ascriptive）意义上而外——直到因年而异的下一次盛会再度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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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行动非同一般的极少性和周期性，提醒我们选票与普查细目表在以下方面多大程度上是同构的：它拒绝分数，它精心安排了可叠加的匿名性，还有它在适当时候会隐藏到严格受限的总计里。但是这也向我们显示了它的现实的和象征的政治效能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授权（entitlement），连同它的词源中全部反讽、过时的寓意。在一个人能够“从事”选举之前，他必须被授权去这么做，这要凭借一种法律行动，他绝非该行动的唯一受益者。他也不仅是“被授权”去选举，选举行为本身又“授权”别人代表他去行动。但是这个别人不是靠代理人权力进行活动，而是作为一个有界序列的代表。这种序列的有穷的数字占卦术（numerology），转而又在交叠、分层、多数派/少数派的基体内发挥作用。正是这一点使得（比如说）下面的情形再正常不过：选举一结束，除了职业政客，没有谁看重获胜的候选人赖以击败她或他的对手的准确数字；甚至投票反对当选者的那些选民，也觉得完全有资格在她刚一获胜就向她提出要求。囊括各层级的选举人多数的，始终是更高的一个整体。选民们脑子里总是记着总数——有资格的选民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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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构架里，影响集体主体性发展的两大后果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二者指向同一方向，虽然是出于略有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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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后果是以选民数n为依据，按比例赋权。当二十世纪以选举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增加了它的职能、扩大了它的福利能力的时候，益发精巧的人口普查日益成为集成数据库，各种规划和预算分配都由此而来。结果，普查本身就成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政治化的目标。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尼日利亚，多年来人口普查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无非就是因为害怕它会透露该国那些自我想象的族群集团的“真实”人数，进而会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暗示些什么。另举一个宜人些的例子：请注意在骚动不安的“长”1960年代，选民的压力是如何导致荷兰废除人口普查的（最后一次在1971年进行）；直到今天，荷兰依然是世界上拒绝这一政府管理的强大工具的唯一国家[68]。因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而引发的骚乱，更其标明了在何等程度上，普查中各种类别的界定透过它们在安排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分配、调整利益预期上的作用，已经凝固成基本化的政治现实[69]。这样的类别当中，族群类别证明它们的重要性无出其右。它们原本是在一个世纪前，在一个前福利的时代，构想出来倨傲地调控从欧洲不同地区涌来的移民流。然而，当1920年代切断了大规模的新移民潮之后，由于通讯领域的革命，这些类别变成了甚至是全国性选举动员的基础。普查类别和赋权政治的强大连锁效应，可见之于新近的一些美国想象物在政治上的兴起，如西班牙裔选举、亚裔美国人选区等；甚或可见之于选举中的化种族（race）为族群（ethnicity），如“黑人”的例子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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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这种政治认同里，人口普查及其小兄弟随机抽样调查代替了邻里和家乡。这样的认同不仅政治重要性渐长，也让我们对族群和民族主义之间脆弱而清晰的界线看得更真切。族群政治是在人民首先作为选民的国家—民族赋权基础上登上舞台的，又是在既定普查的构架之内的比例性基础上受到辩护的。当——或者不如说如果——一个自命的族群集团重新想象自身是个民族（比如就像魁北克人干过的那样），并谋求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时候，那它会为了一种新的自成一体的普查，而废置原来的普查。但是恰恰就在独立之际，在一个新的总数n当中，比例逻辑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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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后果是认同政治（identitarian politics）的加强。我早先提到过的那些有界可数序列——人口普查是最好的典型——的本质主义蕴涵。但是我怀疑这种序列是在另一个层次、同一个方向上运作的。这样来想：逻辑上，认同是对偶性（duality）的一个函数，它存在于当“b”突然碰到了“=b”的那一刻。这是一种干瘪的、代数的方式，可以注解索因卡（Woyle Soyinka）对桑戈尔（Léopold Sénghor）提出的序列“黑人认同”（négritude）的辛辣摒弃：唯一的老虎无需老虎认同（Tigritude）。