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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证明和护照的联结是在这样一个年代制度化的，当时妇女还没有政治参与的法定权利，父权制家庭是大体上不受质疑的规范。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一切都急剧改变了。当国联成立——以及妇女选举权正盛行起来的时候，美国离婚与婚姻的比率大约是一比八，而今差不多是一比二了。未婚妈妈生育的美国婴儿比例，从1960年的4.2%惊人地增加到1990年的30.6%。[113]现代生活的国内漂泊和国际漂泊，也导致十九世纪的出生证明变得像一种伪钞。譬如，设若我们获悉玛丽·琼斯（Mary Jones）于1970年10月25日出生在德卢斯，父母是罗伯特·梅森和弗吉尼亚·琼斯，甚或是罗伯特·梅森和弗吉尼亚·梅森，我们不能淡淡地推论说，她就是在那个德卢斯被怀上，在那里长大，或者如今住在那里。我们搞不清楚她的祖父母是不是葬在德卢斯，而且即便是，我们也没多少根据可以料定，玛丽总有一天会埋在他们身边。弗吉尼亚还是梅森家的吗？或者是琼斯家的？或者又是别的什么人家？玛丽同罗伯特或弗吉尼亚的联系，有多大可能会超出定期的长途电话？她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人认作、也被自己认作一个德卢斯人，一个梅森家的人，或一个琼斯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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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证明的伪造性质，或者——我们应该说——它的低市场价值，也许因其赝品之相对稀少而得到确证。反之，大量的假护照以及它们博得的高价钱表明，在我们的时代，当人人都被设想成归属于联合国某成员国的时候，这些文件具有高度的事实断言性（truth-claims）。但是它们较少表明公民权，更谈不上表明对一个保护性祖国的忠诚，而较多表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权利；就此而言，它们也是伪造品。葡萄牙护照和孟加拉护照，即使真实不虚，也没有透露几分关乎忠诚或习性的事情，而是充分显示了它们的持有人获准在米兰或哥本哈根找工作的相对可能性。我们全都在机场的移民隔板那里经历过的隔离队列，所标志的经济地位远甚于任何政治忠诚。实际上，它们对人力计收差别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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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最后转向政治领域。至少在两个既有别又相关的政治范域，上面阐述的这些过程可能破坏了古典的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构想，后者立志要让习性、文化、忠心和排他的政治参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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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范域与后工业核心国家约略相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那些所谓移民国家（主要是美洲国家，也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非凡的能力让数百万移民同化和归化。加尔铁里（Galtieri）、艾森豪威尔（Eisenhauer）、藤森（Fujimori）、范布伦（Van Buren）、奥希金斯（O’Higgins）、杜鲁道（Trudeau）等名字就说明了问题。但是出生证明此时首先具有政治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宪法的这一限制性条款看出这点来：美国总统应当出生在本国边境以内。因此一个人要么是美国人，要么不是。而且，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服军役，要遭受褫夺公民权的法律制裁，虽说这并非总是不折不扣执行的。这个制度何时才开始式微的呢？或许是在我们划时代的1930年代，那时美国人被容许加入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要么是在1940年代末，那时美国人被默许参加新生的以色列国的保卫战？但是我想，既定规则中的这些失效之所以听之任之，恰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法外事务是区区小事，涉及的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再说，卷进去的那些美国人的美国身份从未被认真怀疑过。然而这些状况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改变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ereou）生而是希腊公民，后来成为美国公民，再后来，趁着机遇的召唤，又成了希腊公民和希腊总理。在他的发展中尚可见某种章法。但是对长滩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金·凯萨维（Kim Kethavy）的1993年柬埔寨总统候选人资格，我们又将作何感想呢？用《纽约时报》的郑重话语说，他“持有美国护照……他的竞选总部的办公室插满了美国国旗。（按照美国移民法，凯萨维先生万一获胜，或将被迫放弃美国国籍——虽然他获胜希望渺茫。）”[114]这里一切都有象征意义：凯萨维先生的国籍放在括号里，有案可查的报纸认为他只是“或将”被迫放弃它，假如他成了柬埔寨总统的话。没有迹象显示1990年代的《时报》觉得凯萨维先生——或美国政府——的行为有什么古怪或不妥之处。毕竟，美国公民米兰·帕尼什（Milan Panič）和穆罕默德·萨希尔贝（Mohammed Sacirbey）最近已就任南斯拉夫总理和波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而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离开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终身教授职位，不成功地竞选过爱沙尼亚总统。