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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述诸因素产物的泰国经济的普遍“搞活”（dynamization），有助于造就或扩大至少四个社会圈层（social formations），它们对我们此处的目的很重要——也就是说，它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繁荣的延续不辍。在商品化过程飞速展开的那些农村地区，位居要津的显贵、稻米加工厂厂主、商人、村首等等，一夜暴富，其中大量新财富被重新投入土地。随着农村地主所有制的发展，这就有了年轻人和失去产业者的与此相辅相成的外出，他们流向兴旺的城镇中心。[334]在城镇，尤其是在曼谷，移民流产生了政治上反复无常的两种社会群体：一是大批的失业或半失业的年轻漂流者，他们无论是留在城里还是回到村里老家，都是前途渺茫；二是这样一些数量可观的人，他们能够在迅猛增长的服务型职业中找到一席之地，借此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支小资产阶级大军包括理发师、皮条客、指甲美化师、干洗工、私人汽车司机、裁缝、女按摩师、导游、机动车修理工、酒吧招待、接待员、出纳员和小店主。这个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第四个群体，并依赖于它的富足。那部分人多是城里土生土长的，总体上是个新兴的中等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同样密切地勾连着外国资本和泰国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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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和7.2可以帮助说明泰国阶级结构中的这些变化的性质，并粗略显示中、小资产阶级的绝对规模以及它们占总人口的相对比重。B类的超常增长，A、F和I类（主要是中/上和小资产阶级职业）的大幅增长，清楚揭示了十年间繁荣的社会学影响的性质。[335]取自197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其中上述几个大类被分解成诸多细目，使我们得以粗粗估算出（见表7.2），到1970年的时候，中、上资产阶级构成了劳动人口的大约3.5%（或可分成3.0%和0.5%），小资产阶级约占7.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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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下面这一点总是有用的：社会群类（social groupings）一旦通过家族加强了它们自身，就变成了社会阶级——这里家族是一种关键制度，在一代人内把权力、财富和地位联成一体，又将它们传给下一代。在沙立—他侬—巴博时代的暹罗，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层次教育的大规模扩张，这部分是出于美国顾问和泰国技术官僚的“现代化”要求，但也是官僚机构对有向上爬的抱负的新生社会群体（和其中的家族）的需要的反应。1961年，全部五所大学有15,000名学生注册；到1972年，十七所大学里有100,000名学生注册。[337]从1964年到1969年，公立中学入学人数从159,136增加到216,621；私立中学人数则从151,728增加到228,495；公立职业学校人数从44,642增加到81,665。[338]“传统上”（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是指从1880年到二战），教育分化严重。极少数上层阶级接受了有绅士派头的西式教育，而绝大部分人口要么不上学或上公立小学，要么在佛教寺庙里受点儿教导。[339]不管哪个层次的教育都不曾产生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流动；相反，每一层次都帮着将它的受教育分子维系在他们现存的社会、经济地位上。西式高级教育润饰那些早已是生而治人的人。国家初等教育初级得似乎引不起什么改变命运的后果：它的存在更其是泰国政府的一个姿态，政府关心的是向外部世界展露一副现代的面孔，而不是响应农民的需求。佛教教育基本上是伦理和宇宙论导向的，没有准备提供与职业有关的技能（虽然对一小撮平民来说，在僧伽分层考试体系中的成功会带来平步青云的社会流动）。[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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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60年代教育扩张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主要发生在中、高等教育上。[341]有史以来第一次，许许多多泰国人开始渴望让子女接受职业导向的教育，而且也存在这样一些机会；过去的历史表明，这种教育是社会地位提升的象征或途径——尤其是稳固的国家官僚机构上层的进入许可。[342]正是以这种眼光，我们务必理解在沙立及其继承人治下大学激增的政治意涵：它是一种符号确认，确认这繁荣昌盛不是运气而是进步，它的赐福必将传给家族内的下一代。人们有可能这样去想象：在同一个屋檐下，父亲是个成功的干洗工，儿子则是含苞待放的内阁部长。[343]因此大学繁荣起的作用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巩固经济繁荣，又从文化上肯定它。