换言之，只有在两只身份未定的野兽从彼此那流离失所的眼睛里映照出自身的当口，老虎认同才显得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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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离失所”（exile）这个词用在这里并非事出无因。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人们是怎样喋喋不休地讲到不单要“寻”“根”，还要“探索”、“发现”他们的“认同”，并且，天哪，“快要迷失”他们的“认同”了。但是这些寻找，它们口头上是向内心转移，走向一度是灵魂安宅之所，实际上向外行进，迈向真实的和想象的人口普查，在其中，托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和数学的福，整数的身体变成完全相同的，因而可以作为序列累加成虚幻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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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局限于既存的民族—国家内部了。我在别处曾更详细地论述过，二战以后通讯和交通领域的革命同后工业的世界资本主义相结合，引起了史无前例的跨国移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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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诸种力量运作起来，创造了“流散社群的”集体主体性，后者是想象的、人口普查式的，如有界序列一样。对这一转变，很少有文本比好意的《企鹅移民社群地图册》给人一种更具象征性的观点了[71]。全书开头花了七十多页篇幅，叙述了公元前八世纪开始的犹太人大流散；接下来讲述了亚美尼亚人、吉普赛人、黑人、华人、印度人、爱尔兰人、希腊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最后以越南人和朝鲜人收尾。在每个实例下，引人注目的事情是作者坚持提供数字总计和小计——譬如说，全世界的亚美尼亚人总数，法国、格鲁吉亚、澳大利亚或阿根廷的亚美尼亚人总数。同样有启示意义的是，这些总数被若无其事地（即使难以置信地）四舍五入了：1920年肯尼亚有42000名“印度人”，1250年葡萄牙有40000名“犹太人”。这些计数是帝国政府机器出于它们自身的原因、依靠它们自身的特殊逻辑算出来的；那42000名“印度人”到底有多少真的把自己看成“印度人”，是远不确定的；在十三世纪的葡萄牙，要断定谁是犹太人，牵涉到种种模糊性和任意性：还有必要强调这些东西吗？其实，这类伪托历史的地图册，远非描述历史的主体性，实则表现了某种当代的世界主义视野，那是以约束认同的准全球性扩散为基础的。无论“华人”碰巧落脚在何处——牙买加、匈牙利或南非，他们照旧是可计数的华人，如果他们碰巧也成了那些民族—国家的公民，也无伤大体。假如这样一本书今天在某些社会集团里大受欢迎，是不会惹人惊诧的——那些集团的成员被找到“流放中的”他们自身这种念头所吸引，认为自己有权归属于古老的、然而在这全球化时代又惊人地遍布世界的有界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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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是否有哪一点表现了意味深远的世界主义，在我看来甚为可疑，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普查式的、认同至上的族群观的延伸，缺乏任何普遍基础。它跟那位爪哇小女孩的差别之大，无物可及。那个女孩想象自己是一个“新人”，不是某个爪哇流散族的一个成员，她像哈吉·米斯巴赫一样，让自己加入动荡世界的无边际的序列，成为其坚定的本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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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2 复制品、光晕和晚近的民族主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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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形无相者，无物堪比纪念碑。”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生前遗著》（Nachlass zu Lebzeiten）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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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树立起来，无疑是要给人看见——其实是要引人瞩目。然而同时，它们也包蕴着某种东西，要驱开注意，让目光瞬即滚落，仿佛一粒水珠从油布上滑落，不作片刻停留。你可以沿着同一条街道走上几个月，熟识沿路的每一个地址、每一个橱窗、每一位警察，你甚至不会错过谁掉在人行道上的一枚硬币；但是有一天你大吃一惊：你抬头盯着一座建筑物底楼的漂亮女服务员，这时才蓦然发现一块绝不算小的金属匾额，上面刻着永不磨灭的字迹，你看出那写的是从一八××年到一八××年，不会被遗忘的某某人在此生活和创作。