这种现象也不是美国一家独有；加拿大公民、计算机系统生产商蒂明斯基（Stanislaw Tyminski）曾与瓦文萨（Lech Walesa）对抗，竞选波兰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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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美国和其他老牌民族—国家里出现了一种族群认同，它相对于经典民族主义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看起来像是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美国变种的一个象征，也许是前些年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的间谍罪审判。一个美国公民，却为另一个国家刺探美国情报，如果谁认为这里边可能有什么值得褒扬的，那在古典民族主义时代会显得荒诞不经。但对同情波拉德的相当数量美国犹太人来说，这位满腹怨恨的间谍被理解成代表了一种跨国族群认同（transnational ethnicity）。还有什么能够如此颠覆性地模糊美国和以色列的公民身份呢？另一个象征是1977年亚力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电视连续短片《根》（Roots）所吸引的众多非黑人观众。（收看最后一集的有3600万户家庭，令人瞠目。）该剧凸显了绵延不辍的“非洲人属性”（Africanness），由此意在反驳大熔炉的意识形态——哈利的祖先们虽则已然美国化，多少还保持着那种属性。几乎没有疑义地，《根》的流行多亏了这个可换位的主题，只要我们回想起特别是在1980年代，那些地地道道的美国青年一窝蜂地去为大学里的各种族群研究项目游说，他们也热情洋溢地去研究自己生身父母往往已经决定抛弃的语言。从这些和别的冲动里冒出了文化多元论的意识形态纲要，它暗示说，十九世纪那种简单形态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不够用了，或者不可接受了。（可是什么形态够用？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选举的参与度一直在下降，到1990年达到极低点：仅36%的合法选民投了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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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方说）美国人到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再到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的这种转变，正受到两股力量的强化：一是前面谈过的交通和通讯的普遍革命，二是当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例如，克利夫兰的斯洛文尼亚血统的人就比卢布尔雅那还多，既然斯洛文尼亚已是独立国家，在克利夫兰以及在美国做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就显得重要性有所提高。这样的族群认同通常和《根》一样有着浓厚的想象特征。我们多半会为这样一些矢志不移的“爱尔兰裔”波士顿人发笑，他们不懂爱尔兰文学，不玩爱尔兰的运动，不给爱尔兰交税，不服爱尔兰兵役，不在爱尔兰的选举中投票，对这头“老母猪”（Old Sow）的今日现状仅有度假所得观念。然而思考下面这件事就不那么好笑了：男女同性恋者在科克（Cork）的圣帕特里克节庆典上的闪亮登场，一点也没有缓和包围着纽约的姐妹庆祝会的愤怒情绪。[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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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那边，相似的趋势也在活动运作，甚至可能在欧共体内因经济一体化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变本加厉。英国的民族阵线、法国勒庞的运动、德国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都是“族群化”进程的征兆。[116]因为它们宣传的要旨，本质上是要截然划分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与假定存在的本原族群（ethnos）。就算一个黑人在联合王国出生，在那儿念书、读大学，在那儿缴税，在那儿投票，还将埋葬在那里，但依民族阵线看来，他或她永远都不是真正的英国人。类似地，在勒庞的想象中，今日的法国充斥着外国人，这不是指还揣着阿尔及利亚护照的移民，而是指“非法兰西人”的政治法国公民。[117]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他从铁路车厢的窗户望出去，看到的不是田地，甚至不是“法兰西人的田地”，而是“糟了，法兰西人的田地”。种族主义是这些运动的一个强大影响因素，但我认为长远来说，随着欧洲人在全欧的更大规模流动，种族主义将不如族群化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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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讨论的所有那些急剧变迁所具有的第二类政治后果，跟移民自身有关。我们可以谓之“远距民族主义”的东西，正显山露水起来，这尤其是富裕的后工业国家政治生活族群化的产物。这类政治主要指向从前的第二、第三世界，它从不同方向撬开了古典的民族国家构想。最近对阿约提亚（Ayodhya）的巴布里（Babri）清真寺的灾难性破坏，就是一个显例，它把印度拖入印巴分治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摧毁行动经过了精心策划，由退役军人和警察进行了大规模演习和训练，它是“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 Hindu Parishad）官方发起的，该组织“从它住在北美和不列颠的支持者中间筹集了大量资金”。[118]不消说，这种支持者绝大多数是永久居留海外的印度人。[119]那些最顽固最狂热的拥护者，执迷于一个独立的卡利斯坦国（Khalistan），他们许多人不是生活在旁遮普，而是在墨尔本和芝加哥事业有成。贾夫纳的猛虎组织在它们的暴力斗争中强劲起来，是靠多伦多、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泰米尔人社群撑腰，这些社群通过泰米尔网（Tamilnet）在电脑上互通声气。[120]不妨思考一下德国的，还有澳大利亚和北美的那些克罗地亚人的不良作用：资助和武装图季曼（Franjo Tudjman）的分离国家，逼迫德国和奥地利致命地、草率地承认它。