[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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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泰国大学在数量、规模和入学人数上怎样飞速扩大，许多有志家庭还是不能让他们的孩子进去读书。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快速扩张的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商学院和其他学院就成了次优选择。在这一切分层骚动的背景下，我想我们必须理解“大学生”（student）一词本身在语义上的重大变化。早先那个年代，“大学生”几乎是“国家精英成员”的同义语，是远在他的国人这芸芸众生之上的差不多最高层的人物。然而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社会流动已经造成如此景况：“大学生”或许仍有高层的内涵，但也可能表示类似这种意思：“邻家那个上了法政大学的小子；我的孩子却没上成。”以一种上代人会觉得不妥的方式嫉妒和憎恶大学生变得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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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对那些成功让子女跻身大学的父母而言，“大学生”概念也有了暧昧难言的回味。流动性中的悖论在于，向上运动也是离心运动。没上过多少学的父亲们，根本上是工具性地看待大学教育的，他们发现自己常常被大学生子女举止、目标和品行上的始料未及的变化吓坏了，因为在大学和师范学院里，这些方面日渐受到从美国和中国渗透进来的反传统观念的影响。[345]人们一定想象得到，那些中、小资产阶级的父母们，当他们的儿子蓄着“乱糟糟的”长发，言语无礼，道德上吊儿郎当，观念上非圣无法，纷纷回到家里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忧心和愤怒：这种人究竟怎么能够官场得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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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71年或1972年，黄金盛世正在消退之感开始弥漫开来。美国人正从印度支那撤军，长期以来暹罗边境上共产主义联合的幽灵，开始呈现为一种危险的现实。官僚机构，曾是众多社会希望的终极目标所系，也膨胀到了饱和点；大学文凭渐渐地不复保障它们一度被假定会保障的东西——稳定的、地位高的工作。[346]在长时间的物价平稳之后，两位数的通胀率给泰国经济猛然一击。[347]当大繁荣看起来行将落幕时，某种不安和不满在它的受益者中间发展起来。只要独裁政权还在经济、治安防卫和教育部门中“开工生产”，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一直是可以容忍的，但是随着问题日积月累，它就变得远非那么可忍了。再说，无论他侬还是巴博都没有沙立那种令人畏惧的个人势力。[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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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滚雪球似的群众大示威就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那些示威把他侬和巴博拖下了台，当时是1973年10月，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的那个月。[349]毫无疑问，新兴资产阶级各阶层决定性地贡献出大批人群，站出来支持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要求：要有一部宪法，要尊重公民自由。甚至可以证明，是这些阶层确保了示威的成功——假如示威群众是由贫民窟居民而非通常穿着考究的城里人组成的，独裁者原本可能赢得对镇压的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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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参政应更多看作是他们最近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他们未来政治角色的预演。其实明摆着的，他们完全缺乏政治经验，因而对结束独裁的后果会是什么，茫然无真知灼见。这个政权同时因两种缘由受到指责，一是未能更充分地迫使美国对暹罗尽责，二是对华盛顿奴颜媚骨。（正面则是一种急火攻心、茫然不解的反美民族主义，它表达在像这种情绪的组合中：“你们为什么在印支让我们失望？”“瞧你们是怎么败坏我们的姑娘们的！”）巴博的公然腐败，他侬的儿子纳隆（Narong）与巴博的女儿之间的王朝婚姻，以及他借助裙带关系的闪电掌权，全都冒犯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国王和某些高级将领出于各自的原因支持示威者，即便只是间接支持，这也很重要。最后，我们必得记住，大学生的要求本质上是合法的（合宪的）和象征性的。谁也没有料想这些要求会生发出什么危险的或人所不欲的东西。的的确确，大学生们在示威的最后日子里捣毁了不少警察局，可是难道他们没有以十分负责的态度，保持交通的畅通无阻，之后又清扫街上的脏东西吗？