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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社会要求我们热爱我们共居的大地；视大地如母，如共同的哺育者……人人都想到，同一片土地承载了人，滋养了生物，待到它们消亡时将其接纳入怀，于是，他们事实上都感到因某种强有力的东西而结合在一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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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是阿克顿本人的警句：“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温床。”[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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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顿在试图比较两类政治忠诚，一种与合法性协调无间，另一种则与之格格不入。因为波舒哀没有提到法国（撇开那法语），相反提到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人类感觉自己被生养他们的故土牢牢系在一块，还将在她的怀里——他们这样梦想——寿终正寝。对波舒哀来说，人们向往着就在他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终老，似乎再正常不过了。包含在由出生和死亡这两个非自愿的、宿命性时刻所划定的界线之内的这种静态，与封建社会的社会公理同声相应：即该社会被建成一种神定的、不可更易的等级制度。这同对本地土壤的深深依恋相结合，使得数以百计的这种共同体有可能平静庄严地聚合成有合法性的庞大松垮的统治区（imperia），而且如有必要，它们可能通过王室联姻、外交和战争，拆分到其他统治区去。[94]波舒哀的注意中心因此是在Heimat（德语，故乡），或者也许更恰当地说是patria（西班牙语，家乡），这个绝妙的伊比利亚语词能够从“父母之村”，经由“父母之乡”和“父母之郡”，逐渐延伸到“父母之邦”（home-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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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阿克顿相信，“民族主义”源自流放，此时人们不再能够轻松地梦想回到曾经生养他们的滋润的怀抱。极有可能的是，这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心里主要想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民族主义领袖——马志尼，加里波第，科苏特，等等，他们很多人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故乡以外，有时就客死他乡。但是阿克顿所谓的流放的确老早就已开始。波舒哀已经是一个落后时代的人了，因为他出生于1627年，那是在清教徒的“先辈朝圣者”（Pilgrim Fathers）移民团在普利茅斯礁石登陆之后七年，在天主教的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猛攻蒙提祖玛的著名首都之后一个多世纪。自十六世纪晚期以降，数百万的起码名义上自由的欧洲人，数百万的受奴役更甚的非洲人，可以谓之踏上了横跨大西洋的“流放之旅”。这些迁移规模之大、路途之远，都是史无前例的，使得里斯本、马德里和伦敦必须发明古怪的新词crioulo，criollo和“the colonial”，指代一种新型的流落异域的人和文化。对这种渐次浮现的流离意识，玛丽·罗兰森（Mary Rowlandson）的纯朴回忆提供了一幅最为鲜明的图画。她是一位年方十九、刚刚出阁的马萨诸塞女子，在1675年2月被一伙当地的阿耳冈昆部族（Algonquin）和纳拉干西特部族（Narragansett）的斗士短时间劫持。她可怜巴巴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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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群英国人的牲口，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虽然帮不了什么忙。不久我们来到一条英国人的小径，我真喜欢它，我想我本来可以索性躺下去死掉。那天，正午刚过，我们到了Squaukheag，印第安人迅速分散到英国人荒废的几块田地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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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的用语中，我们观察到奇特的、全然是克里奥耳语的自相矛盾倾向。一方面，她觉得不必向她的读者解释Squaukheag位于何处，更不消说如何念这个醒目地不属欧洲的地名了。她的熟知并不出人意表，Squaukheag可以说就是顺着这条路走去的那个地方，毕竟她在这个同样不属欧洲的马萨诸塞出生并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另一方面，她看见了面前的“英国人的牲口”，一条“英国人的小径”，和“英国人荒废的几块田地”，虽然她从来不曾处在距英格兰三千英里范围之内。这些可不是从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Cotswolds）或唐斯的有草丘陵地（the Downs）——可以说真实地点——拖曳过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想象行为，对十七世纪格洛斯特郡或萨里郡的一位年轻牧师之妻来说，这样的想象决不会发生。它们之所以某种程度上准备好了成为“英国人的”，恰恰因为它们是在马萨诸塞，不是在英格兰，因为在玛丽看来它们蕴藏着她的“英国”人民农业劳作的踪迹。但是我们也可猜测，直到她被绑架的那一刻为止，她是就事论事地把牲口看成牲口，田地看成田地的。