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5260
这里活动着晚近民族主义特具的某种东西。劈木人的塑像被安放在一座“神殿”内,那是建筑师亨利·培根(Henry Bacon)仿效着安全属于异教的古希腊的宗教大厦建成的。里面,麦芝达公司被召来将怪异、冷淡的阳光拒之门外,由此巧妙布置成对中世纪教堂明暗交替的内景的仿真效果。(如果人们把历史设想为一场接力赛跑,这可能就是民族从宗教精疲力竭的手中夺过接力棒的时刻。)
1703305261
1703305262
标识语是以一种类似的逻辑在运作。我们首先再度得到保证,我们走进的这幢建筑是一座神殿,而且是“真实的”一座;这一点我们从它的立面去看可能猜想不到,从风格上说,它的立面跟许多银行、大学生联谊会会堂、保险公司和法院大同小异。另外,这座神殿是“祀奉之所”(enshrinement sites)序列的组成部分,“人民之心”也归向这种场所;或者,也许“人民之心”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的神殿。所祀奉的不是林肯本人独一无二的骨骸(仿佛他是一个近代圣徒),而是某种可以幽灵般地、无限期地复制的东西:他的“记忆”。这种祀奉还是“永远的”——显然是与“人民”、这个民族同始终的“永远”,可不是要指向最后审判日。
1703305263
1703305264
无疑就是上面勾勒的精妙舞台技术,创造出——特别是在黄昏以后——某种声光表演(son et lumière)的在场,然而假如这尊塑像搬到赫斯特古堡(Hearst Castle)而神殿搬到达特默思学院里,这种效果会顿时无影无踪。与此同时,林肯纪念堂与穆齐尔调侃的纪念碑共有着某些有趣的东西:永远存在的从注意力中消失的可能性。人们可以从它无力给人指令上来理解这一点。下跪?脱鞋?绕着它逆时针地转七次?吟唱?祈祷?乞求保佑?鞠躬?问计?献上点东西?注目二十分钟?似乎没有哪一种特别有道理。[76]因为差不多人人都懂得,这尊塑像及其环境是复制品,而且是独特的复制品,因为它没有原型。[77](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他们愿意肃然起敬,却断定该做的事情是拍照,单独拍林肯,或者他们本人、家庭、朋友、情侣与林肯合影——在纪念堂管理当局容许他们这么做的无论几个钟点里。)
1703305265
1703305266
然而与此同时,林肯纪念堂的复制品立即与附近的杰斐逊的复制品联系起来了。就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意识到晚近官方民族主义的人物塑像的独一特性,那就是这些塑像本身不是独一的。人们一注意到马志尼,就会被马基雅维利、加富尔、但丁和邓南遮争来抢去,他们作为民族英雄可以毫不犹豫地相互替代,因为这个序列本身要求他们这样。的确,雕像的漠然的可替代性,人们在拉什莫尔山上一览无余。这表明英雄的民族纪念像没有光晕,像人们在《宫娥图》(在不管怎样的照明下,哪怕是怪异的[78])、哭墙或吴哥窟的本原性中感受到的那种光晕。在它们面前,人们不以为奇地发现自己被禁止拍照,而且这一禁令还让人心悦诚服:一当它超出他们镜头之所及,他们就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神圣之物。这一刻,他们不复是旅游人,而成了朝圣者。另一方面,民族英雄纪念像光晕无存这一事实,也意味着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不同媒介流通——邮票、T恤衫、明信片、墙纸、海报、录像带、餐具垫等,没有谁会觉得渎神。最典型的大概要数美国钱币。事情并非这么简简单单:五张华盛顿的复制品可以给你换一支上好雪茄,五张安德鲁·杰克逊的复制品则可以让你在普通旅馆住一宿。其实递降的声望级序——华盛顿、林肯、杰斐逊、杰克逊,与递降的购买力级序刚好相反(所以华盛顿值杰克逊的二十分之一,林肯值杰斐逊的一半),但是对此谁都满不在乎,甚或念不及此。
1703305267
1703305268
如果我们考虑到,当光晕在复制品序列之内出乎意料地使人感知到它的在场时又是怎样,就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状况。1896年12月30日,伟大的小说家、诗人和道德家何塞·黎刹,在马尼拉闹市区被西班牙人统率的、本地人组成的行刑队公开处决。他牺牲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上,阿奎那多的革命政府发布公告,敦促爱国者们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无论什么方式纪念他的殉难。当革命尚在征程中的时候,首个“黎刹纪念像”建造起来了。但它不是黎刹的一尊雕像,而是染上了共济会色彩的一个抽象之物,只有他的两部振奋人心的小说的题目刻在上面——好像在说:读之!后当为汝国之自由而战!
