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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导致美国政策有一种显著的（尽管是逐步的）转变。在维也纳召开的上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美国投票反对印度尼西亚；国务院阻止向它出售某种军用飞机。克林顿在东京G7会议上温和地责备了苏哈托，旗帜鲜明地支持在加利（Boutros-Ghali）秘书长主持下重启印尼—葡萄牙会谈。与此同时，长期得到两党支持的国会关注点，微妙地从东帝汶人的人权转向了他们的自决权。在这一转向中，苏哈托的上了年纪、印尼普遍骚乱日渐增多的迹象，还有统治精英中间的勾心斗角，无疑都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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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雅加达来说没有出路。重返1970年代末的残酷无情，那想都甭想；而1980年代的“发展”恰恰带来的是东帝汶民族主义和天主教信仰的增强。表明了对这一绝境的意识的，莫过于新近出版的穆达尼将军的回忆录。这本书主要是作者的政治和军事勋业的自吹自擂的一览表；但是对东帝汶事务他三缄其口，只说了1975年那搞砸的入侵，这被归咎于未指名的督办者。或许最终的突破点将不得不等到苏哈托政治或身体的死亡，尽管他过去已经显示了现实主义与出人意外的改弦更张的能力。没有哪个似乎可能的继任者将有这样的力量或能力，得以长久抵抗印度尼西亚帝国主义冒险事业的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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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7 撤退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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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无道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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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德俱悖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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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陷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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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象兆其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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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失轨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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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殃散四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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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梨神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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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云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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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披耶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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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血汹涌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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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癫攫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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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黄天郁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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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鬼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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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荒人往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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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瓦浮波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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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坠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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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哀大城（Sri Ayutthaya）》（公元十七世纪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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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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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身来说，军事政变在现代泰国史上不是什么新东西。自1932年推翻绝对君主制的那次政变以来，已经有过至少八次成功的政变，以及许多不太成功的政变。[305]因此丝毫无须惊诧，有些西方记者和学者说1976年10月6日的那些事件在泰国政治中非常典型，甚至是在不合时宜地同民主调情三年之后，向常态的某种回归。[306]然而事实上，10月6日标志着泰国史上一个不折不扣的转折点，至少有两条不同的理由。第一，1973—1976年间合法的左翼反对党，其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加入了越来越勇猛和成功的游击队，不像他们历史上的前辈那样，在监狱或流亡中吃尽苦头。第二，这次政变不是精英内部的突然袭击，而是达两年之久的公开恫吓、殴打、暗杀等右翼活动的顶点，10月6日精心策划的暴徒武力闹事本身就是那些活动的最好象征。[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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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团实施的政治谋杀已经是现代泰国政治的常规特征，不论是在1930年代后期銮披汶·颂堪（Phibunsongkhram）元帅的独裁统治下，还是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颂堪—炮·西耶侬（Phao Siyanon）—沙立（Sarit Thanarat）三巨头统治下，[308]抑或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沙立—他侬（Thanom Kittikajon）—巴博（Praphat Jarusathien）政权。[309]但是这些谋杀（有时伴之以酷刑）一般属于“行政”性质，由正规的国家机构执行，往往是秘密从事。公众对发生了什么事知之甚少，更必定不曾有影响地亲预其事。1974—1976年间那些暴行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们非行政的、公开的，乃至暴徒的性质。1976年8月，曼谷人目睹了此前不可思议的奇观：总理克立·巴莫（Kukrit Pramote）的私人宅邸被一大帮醉醺醺的警察大肆洗劫。[310]2月，社会党总书记汶沙侬（Boonsanong Punyothayan）在他的郊区宅第外面遭到职业枪手伏击，遇刺身亡。[311]受雇用的流氓们展示了大异传统的暴力方式，比如不问好歹地公开轰炸，[312]这与更早时期的审慎缜密的谋杀形成鲜明对比。1976年3月25日，在猜纳（Chainat）举行了一次新势力党选举集会，一颗手榴弹投来，当时有十个无辜者丧命。[313]而10月6日令人发指的私刑处决就发生在全暹罗最光天化日的地方——王家田（Sanam Luang），王宫前宏伟的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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