随着腐朽无能的独裁者的垮台，繁荣、和平、进步将在国王及其开明亲随的仁慈管理下恢复，那些亲随包括资深的法官、可敬的教授和干练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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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期望无一近乎实现。差不多在1973年10月示威的同时，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了。到1974年初，暹罗开始感受到危机引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1975年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土崩瓦解了，快得令人目瞪口呆。而今暹罗不再是美国的东南亚帝国的安全枢纽，反而临近它脆弱的外围。似乎可以设想，从今往后新加坡将扮演曼谷的角色，泰国首都自身则扮演万象的角色。暹罗发现它的经济严重衰退了，这是它边界以外那些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350]1973年10月后的自由主义政府公开承诺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组织工会、示威与罢工的权利，这似乎是雪上加霜。讪耶·探马塞（Sanya Thammasak）政府（1973年10月—1975年2月）采取了现实的（即便是怯懦的）措施，直接答应工人们的要求。[351]没错，在一定程度上，那些立足未稳的新企业特别易于遭受利润降低和工资要求提高之间的挤压之苦。[352]在独裁制下，中产阶级发达了，工人却不得不接受可怜的收入；如今工人们时来运转了。然而资产阶级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出离愤怒，这有着更复杂的根源。首先，工会的发展本身预示了一种危险，即暗中破坏此前总体上盛行的恩主—附庸的“家族”式雇主—雇员关系。[353]（有社会地位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从对其部属扮演准封建的角色中获得了精神收益，低估这种收益或许是个错误。）第二，许多罢工发生在像交通运输这类部门，在这里，对资产阶级群体来说，要将个人的麻烦解释为对公众利益的冒犯尤为轻巧。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泰国新闻业的权要部门，它们处在庞大的商业利益集团的掌握之中，频频弹起这样的调子：这种罢工是反国家的，因为它们吓跑了“国民经济”如此仰其鼻息的外国投资者。因此要将整个经济的颓败诿过于工人的不负责任，简直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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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另一个平静的领域里，独裁政府种下的恶果到自由主义时期显现出来：中学、职校乃至大学的毕业生中间，失业率节节攀升。[354]实际上，教育繁荣及其提高地位和安全感的指望，都跌入低谷。在这种状况下，大学生的形象——待在家里的失业（找不到工作的？）游民，或是店里厂里不安分的捣乱煽动者——成了新资产阶级各阶层中间理不清的全部怨愤和挫折感的首要焦点，这并不让人大惊小怪。[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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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设想那时一个惴惴不安、突然生成的资产阶级——潮涌而来的第一代轿车拥有者和驾驶者部分造成了曼谷严重的交通问题[356]，他们直面着拮据的经济景况，将至未至的更糟的困境威胁着他们；他们不仅担忧长期繁荣的终结，而且种种恐惧感萦绕心头：害怕这繁荣是一条单程的历史抛物线的一部分，害怕沙立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害怕他们发于巷陌微尘，又将终于巷陌微尘。再者，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资产阶级特别容易表现出对窘迫境遇的偏执狂反应，他们没多少政治经验，对政府只有些简单观念，但是恰恰因此有一种强烈意识：“乱局不该怪他们。”（依托当时环境，我们能够想象迁怒于腐败、大学生、共产党人、外国人或华人的这种偏执狂。）结果，在1975—1976年，出于后面将要论及的原因，激进化的大学生——资产阶级的成功者，但似乎唾弃那种成功——渐渐成了这一受惊的怒火指向的主要目标。为什么真诚支持1973年10月的群众大示威的同样一些人，有许多在三年后欢迎独裁政府卷土重来呢？我想这就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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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不是10月6日暴行的直接行凶者。为此我们仍需努力辨认出凶犯，并将他们置入迄今为止所勾勒的广阔的社会学架构中。毫无疑问，最臭名昭著的施暴人是“红牛”（Krathing Daeng，即红卫队），不光在1976年10月6日，还在先前两年间，他们都是施暴人。记者和学者们（我想有点误解地）赋予这些流氓一种准社会学的可敬身份，把他们简单认作是职业学校学生。这论点认为：既然1973年10月警察镇压之际是职业学校学生而非大学生首当其冲，那么将红卫队攻击大学生解释为表达了一种率真的憎恨，长期遭受苦难的地位卑下的职校学生对养尊处优、傲慢胆怯的“学院小子”的憎恨，也就似乎有理了。