1703305269
1703305270
在革命的菲律宾共和国被美帝国主义镇压之后不久,种种塑像骤然在这块领土那些平服的广场上增衍开来,此前它们被严格局限于教堂的内部和立面。它们几乎全是由当地种植园主(hacendados)或其他显达立起来的,基座上镌刻着他们的名字,而且很大比例的塑像是黎刹的复制品。由是启动了黎刹的序列化,不单是靠他本身的机械复制,还靠他与别的立了塑像的已故英雄并排出现。在美国人发起对“菲律宾人”的普查计数后,他很快就开始被受过英语教育的新式精英称为“第一个菲律宾人”。最后,在据说是他被行刑的地方,殖民当局允准竖立一座黎刹纪念碑,顶上是这位殉道者的一尊塑像;这里结果成了如今设计精巧的伦礼沓公园(Luneta Park)的中心点。1946年,美国准许菲律宾第二次独立,自那以来,每当这位殉道者忌日的破晓时分,内阁就会群集在纪念碑下,举行一个简短、正式的仪式,这已成惯例;同时马尼拉港的军舰奇特地——考虑到这种场合——多次鸣炮致敬。几个月后,在纪念第二个菲律宾人、革命家博尼法西奥的马尼拉纪念碑前,将会发生非常相似的事情,只是规模稍逊。哎呀,博尼法西奥可是遵阿奎那多之命被处死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典型。
1703305271
1703305272
但是如果谁在伦礼沓一直等到上午晚些时候,他将看到大队大队的朝圣者,从四面八方涌来,许多人穿着白色衣裳,或者是1896年革命最早的那种旗帜的颜色。他们清楚知道该干什么:依照各自的礼仪,他们吟颂,他们歌唱,他们祷告,他们跪拜,他们闭目静思,他们列队前进,他们手挽手,他们哭泣,他们祈福。人们不严谨地称他们是“黎刹教徒”(Rizalistas),意思是说,他们有些人相信黎刹是再次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或者是菲律宾的基督,而伦礼沓因之成为各各他;另一些人相信他从未死去,而是在某个神山顶上,静待他重返此地救赎他受苦受难的人民的那一时刻;[79]甚至还有些人相信,利用某些秘术,他的法力无边的神灵是可以接近的,尤其是在某些神圣场所和时间——这包括伦礼沓纪念碑和国家所称的黎刹节,还有别的时地。换言之,他仍然活在这里。这样的人信赖的是灵媒,而非传播媒介。政府故意对这些朝圣者不理不睬,[80]不仅是因为它并不赏识这第一个菲律宾人可能重返人间进行审判的观念,而主要是因为它自身的礼仪有赖于黎刹的可替代性。但是在朝圣者们自己看来,黎刹是唯一者——不可代替,不可交易,不可序列化——而他迷人的光晕恰是从他《宫娥图》般的独一性中冉冉升起。
1703305273
1703305274
如果我们现在从民族先贤的复制品转向安葬他们各自遗骸的官定场址,就不难发现劈木人和黎刹不同命运之间的相似之处。
1703305275
1703305276
美国似乎开了国家公墓的先河——但是我们不应惊讶,它是在独立战争之后近一个世纪才这么做的。葛底斯堡战斗结束之初,国会投票决定,拨款为新近的阵亡者——联邦的战士,南部邦联的战士,没人认识的战士,就在这块战场上修建一处特别墓地。每个死亡的选民或未来选民的遗体,都被授予属于它自己的单独的坟墓和墓碑。[81]但是葛底斯堡还有一种草就、试验的性质,美国内战的其他大血战,没有哪一场的死者被厚待以这种政治礼遇。众所周知,是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这种原型方才进入——这么说吧——全面生产。正如人们可能料到的,最成功的生产商是那个最老牌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那个大不列颠,它还(但只是勉强地)合并着爱尔兰。
1703305277
1703305278
如托马斯·拉克(Thomas Laqueur)精彩描述的那样,1915年3月,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在斯基罗斯岛(Skyros)战死前夕,为了安葬当时和将来的阵亡者,一个官方的“墓地登记委员会”设立起来,紧接着又就开建在法英国人的永久公墓一事同巴黎展开谈判。[82]到1916年3月,“一些[200个]海外战场”的“角落”被伦敦选定,并计划根据未来战事的范围,新增300—3,000个公墓。由此开启了一个进程,它直到1938年才结束,那时节,1,850个这样的坟场业已成形,大多数位于法国和比利时。从葛底斯堡那里,英国政府吸纳了这个观念:死者应当有其个人的、标记分明的坟墓,但是要尽可能整齐地归并在他们战死的疆场周围。到1930年,大约557,520名大英帝国战士——其中五分之四来自联合王国——被认出来,葬在各自的标上名字的坟墓里。还有180,861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也被埋进各自的墓穴里。对于清点出来的那些尸首灭失,或炸成碎片,或碾进泥沼的336,912人,所能做的就是,尽量靠近他们最后被记得还活着的地方,在那里立下石柱,镌刻上他们的名字。总计超过了一百万。