后来她落入阿耳冈昆人和纳拉干西特人手里，被拽出了日常生活，就在她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的正中央，她发现自己处于可怕的流放之中：当此之际，她的“民族化”时机到来了。她沿着一条小径挣扎着，就在她确信自己不可以躺倒死掉的节骨眼上，那条小径变成英国人的了。当她最终被赎救出来，回到她出生的共同体中时，她的“民族主义的”震颤不见了。因为她已经设法差不多回归故里了。然而这个故里是兰开斯特，还不是美洲。[96]这里的悖论在于，我们今天能够不费神地把玛丽·罗兰森理解为美洲人，正是由于她在囚禁中看到了面前的英国人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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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罗兰森的故事在马萨诸塞初版，一年之内，在大西洋对岸也出版了，而且证明很受欢迎，整个十八世纪累计出了三十版。[97]在新近联合起来的王国里（玛丽被掳是在苏格兰被掳之前二十年），飞快增长的阅读大众渐渐知晓了不合常轨、用英文写作的女人们，她们从不曾涉足英国，却可能被“野蛮人”拖过英国人的田地。她们是什么人？真是英国人吗？非英国的英国妇女——“殖民地居民”（colonial）的照相底片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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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英国人到北美建立殖民地之前一个世纪，西班牙人已下手在加勒比海和南美从事征服活动，所以非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很早就开始隐然耸现。早在1612年，马德里人、多明我会神学家胡安·德拉·普恩特（Juan de la Puente）就写道：“美洲的天空诱发出易变、淫靡和谎言：这些是印第安人典型的恶习，而那里的星座使它们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西班牙人的特征。”[98]此时克里奥耳人正从形象上创造出来，稍后将在文化和政治上变为现实。[99]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土著”（the“native”）真正的历史起源，尤其是如果我们回想起对德拉·普恩特长达一个世纪的怒斥的话——这种怒斥因横跨大西洋双向流动的印刷品的轻嘶而变得可能。“土著”这个人物形象有时藏在其他名目下，完好地挺到我们这个时代，欧洲如是，别的任何地方也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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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土著就像“殖民地居民”和“克里奥耳人”一样，是一张黑白底片（white-on-black negative）。土著的土著特性始终是无所系泊的，它的现实意义是混合的、逆喻的（oxymoronic）。它的出现，是在摩尔人、异教徒、回教徒、野蛮人、印度教徒之类变成废词的时候，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临近真正的印刷品会战之秋，有相当数量的越南人读法语、写法语，或许还说法语的时候，而且是在捷克人对德语、犹太人对匈牙利语都同样如此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纯正（由此还有清洗）恰是从这种混杂中开始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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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所有这些发动机开动起来的？略有不同地说，是什么使玛丽·罗兰森（以及不久之后的伦敦）的不稳定的英国属性成为可能？简单的回答是资本主义，仰仗它的机构，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数百万自由的、契约约束的和受奴役的身体能够穿越几千英里海域进行运输。但是这一运输的物质实体——轮船、火器和航海装备——是由墨卡托地图与积累起来的巨量知识所指导的，前者受数学的启迪，后者在印刷物中存储和传播。也正是凭借往返越洋的印刷物，这种不稳定的、想象的、带着英国属性和西班牙属性的世界才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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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离运输与印刷资本主义通讯系统的重要关联，为十八世纪末叶第一次民族主义运动的繁荣准备好了基石。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繁荣首先在北美，然后往南在天主教的、伊比利亚的殖民地发生，那里的经济全是前工业的。十八世纪下半叶，北美殖民地比宗主国有更多的印刷机，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预示了那个繁荣过程。所以情况就是，到1765年，用沃纳的话说：“印刷品渐渐被看成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对亚当斯这些人来说似乎是世界解放的首要原动力。使印刷业的这次转型尤其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十九世纪的出版物爆炸，实际上不涉及该行业的任何技术改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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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大西洋彼岸，随后在全世界，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开始创造更加地方性的流放形式。