[357]红卫队—职校学生间的等同，也许在许多人心目中被一系列惨烈（但多数无关政治）的冲突加强了，1974年末和1975年，那些冲突发生在相互竞争的各职业学校的青少年之间。[358]既然这些男孩彼此枪弹相向，而枪和炸弹也是红卫队喜爱的武器，那就容易跳到这个结论：后者在政治上代表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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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摘自保守的《曼谷邮报》某篇文章，提示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红卫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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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意思的人是杜伊（Doui），他被任命为［红卫队］一支机动分队的头目，那支部队能够快速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杜伊学嬉皮士的样儿留着一头长发，脸上长个大伤疤，他说他手下有50人。这些人大多是雇佣兵，他说，他们住在黎府，作为该地区道路修筑的安保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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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是当兵的，但是后来我做了雇佣兵。我喜欢军服，可我不喜欢军队里有太多纪律和规定。我喜欢我行我素的自由，蓄长发，想穿什么穿什么。[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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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的消息灵通人士证实说，红卫队的许多核心干部都是过去的雇佣兵和因违反军纪从军队除名的人，他们的部属主要由失业的职校毕业生、中学辍学者、街头无业少年、贫民区恶棍等等组成。[360]红卫队受雇于ISOC（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内各派系以及专门从事警务和情报工作的其他机构，[361]它征募新人，主要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承诺，而是靠高工资的许诺、丰富的免费烈酒和逛妓院的优惠，还有名扬四海的诱惑。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酬劳如何折射了成功的大学生进入政府部门时预期的特权（金钱、声望、出入夜总会和按摩院可以报账）——至少处在一心往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环境下会如此预期，正是从那种环境里冒出了红卫队。[362]易言之，这些流氓扮演的政治角色有一种社会学基础。新兴的、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困在一个广泛失业的时代，[363]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工作，又瞧不起工厂里的工作，他们是反（不成功的）大学生和反工人的宣传的易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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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群体是乡村童子军（Village Scouts），并未少掺和1974—1976年的右翼暴行，[364]但公共形象稍微体面些。它建立于1971年，由边防巡警（BPP）和内务部联合领导，那时显然被构想为一种辅助正规军的、反共的乡村治安防卫组织。[365]然而在自由主义时期，它发展出一支可观的城市分部，发挥了动员各种右翼势力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在1973年10月前，乡村童子军是军队强权人物、内务部长巴博与在BPP中势力极大的皇室之间审慎竞争的舞台，那么当独裁者垮台以后，它更是明目张胆地成了构建一个激进主义保皇派的工具。甚至在独裁政府下，宫廷就已利用种种公共关系技术，拼命把自身与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们绑在一起。[366]当1973年10月后童子军扩编时，这种经验证明非常有用。童子军的领导层多出自富人和中年人，地区官员、乡村闻人和城市新富。[367]这样的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担负如许职责，而且有私人资财能帮助组织既快速发展，又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官僚机构。[368]由BPP司令部系统安排的“训练计划”，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右翼僧侣的讲座、游行检阅、宣誓、敬礼、选美和赛舞、参观军事设施、皇家捐赠典礼和“歌咏会”。[369]从右翼角度来看，乡村童子军美就美在，该组织是靠以下这个互惠之举运转的：对宫廷而言，它提供了持久不辍的公开证据，证明在曼谷上层阶级之外，在地区首府、小镇甚至某些村庄的“礼俗社会”中，存在着对皇室的激进政治支持。