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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21 这个现实——或者准确点说，我此处关心的那部分现实——就是，1980年代暹罗的政治谋杀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特征，说来奇怪，该特征兴许是未来的一个好兆头。因为它似乎牵连着一个经久不衰的军事—官僚独裁传统的消逝，以及稳定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政治系统的取而代之。为了更清晰地透视“枪手们”与急变中的泰国政治结构之间关系的轮廓，略述一下此前暹罗的政治谋杀模式大概有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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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23 早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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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25 暹罗历史的近代时期习惯上说始于1855年。那一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自由贸易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即自由贸易”这句不朽格言的创造者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用一纸条约，迫使泰国废除了有碍帝国主义经济渗透的一切实质性壁垒，把他的商业之神硬塞进来。[411]在1855年以前，政治谋杀的模式，恰好就是人们对这样一种社会可能预料的那样子：在该社会里，政治参与多数时候仅限于一个小之又小、主要是族内通婚的“封建”上层阶级。遇害者往往是这个阶层的成员——王公、贵族、廷臣、高官，大体上，他们的行刺者亦然。如果平民侍卫或军士参与其事，那极少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是遵恩主之命行动的。政治谋杀是一桩家族内部事务，父子相残，叔侄相斗，同父异母的兄弟阋墙。多数谋杀发生在皇城根下，那里是政治逐鹿唯一现实的竞技场。国家古风尚存，而且属统治者个人所有，所以在处决和谋杀、“国家”杀人和“私人”杀人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观念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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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27 1855—1932年间，这种上层阶级内部谋杀的模式中止了，很可能是由于担心欧洲的政治干涉，也多亏了欧洲的经济介入。曼谷的政治领导人可能看到，在东南亚邻邦，统治集团放纵自己从事族内残杀，于是欧洲帝国主义者找到了心安理得的借口进驻都城，确立法律和秩序，或者让一个“正统的”、听话的、要求拥有当地王位的人复辟。另一方面，十九世纪下半叶飞速扩张的自由贸易经济，通过做大可分的馅饼，减弱了精英内部竞争的残暴性。（比较一下暹罗的经验和缅甸的情况不无启示：缅甸君主制最后那血雨腥风的几十年，被两次英缅战争夺去了它领土上一半以上的岁入基础。）这些环境状况一直十分稳定，甚至于当旧贵族阶层面对来自拉玛五世（1868—1910年在位）所创的近代官僚制的那些“新人”的政治经济挑战时，冲突都被滴血不溅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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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29 1932年后，这才开始出现有几分类似1855年前的模式的某种东西。那时，自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在一起不流血的政变中被推翻了，政变是平民出身的军官和文官策划的，他们自称“民党”（Citizens Group）。[412]1930年代后期，重大的刺杀企图直指民党的两位最高军事统帅，披耶·帕凤将军和披汶·颂堪将军，这是他们圈内人干的；而这个依旧带有浓重的私人所有色彩的国家，则依恃“合法的”处决，施以暴戾的报复。到这时，对这样的杀戮会招致外来干涉的现实忧虑已不复存在，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连他们长期享有的治外法权都正在放弃。与此同时，立宪君主制的草创——以及创建新（比方说，披汶）王朝在二十世纪的不可能性——原则上意味着，有远为广泛的社会集团参与政治经济支配权的斗争。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当1932年民党的残余分子、他们的追随者和某些潜在继承者内部的暴力冲突喷涌而出时，这个模式变得愈加明晰。我们可以把1949年3月3日对四位前内阁部长的暗杀当成这一时期的典型，他们全是来自贫困的东北部的文官，却被警察总监炮·西耶侬的凶残asawin（“武士”）杀害了。[413]这四位遇难者跟炮·西耶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们在首都遇害；他们之死无关乎广义上的阶级冲突甚或地区冲突。正如1855年前的时代那样，若问这谋杀是政府还是私人所为，那几乎是不着边际的。的确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过程介入进来；但是即便有，我们从这一时期所谓弑君者审判中对清白无辜者的依法处决可知，法律机制轻轻巧巧就移用于私人谋杀。[414]不过这种看法也没错：炮·西耶侬和披汶掩盖这些谋杀的笨拙举动，说明他们意识到二战后政治公众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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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31 政府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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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33 在依靠1958年政变上台的陆军元帅沙立的专制政权下，政治谋杀一如现代泰国史上其他诸多方面那样，呈现出新的特征。[415]在他这个时代，政治谋杀受害者的范围向外向下扩展，而凶手比以往更清楚无误地变成了政府本身及其雇员。