在本杰明·迪斯雷利1847年的怪异小说《坦克雷德，或新十字军》里，他评论说“伦敦是现代的巴比伦”。[101]在这个逆喻里，一种囚禁叙事的回声同奢靡和堕落的箴言式比喻的回声一样响亮。这是从迪斯雷利早两年发表的小说《西比尔》的有名副题“两个民族”中合乎逻辑地生发出来的。正在深化的工业资本主义那时已经在领土狭小（假如不算爱尔兰的话，小于宾夕法尼亚与纽约之和）的单一国家中造出了“两个民族”，不过它们决不对应于任何公认的族群或宗教共同体。当恩格斯1842年抵达曼彻斯特开始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已经捷足先登。这个世界纺织之都有了一个火车站。火车头启动了它的世界性、历史性的使命：将成千上万的乡村村民运到城市贫民窟。这个使命的划时代意义，比之先前三个世纪跨大西洋的航船，也不遑多让。[102]只有少数人将会返回家乡，在村子的无知先人们安息的那些逼仄墓穴里尽其阳寿。盖尔纳精彩地描述了这种新颖的工业生活经验如何剧烈地改变了这些人的生活，这种改变又如何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纳民族主义，但是他的描述应当以流放的符号来读解。在英格兰，看到“英国人的田地”正开始变得可能——从铁路车厢望出去。与此同时，另一种流放正因工业资本主义为欧洲诸国生产的财富而露头。因为这种财富促成了一种集中化、标准化、层级陡峻的公共教育体系的蔓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提醒我们说，就在《坦克雷德》出版之际，1848年动乱的前夕，全欧只有48000名左右的大学生，这个数字实际上低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当前的入学人数。[103]但在该世纪的下半叶，教育部如蘑菇般四处涌现——瑞典在1852年，英国在1870年，法国在1882年，孩子们开始被迫移居学校。[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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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期，年迈的菲律宾人佩德罗·加罗萨（Pedro Calosa）接受采访，被要求对比两个时代的状况——当前的时代，与他领导的反抗美国殖民主义的1931年起义那个时代，这时候他带着怀旧的满足感评论道：1931年那时“尚无青少年（teenagers）一说”。[105]因为人的这个新类型——儿童与作为劳动力的成人之间的游荡者——当时方始形成，是拜帝国主义者的大众教育新机器所赐。但是泛而言之，青少年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将其标准化的国语强加其上的所在。不管这种国语是该国国民普遍懂得的语言的一种社会尊崇的方言（如英国国王的英语），还是从多种地方语中确定下来的一种地方语（如奥匈帝国的德语），结果往往是地方语（vernacular）和方言（dialect）的社会和政治等级的重新分层与合理化；由于新教育日益同就业前景和社会流动机会挂钩，情况就更其如此。难怪人们变得越发自我意识到他们的语言实践及其后果。司空见惯的结果是一种流放。标准化的国语越是不再仅仅是行政官员们的内部语言，而成为一个宣传性国家的官定语言，就越有可能在旧欧洲出现像克里奥耳人或土著民的角色：不是真正德国人的德国人，不十分像意大利人的意大利人，不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如同在美洲一样，一种不稳定的否定性出现了。因此，到1919年改变了欧洲版图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由通双语的年轻人领导的，1919年之后亚洲和非洲也沿袭了这个模式：没什么比这更不让人惊讶的了。一个男孩，跟母亲学会了捷克语，从学校学会了德语，他怎么能够抛却在他讲德语的同学身上未曾留下丝毫污染痕迹的一种捷克语？他怎么能不透过他的德语的倒转的望远镜看去，认为他的捷克语仿佛处在流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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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勾勒的视角看，有人可能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它们的可变终点，即如愿以偿地成为民族—国家，是摆脱流放的回家之举，是混居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为了在政治斗争的暗室里从底片上冲洗出来的正片。捷克人终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生并最后埋骨于斯，波兰人则在他们的波兰生生死死。文化生活和政治忠诚将彻底地、稳定地不妨说是按照波舒哀的方式校正一致。在欧洲以外的殖民地领土上，同样的逻辑在推进着，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敷衍地或热衷地。现代的有界国家疆域以墨卡托法绘成地图，多少较为有效地管辖着，好像只是在静候相称的居民。这里，从某一视角看来，殖民主义好似一个噩梦缠身的口吃者。说它是口吃者，是因为就其本来的性质而论，它无从列举这样的居民。再没有比菲律宾更好的例证了。到西班牙统治末期，以受保护领地（terre nourrice）的身份，它已有350年之久被想象成Las Filipinas（菲律宾）。但是Filipino（菲律宾人）？不过是宗主国的人对当地克里奥耳人这个极小阶层的轻蔑称呼：不错，他们是住在菲律宾，但依傍着远为人多势众的半岛人、梅斯蒂索人、华人和土著民。直到1890年代的革命党人才把它用作这个家园上全体人民的称谓，他们最终包含了以上所有类别的成员，执拗地归于自身一种共有的菲律宾属性。殖民主义也是噩梦萦怀的，因为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论证说，它在民族主义者本身变成历史存在之前，就梦见了早发的民族主义。