1703305279
1703305280
真正的英国创新在于保持这些公墓的运转。如何做到这一点是特有启发性的。关键步骤是民族—国家化(nationalization)——在该词的任何意义上。首先,国家垄断控制了一切尸身、一切纪念碑和一切公墓。阵亡者家属被法律禁止将他们亲人的遗体渡过英伦海峡运回家乡。换句话说——这话大概会使布鲁克惊呆的:是英国政府确保了如此众多的海外战场的角落“永远属于英国”。其次,英国政府尽其所能地要使得死者是民族的并一直如此(兴许是遵循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的乔治[又称乔治五世]的精神吧,他在1917年7月17日发布皇室诏告,宣称他,以及他的祖母维多利亚的其他所有男性后裔——如果他们是大英臣民的话,将采用“温莎”[Windsor]这个民族姓氏)。达到这个目标的最重要手段是,常常要顶住国内的强烈反对,执意认为那些坟墓及其标志应该尽量整齐划一,它们应该在管理严密的空间格网里规划好。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明显区分开中产阶级与工人,军官与军士和列兵,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家属获准提交不多于66个字符的不管哪种铭文,那还得经受墓地委员会的审批,[83]还要按字母收费。这样,即便近距离看去,也没有哪座墓碑会鹤立鸡群。参观者可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在每个巨大的公墓里,死者们——这么说吧——在一动不动地立正,纵然是横卧着的。她也会被激发着开始计算那些可替代的象征性的整数,这种整数再常见不过地被加之于四分五裂的战士的残骸上,向我们表明,躯体计数对晚近的官方民族主义多么重要,而不仅是对人口普查或在选举日才关系重大。
1703305281
1703305282
巴黎和华盛顿大不如伦敦那么成功,明白何以至此很有意义。在法国,政府没有英伦海峡帮它坚持垄断权主张。“亲属们”很快开始争夺尸体,这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演愈烈。强势的天主教会直陈它厌恶公墓,因为它们如此显眼地同传统的宗教礼拜地点分隔开来,看似受到第三共和国反教权主义的瘴气的污染。不以信仰来区别死者证明是办不到的——基督教徒(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的十字架,犹太人的六芒星形,穆斯林(他们有许多人来自早已变成宗主国法国的组成部分的那个阿尔及利亚)的清真寺一般的圆顶。就美国而言,它是个历史上较弱的联邦制国家,悬在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上保持平衡,无缘效仿白厅官方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化。尽管一些有权势的政客做出了不懈努力,要让美国阵亡者留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国土上的“美国”公墓里,在那里他们可以代表新近的、也许还有将来的美国在欧军事荣耀;但是没有得到什么系统的结果。[84]仅仅30%的阵亡者未能通过横渡大西洋的长途旅行回到故乡,其余70%的死者,正是他们的亲属而非国家决定了他们是私下安葬,还是葬于国家或民族的公墓里。无疑地,这一反利维坦的民主主义胜利的缘由之一是,共和国最近的战事都发生在古巴和菲律宾,这些蛮夷之地,美国人不能设想竟愿埋骨其间。一种传统已当其位,它后来将保证死于韩战和越战的许许多多美国人,不远万里尸骨还乡。更奇特的是,没过多久国会感到,对想去祭奠埋在欧洲的儿子的那些母亲们(不是妻子们),不能不资助往返船票和其他开销。不过有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差别。白人母亲们乘坐豪华的远洋客轮的特别二等舱,住在高档宾馆里;黑人母亲们对商用轮船就只能知足,寄宿在绝成不了五星的住房里。
1703305283
1703305284
如果民族战死者的无名众生的纪念命运就是如此这般,那么官方民族主义怎样设法对待垂范天下的名人呢(他们大多死在自家床上)?法国展现了一个饶富意味的例子。
1703305285
1703305286