[121]全球各地富裕的亚美尼亚移民，筹措钱财和武器以确保埃里温对巴库的军事胜利，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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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远距民族主义必然是极端主义的，这显然是个错误。菲律宾境外有相当多的菲律宾人，他们捐助反马科斯的斗争，不是因为政治流亡；今天的菲律宾经济严重依赖这些人从海湾、意大利、沙特阿拉伯、英国、加利福尼亚、中国香港、日本和西班牙寄回去的钱。不住在中国本土、反而常常是异国公民的华人，也向中国民主化运动给予了金钱和其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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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总的说来，今天的远距民族主义让人感到或许是未来的一种险恶预兆。首先，它是资本主义对一切人类社会实施的冷酷无情、日甚一日的改造的产物。第二，它造就了一种真诚却又极不负责的政治。这些参与者几乎不在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国家纳税，不对它的司法系统负责，也许没在它的选举中投过哪怕是一张缺席选举人票，因为他是异国公民；他不用担心坐牢、刑讯或遇害，也不用担心他的直系亲属。但是，在第一世界安居乐业的他，可以送钱送枪，巡回宣传，建立洲际计算机信息网络，这一切会给它们最终所向的地区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第三，跟支持全球人权或环境保护事业的活动分子们不同，他的政治既非时断时续的，亦非心血来潮的。他深切意识到，他的流放是自我选择的；他在电子邮件中主张的民族主义，也是在他依然决意定居于斯的那个族群化民族—国家里，塑造一种严阵以待的族群认同的基础。就是那个把他边缘化、污名化的宗主国，同时让他能够在地球的另一面，顷刻间装扮成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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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第二部分 东南亚：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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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黑暗之时和光明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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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伟大的爪哇宫廷诗人（pujangga）龙加瓦西塔，就在他1873年死于旧时的王都梭罗（Surakarta）之前，写下了一首绝望的诗歌，他题为“Serat Kala Tidha”（《黑暗之时》）。[123]这首诗的格调或可从以下数行略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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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王国的夺目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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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是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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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之教空留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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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见圣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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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诗人的心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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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那烦忧重重绕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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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种种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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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切都变得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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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没于无穷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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