（它的名号里的“乡村”［“村庄”］一词，给出了一幅令人欣慰的——尽管是欺骗性的——田园共同体的图景，那种共同体是从组织上予以保证的，可以说，它是国族和国王间天然纽带的一种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对童子军领导人而言，有了皇室的庇护，他们对起而抗议的农民和学生激进分子采取的那种私人化、地区化的镇压行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合理化为维护国族—国教—国王之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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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红卫队和乡村童子军，还有右翼暴力行为的其他一些行动者，它们组织和指挥要稍逊一筹，但同样是大繁荣及其后一段焦虑时期的产物。一般而言，这些人来自安保机构的边缘和/或新设部门：内地警察和平叛人员，由于世界经济萧条和美国的战略撤退，他们眼看着预算、编制和晋升机会都减少了；被派往南方任职、职业生涯走入死胡同的官员（不管是因为缺乏良好的关系，还是因为在别的地方政绩不佳）；还有美军基地弃用的卫兵。[370]这些人发现自由主义年代的经验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令人沮丧、扰乱人心。他们习惯了要别人吓得服服帖帖，经常对人施加专横的地方权威，尤其是要享受法律和批评的实质豁免权，[371]所以他们被1973年10月以后容许的出言不逊、揭发黑幕的新闻记者深深激怒了。作为靠薪水为生的人，他们因为通货膨胀，也因为兼职和勒索机会的某种减少而受伤。1960年代官僚机构大扩张给了他们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如今他们也面临与非官僚的新中小资产阶级那部分人相同的前景：停滞，如果不是衰退的话。从这失意和怨恨中，生发出对独裁制全盛时期的怀旧，对独裁制那些桀骜不驯的敌手的暴怒，这就不算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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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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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简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又引发了文化危机，理解这一文化危机深度的途径之一，就是从暹罗与它的区域邻邦之间一个显著差异入手。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部分由于它们殖民化的历史，承袭了一套与自身特性相称的、本质上是激进—民粹主义——即便不是左翼——的政治词汇和修辞。在别的任何地方（也许菲律宾例外）都很难找到一种沉着自信的保守意识形态：实际上，自十九世纪以降，保守的文化一直处于认识论的休克与政治的守势中，它的民族主义信任状也饱受怀疑。在暹罗，主要由于这个国家躲过了直接的殖民控制，直到最近，情况几乎完全颠倒过来。[372]泰国儿童教科书里的英雄人物，从来不是记者、工会领袖、教师和在殖民当局大牢里蹲过多年的政治家，而首先是统治王朝的“伟大国王”。事实上，一直到1973年，人们大概难以想象，泰国儿童的某个英雄竟然曾坐过牢。主流的修辞往往是保守、因循和尊王的。恰恰是左派老是处于守势，针对说它是“中国的”、“越南的”、“非泰国的”和“反君主的”（这最末一项清楚显示了皇家象征与民族主义象征间的有效等同）那些指责，急于捍卫它的民族主义信任状。这样说想必不为过：在10月6日的镇压行动之前，即便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立场的那些人，也接受了这一禁忌：不可批评作为制度的君主制或者作为个人的君主。[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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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十九世纪的贤能君主们，特别是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通过向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机敏让步，以及在列强间巧施计谋，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暹罗免遭征服和殖民化。但是我们可别忘了事情的另一面：“拯救”暹罗使这些统治者成了泰国史上最强大同时也最依附的君主。因为如果说在十九世纪内这些欧洲大国威胁到暹罗，它们也干净利落地消除了她的传统之敌的威胁——缅甸人、高棉人、越南人和马来人。泰国军队没有跟任何人打过一场大仗，几达百年之久（约1840—1940年）。[374]旧敌太弱，新敌太强。这种外力生成和维持的安全使统治者们能够空前地专心于他们国内权力的巩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即便这种巩固也只有多方仰赖欧洲的顾问、技术、资金和武器才行得通。[375]在一种预示了沙立“专制主义”的模式下，这个王朝得以利用外力造就的安全与外力产生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内控制。正当暹罗最彻底地听任欧洲人摆布时，泰国的“绝对君主制”也最接近于实现。[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