1764年,遵照路易十五的旨意,建筑师苏弗洛(Soufflot)开始建造一座教堂,它要供奉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热娜薇耶芙(Sainte Geneviève),却是按照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学来的一种“古典”风格设计的。也许就是这种风格,确保了大革命期间它被赋予新命,成为改葬伏尔泰、卢梭这类民族圣贤的先贤祠。[85]所有权从王朝到民族国家的易手,透露在添加到它立面上的这句响亮广告语中: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1828—1830年间,它短暂地恢复了宗教地位,后来在1851—1870年间,在拿破仑那欺世盗名的侄孙(great-nephew,原文如此,应为侄子。——译注)统治下,又再度如此。直到1880年代,“祖国的感谢”才赢得了对圣热娜薇耶芙的稳固的法律胜利。但是光晕始终躲着先贤祠,即便它是一个吸引游人的经久不衰的名胜。如果有谁想知道为什么,部分解释应当出自对它与拉什莫尔山国家公园相似点的思考,以及对“伟人们”这种民族序列的可替代性逻辑的思考。无论是华盛顿、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还是林肯,都没有葬在拉什莫尔山,但是就算他们全葬在那里,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游人们站在紧邻一个巨型停车场边沿的围栏旁,仰视着“我们最伟大总统”的那些塑像(它们的身量是由彼此的存在予以保证的),然后就驱车各奔东西了。先贤祠亦然:游客们往前走之前,先看到了“伟大法国人”的一个个大名,那是一个约束序列,其中伏尔泰和卢梭可以相互代替。[86]这些躯体真的在那里,是官方民族主义的囚徒,但在这样一个圣地里,这一点无足轻重,因为参观的眼睛哪里都看,就是不看地面。
1703305287
1703305288
正如通常的情形那样,“不成功的”陵墓尤能揭示它们竞争对手的成功背后的机制。早在1910年代,在诺特(Norte),即一位美国城市设计师所规划的崭新市立公墓里,一座小型的先贤祠建立起来,用于安葬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事实上在美国统治时期,有相当数量的官方认可的这类英雄的遗骸归存此地。今天,菲律宾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知道这个荒废失修的先贤祠的存在。从外面看来,它尚可辨认出本来模样,但里边已经成了管理员及其家庭的公寓,沿墙的壁龛如今主要摆满了玩具、盒式录像带、罐装商品和厨房用具。发生的事情就是,菲律宾的伏尔泰和卢梭们设法逃离了,鼓动起忠心耿耿的、通常是家族的遗体争夺者来把他们转移到家乡的神殿里去,在那里他们可能受到祖先崇拜精神指引下的照顾,而且,从官方—民族的视野消失之后,兴许获得了独一之物的神奇光晕。与此同时,诺特公墓过着它自身的辉煌壮丽的生活,每年在万圣节前夜臻于顶点,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家庭源源而来,各自奔向自家的坟墓,同魂兮归来的死者共度佳节:放风筝,玩牌或打麻将,抽烟或吸大麻,喝酒,祈祷,赌钱,准备祭品,掌掴孩子等。
1703305289
1703305290
这里有某种令人兴奋的东西,人们在民族庆典上很少看得到,或许是由于这种仪式的结构不是序列性的,而完全是蜂窝状的。每个家庭可能或多或少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每家的祖父母(abuelos)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也引不起别人的兴趣。菲律宾大多数总统安息于此,在沿着公墓主林荫道的壮观陵寝里,但是没人注意到他们,哪怕是以拉什莫尔山的那种态度;只有他们各自的子孙来祀奉他们。
1703305291
1703305292
在复制品—雕像与死者之间的某个地方,是官方民族主义的那两个奇异作品:伦敦的无名烈士墓和一战死难者纪念碑。但是正如下文将明了起来的,它们最初的巨大成功充满了矛盾性,而且依赖于某种独一性的光晕,由于它们创建者的隐含计划,那种光晕注定是要退去的。
1703305293
1703305294
英国政府似乎在一战结束后的早期开创了这些纪念物,它自始即深忧这样的可能性:假如这位无名烈士的身份得以追查出来的话,他可能逃逸或遗体被夺走——在诺特的意义上。譬如,寇松(Curzon)热烈地坚持,无名烈士应当“依旧无名”。[87]因之,寻找合适的遗骸就被限制在大战最初几个月战死的那些人,他们最大限度地腐烂了,可能是七分如尘,三分像人。军方官员筛选出这样四具遗骸,再从中抽签选出一具,成为这条全面禁令的唯一例外:乔治五世国王陛下的死亡臣民不得返乡。实际上,由一艘英国海军驱逐舰横渡英吉利海峡运送的,是十六只桶,里面装了五十袋法国泥土。不过西敏寺大教堂的葬礼激起了惊人的情感喷发。在1920年11月11日以后的日子里,超过125万人排着队缓缓经过开放的墓穴。同一天,由君王揭幕的一战死难者纪念碑产生了相似效果。数千悼念者在它周围摆放花圈。