即便是对比真人还大的雕像，许多人都有相同的经验……你从来不看它们，而它们打算象征谁，你也往往一无所知，大概你只知道它是男是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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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齐尔接着嘲讽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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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拿纪念碑表达美意的话，势必得出结论说，它们向我们提出了与我们本性相悖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需要做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纪念碑真该加把劲了，就像现如今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做的那样……为什么我们铜铸的主人公不至少玩点花样，拿他的指头敲打玻璃片呢？这在别处早就不新鲜了。大理石群雕的人物们，为什么就不转一下身，像橱窗里制作更精良的人物那样子，或者起码眨眨眼睛？我们应当求之于纪念碑的、使它们引人关注的最低限度的东西，想来是历经考验的可信标识语（logos），就像“歌德的《浮士德》无与伦比！”或“著名诗人某某的戏剧思想一文不值！”一类。真不幸，我们的雕刻家们不谙此道。看起来，他们没有领会我们这个喧嚣和运动的时代。[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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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生前出遗著的”作家或许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对的，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那会心的淡淡评论尤为适用于晚近官方民族主义纪念上的困难；到二十世纪后期，所有那些民族主义都与国家联姻了。[73]本文通过反思纪念民族先人的某些公共纪念物截然有别的命运，力图探求这些特定的民族难题的潜在性质，以及这类民族主义的想象力僵局（imaginative impasse）。文中的大多数材料涉及美国及其渐遭淡忘的前殖民地菲律宾，既因为后者的民族想象深刻地受到前者的左右，也因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说明晚近官方民族主义是如何在政治上遭遇抵制的。欧洲，这个发明了官方民族主义的地方，必定四处露出它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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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揭幕于1922年，那时肯定已进入收音机、T型车和飞机的时代，但是劈木人［林肯的绰号——译注］并没有如穆齐尔嘲弄地建议的那样，在他的基座上慢慢旋转；他的眼睛不开合，他的脚趾不轻敲，在他身下，也没有简约的标识语，像“林肯，天下第一总统”之类，盛大地装点出来。另一方面，主管这项工程的官员细致地记录说，和劈木人塑像在一起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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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只麦芝达电灯，配备了X射线反光罩，已经安装在顶层空间……此外，在12块玻璃嵌板上方约20英寸处，装上了24只大功率的泛光灯，每只有约30×47英寸那么大，挂在中央的纪念大厅的天花板上，用以抵消从门口透进来的日光投在雕像上的怪异阴影。[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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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雕像脑后的墙上，确实有一句标识语，写道：“在这神殿里/犹如在人民心坎里/对亚伯拉罕·林肯/这位联邦救星的回忆/永志不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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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活动着晚近民族主义特具的某种东西。劈木人的塑像被安放在一座“神殿”内，那是建筑师亨利·培根（Henry Bacon）仿效着安全属于异教的古希腊的宗教大厦建成的。里面，麦芝达公司被召来将怪异、冷淡的阳光拒之门外，由此巧妙布置成对中世纪教堂明暗交替的内景的仿真效果。（如果人们把历史设想为一场接力赛跑，这可能就是民族从宗教精疲力竭的手中夺过接力棒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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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语是以一种类似的逻辑在运作。我们首先再度得到保证，我们走进的这幢建筑是一座神殿，而且是“真实的”一座；这一点我们从它的立面去看可能猜想不到，从风格上说，它的立面跟许多银行、大学生联谊会会堂、保险公司和法院大同小异。另外，这座神殿是“祀奉之所”（enshrinement sites）序列的组成部分，“人民之心”也归向这种场所；或者，也许“人民之心”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的神殿。所祀奉的不是林肯本人独一无二的骨骸（仿佛他是一个近代圣徒），而是某种可以幽灵般地、无限期地复制的东西：他的“记忆”。这种祀奉还是“永远的”——显然是与“人民”、这个民族同始终的“永远”，可不是要指向最后审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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