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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那烦忧重重绕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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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种种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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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切都变得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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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没于无穷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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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有王者的德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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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辅才具堪称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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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帕蒂事主无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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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属尽心勤勤勉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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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谁能卓然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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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这劫数的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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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此疯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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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醉我独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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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煎之心痛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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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皆醉我独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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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落得一身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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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饿死沟涧。[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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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行读下来，这些诗行大多数是爪哇文化中传统主题（topoi）的平凡变奏。爪哇的民间故事和宫廷文学都饱含着对大灾变时代（jaman kalabendu）的程式化描述，亦即自然秩序中的洪水、地震和火山喷发的时代，与社会秩序中的饥馑、暴乱、失德的时代。这两种传统也都展现了由来已久的黄金时代意象——天下有序和社会康乐的年代，人人都在里边扮演他的规定角色，等级井然，和风劲吹。按照爪哇的传统思想，[125]这样两种时代之间的根本性摇摆，可以解释成统治者的成败：他能否靠着自律苦行和无私尽责，以及吸引或吸纳其他充满权能的人或物的能力，将宇宙的内在权能（power）尽集于他本人身边和身上。统治者越完美，社会就越光明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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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所引的诗行本身平凡无奇，它们唤起的奇特而痛苦的感受又作何解？其实就在于它们反常的并置。因为第2、8节属于“黑暗之时”的主题，而第3节的前四行是“光明之时”经典意象的主要部分。从传统爪哇的逻辑说来，如果“君王有王者的德望，宰辅才具堪称圣贤”，那么天下和社会必然应当太平有序。但是接下来的两行表现的恰是其反面。一个骇人的词parandéné（可是）表达了龙加瓦西塔绝望而一反传统的感觉：旧的世界观不再有效，宇宙的循环运动失去了弹性，爪哇的权能已然萎缩。历史上爪哇人经历过多次“黑暗之时”，但总是满怀信心地期待最终有个统治者将重聚权能，开创一个新的“光明之时”。然而在1873年，垂死的诗人讲出了他的恐惧：现在是一个或许永不终结的“黑暗之时”。[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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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后，1908年5月20日，在殖民地首都巴达维亚，一小群爪哇青少年学生成立了他们称作至善社（Budi Utomo）的一个组织。如今，印尼把5月20日定为“民族觉醒日”，年年庆祝。永积昭（Akira Nagazumi）有关这一组织早期岁月的杰出研究恰到好处地题名为《印尼民族主义的黎明》[127]——黎明标志着从黑暗向光明，从沉睡向觉醒的过渡。如果说永积昭和当代印尼人谈起5月20日，都用了这些比喻性词语，他们不是在有意地混淆年代。自二十世纪初叶以来，有多少报刊杂志，各以其所用之名，含蕴了光芒四射的意象啊！[128]卡蒂妮（Kartini）的著名书信集Door Duisternis tot Licht（从黑暗到光明），承载了相同的象征印记。[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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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意象的变化呢？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它象征了从传统向现代性的过渡，好像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看见了万丈光芒”。譬如，范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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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化学校的氛围中……年轻的爪哇人发现了一种生活，它跟他们在故乡环境里熟知的那种大不相同。差异不仅是物质环境方面的，重要得多的更是精神环境方面的：也许可以仅仅略有出入地概括为科学—理性主义态度与神秘—泛灵论态度之间的差异。[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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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至善社不过代表了印尼人以西方的（近代的）方式应对殖民状况的最初努力。尽管至善社的名称本身是爪哇色彩多于印尼色彩；尽管它的成员从族群上局限于格尔茨所称的“内印尼”（Inner Indonesia），在社会地位上局限于普里亚伊（priyayi）学生和官僚；[131]尽管它的正式目标不包括政治独立；[132]然而它的结构的新颖性似乎标志着同过去的清晰断裂。如范尼尔所言，“至善社在印尼的场景下显现为这样一个组织：它是建立在个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联合努力基础之上的。”[133]至善社有它的纲领、分部、捐献、公告和代表大会，看起来没有本土的先例，反倒像是随风播散的种子，从中长出了印尼民族主义运动。[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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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印尼作者们通常不愿接受范尼尔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二分法，他们却发展了自己的二分法，用道德的、政治的和世代的词汇构想出来，以下这些俯拾皆是的对子就是明证：maju/kolot（进步/落后），muda/tua（年轻/老迈），sadar/masih bodoh（觉悟/懵然无知）。[135]在这两种视角下，至善社似乎成了一种根本性的意识转变的核心。但是这种转变的许多事情仍然云遮雾罩。下文就是要初步尝试照亮那一晦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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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善社是由STOVIA[136]医科学校的学生在巴达维亚创建的，领导者是十九岁的东爪哇小伙苏多摩（Soetomo），他后来成为他那一代最为卓越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范尼尔写过，“在影响1920年代印尼的生活上，若说有谁比他更重要，那很可怀疑”，这样写时他可能夸张了一点。[137]但是苏多摩作为1924年成立的以泗水（Surabaya）为基地的印尼研究会、1930年成立的印尼民族党（Partai Bangsa Indonesia）以及1935年成立的大印度尼西亚党的创始人，肯定是独立前印尼政治的一个中心人物。[138]1938年他辞世时，有成千上万人哀悼他，把他当作人民的忠仆。[139]他，荷属东印度最先进的西式学校的一个成功毕业生，在那个世纪的前二十年可能被认为是进步、年轻和觉悟的化身。[140]纯属偶然，苏多摩也是第一个写某种像自传一样东西的印尼名人，他写了有名的Kenang-Kenangan，这个题目可以译成“自传”（Memoirs），但其实最好翻作“回忆录”（Memories）。因而看起来合理的是，研究这一“自传”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提示出成为“觉醒”的一代之一员意味着什么，更一般地，提示出在那一代最不朽的政治人物头脑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如何被设想和联在一起的。[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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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钻研《回忆录》之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苏多摩生平的主要事实。他1888年7月30日出生在靠近东爪哇安褥的格贝（Ngepèh）村。[142]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富有的克巴朗（kepalang，地位很高的村首），早年曾在地方土著政府（Binnenlandsch Bestuur）供职。他的父亲是个非常能干的教师和行政官，官至韦达罗（wedana）职衔，那是当时非贵族甫帕蒂家庭出身的爪哇人通常可能取得的最高官阶。[143]苏多摩由外祖父母养到六岁，然后被送进邦义尔（Bangil）的一家荷语小学（ELS）。这是他享有特权的教育背景的一个标志：在1895年，大概就是他入学的那一年，整个荷属东印度只有1135名印尼人在这种小学读书。[144]1903年，主要在他父亲的坚决要求下，他进了STOVIA。那时他十四岁。1911年他二十二岁时毕业，随后根据他当初入学的合同条款，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各地当一名政府医生。1917年，当他被派驻布洛拉（Blora）时，认识了一位寡居的荷兰护士，和她结了婚。两年后他得到去荷兰继续医学深造的机会，到1923年才回国。这时他已才望过人，当选为泗水市议会议员。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辞去这个职位，组建了1920年代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政治“研究会”。自那时起直到他1938年去世，他埋首民族主义政治之中。[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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