1703305295
1703305296
至于统治阶级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我们最好求助于伦敦的《泰晤士报》,它评论说:
1703305297
1703305298
此前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份公告,一吐为快的公告,说我们全是平等的,全是一个躯体或不如说一个灵魂的一部分……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支管弦乐队的成员……在那肃静的仪式上,有一种忘我,一种预言应当实现的渴望……即我们可以,真的,全都成为一个政治躯体和一个不朽灵魂的组成部分。[88]
1703305299
1703305300
透露内情的短语“一吐为快”,夹在“一份公告”和“我们全是平等的”中间,向我们表明那是虚伪的官方民族主义的叫卖。但是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新奇的仪式那时候对寻常百姓实际上“起作用”?较好的解释或许出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其一当然是国家对阵亡者的民族—国家化,以及他们被强使隔离在大不列颠境外,所产生的意外后果。数百万的丧亲者,无一获许以诺特的蜂窝方式埋葬他们的亡人。用互补的方式,一战死难者纪念碑的空洞性与无名烈士墓独有的丰富性,使得其间可能插入私人记忆和悲伤。缓缓移动的瞻仰队列的好处在于,每个吊唁者都有暂时的机会插入那种意念,还意识到她前后的人都在插入他们自己的东西,对此她当然不能与闻。这是万圣节前夕吗?另一种回答不过就是仪式本身的新奇性。人们在参加时,并未想到这些仪式将要年复一年无限期地重复,而且要在许许多多不同地方重复——换言之,那些仪式仍在序列的控制力与无本原的复制品的逻辑之外。它们在1920年那时还有独一性的光晕。[89]但是这样的成功,处在晚近官方民族主义和私人悲情的临时接合点上,它始终是在一个定时器上跑步。序列化和复制的逻辑很快加入了游戏。阿林顿如今有了四座美国无名烈士墓,分别为一战、二战、韩战、越战而立,也有南部邦联无名烈士墓。阵亡将士纪念日在星期五和星期一之间摇摆不定,为的是确保——在无尽的一系列日历年(calendar year)中——一个悠闲自在的季春假日。
1703305301
1703305302
现在,当真正的死者同时被遗忘、复制、隔绝、序列化和无名化的时刻,我们回到了这个矛盾的问题,即我们只能称之为无本原性(originlessness)的本原问题。在《想象的共同体》的最后一章,我示意说,十八世纪晚期的种种断裂——它们本身是长期社会转型的变向时机——突如其来地产生一种新意识。这一意识根植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中,造成健忘症和疏离感,那与青春期带来的对童年的忘却如出一辙。一个深渊展现出来,它要求(也助成了)米什莱(Jules Michelet)发出亘古未有的宣称,说他是为一代又一代死去的“法国”男女立言,而那些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恰在这个关键时刻,民族的叙事,连同其古怪的反系谱的目的论,都出现了,它们“顺着时间上溯……[直奔]考古学灯笼摇曳不定的微光照到的随便什么地方”。[90]
1703305303
1703305304
米什莱在要“拯救”无言死者的激情四溢、为天下先的个人声称中,尚且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本人就是一时的创始者(Originator)。可是一旦他存在于斯,供所有人阅读,一个谁都可以剽窃的模型于是就位了。滑稽的是,没有什么人、什么机构比这样一些人更好地处在从事这类剽窃的位置上:贵族阶层、后殖民精英,诸如此类人,他们希望借过去传下来的世系而主张自己的合法性。那些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拉丁文《大宪章》的人,据称是讲诺曼法语的大封建领主的后裔们,凭借米什莱的反向目的论,就这样成了英国民族主义旗帜的名正言顺的旗手。
1703305305
1703305306
1703305307
1703305308
[
上一页 ]
[ :1.703305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