[106]由这种观点出发，诚如过去共和主义美洲的模式原来所暗示的，在地图上标出马里，大概就得找出它的马里人；标出锡兰，就得找出锡兰人；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就得找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但这绝不能说总是做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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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因之就能明白，为什么民族—国家地位对十九、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事业如此关键，那些事业毁灭了从专制主义时代继承而来的庞大的、多语言混杂的帝制王国，以及比王国本身更长命、更庞大的殖民—帝国主义混合体。因为它——连同其典型的共和制度——被认为代表了想象的家园与想象的家园主人的一种新发现的结合，并通过有组织地运用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确保那一结合的稳固。是故，李斯特式理想似乎合情合理：自给的“国民经济”，被关税像护城河似的拱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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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这个经典的民族—国家构想随着1919年国联的建立而全面开花之际，前进中的资本主义也开始侵蚀其基础。像较早时代那样，最突出的转变发生在交通和通讯领域。地上，机动车日渐代替了火车头，它们在上面驰骋的碎石路面的大幅扩张，绝不是只在国境线内才规格一致的。天上，除了像美国这类特大国和富国以外，商用航空生来就基本上是跨国的。一个人飞来飞去，是要离开或返回他的民族—国家，不是在国内四处旅行，而“国家领空”只有昙花一现的貌似真实的生命，随后卫星的问世让它成了明日黄花。这些变化的步伐和劲头，生动展现在进入历史上的移民地美洲的非移民外国人的统计数字上[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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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40 1,57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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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50 2,46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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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60 7,1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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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70 24,10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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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1979 61,64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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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91 142,07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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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移民数量超过移民的第一个十年是1930年代，而且比值已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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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机甚至把不识字的人口也带入了大众传媒影响范围之内，它的收听从未被有效限制在民族—国家的听众上。没有哪家报纸能够奢望支配地球卫星的那种覆盖范围，BBC或美国之音就能做到。后来，电话和电报、电影、电视、盒式录音带、录像机及个人电脑，将收音机发动起来的几乎一切东西都加速了，无限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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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进展已然有了并将继续带来无尽后果，正因为它们是高级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与全球经济趋于陡峻的经济分层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现实就是这样：全世界不到25%的人口占用了世界收入的85%，贫富差距正稳步扩大。在1980年代，8亿多人——超过美国、欧共体和日本人口之和——“甚至变得更见赤贫，1/3的儿童食不果腹”。[108]然而，多亏了飞机、巴士、卡车乃至老气的火车，这种不均和苦难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比以往更靠近特权和财富。故而移民不再像前些世纪那样，外移到新世界或澳新的那些边缘地带，而是内移到宗主国的中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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