下列处决提供了这种变化的事例：1958年处死五个“臭名昭著的”纵火犯，1961年处死两个左翼的前议员，1962年处死一个号称的共党首领。[416]这些受害者完全处于沙立精英圈子之外（他可能从没见过其中任何人）；他们都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都是由公认的国家代理人公开行刑的。[417]这些杀戮的真正原因，不过是要向如今是全国性的报刊读者和广播听众们，以及潜在地向选民们，树立沙立的绝对独裁者形象。[418]换言之，这些杀戮是以一种公共关系精神与大众传媒风格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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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35 大众传媒受众群（政治谋杀需要演给他们看）的出现，也意味着别的某些政治杀戮必得对他们保密。1971—1972年在博他仑府发生的红油桶（Tang Daeng）屠戮案件，就是这个悖论的恰当例证。[419]这些屠杀，意在恐吓有同情共党嫌疑的当地农民群体，但全国受众是无法接受的，对后者，即便沙立继承人的军政权也感到多少要强装尊重。类似地，作为1973年10月军政权垮台（见下文）的直接后果，学生活动分子得以披露地方层面公开、全国层面保密的班那赛（Ban Na Sai）事件，重创了国家安全机构的合法性。[420]作为法律的国家与作为机构的国家之间的醒目裂隙正在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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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37 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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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39 沙立、他侬和巴博时代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泰国政治两大新型参与者的异军突起。其一是泰国共产党（CPT），自1965年后，它在国家的外围地带开展日渐成功的武装斗争。[421]泰共领导人不属于旧式的都城政治精英，也不企图直接参与都城政治。他们小心翼翼地待在国家刽子手的势力范围以外。他们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从事斗争，那些地区传统上近乎毫无政治价值，但在如今这个按领土界定民族—国家的时代里，它们渐渐被国家接纳为重要的政治舞台。由于泰共在许多乡村共同体里成功动员了低地农民和高地少数族群——其实就是让他们参加全国夺权斗争，这些人开始加入政治杀戮的潜在受害者行列。在政府平叛运动的早些年里，针对乡村人口的暴力（包括谋害）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府机构本身的特权。但是当冲突深化、泛化时，随着泰共的武器不单攻击政府的官方使者，还攻击政府的当地民间支持者，于是在谋杀领域的“国营部门”旁边，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私人企业”部门。在东北、北部和南部，自发组织的治安团体、村子里的无赖、赚外快的保安人员，诸如此类，纷纷开始加紧活动。枪支的前所未有的可获得性（全仗了美国对泰国军队和警察的援助，以及美国在老挝的“秘密战争”），大大加剧了农村政治中的暴力水平。[422]特别要紧的是，有数量可观的农村和小镇的泰国人，他们在美国人的钱够用时被征入辅助正规军的安保部队，一旦钱花光了就复员。[423]复员则表示他们不再受雇于政府；但是他们将军事化的态度和恐怖主义的技能带回了私人生活，我们将要看到，那种态度和技能在1970年代开始获致真正的商业价值。在此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最后一点是，中情局的秘密部队是一支雇佣军，它的新兵完全就是这样理解它的。这样，我们或可说，雇佣枪手这个职业——对暹罗而言一个崭新的职业——直接源于美国打的印支战争，因而自始即带有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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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1 新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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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3 泰国政治的第二个新参与者可以统而言之为官僚制外的资产阶级。它的起源是泰国华裔商人与商贸社群，他们活跃于曼谷、春武里、北榄和兴盛的南部的几个市镇。[424]在1940和1950年代，他们还人少财薄，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尤其因为许多情况下，同化的过程尚未完成）。然而到1960年代初，完全同化的一代泰国华人正值上中学、大学的年纪，那时恰逢越战带来的大繁荣如火如荼。他们及时赶上了利用196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利用繁荣带来的就业大扩张和多样化。[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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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5 暹罗在历史上从未如此被洪水般涌来的外国经济资源所淹没——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对军事基地和战略性基础结构发展的资本投资，也是由于美国对泰国政权的直接援助，以及日本和美国在一个低工资、无工会社会里的大量私人投资。这一洪流有三个尤可注意的后果。第一，它绝非一股脑集中在首都区域，而是对东北部、北部和南部许多地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较大影响。第二，它促成了一个商人阶层的浮现，他们远不像旧式的泰国华裔商人那样同现代官僚针锋相对。这个阶层的领导者中间，有大宾馆、购物广场、汽车经销商、保险公司，当然还有银行的所有者和经理人。[426]这些人穿戴得像官僚，挨着官僚住在新郊区的住宅群里，进餐、聚会、购物、旅游，都是官僚去的同样地方。1960年代以降，他们越来越多地出于一个单一的公共机构——大学。第三，它与泰国华人银行系统的闪电般兴起配合无间，而且实际上可能是这种骤兴的主要原动力。这些泰国华人银行没有被日本和美国巨头挤到一旁。的确，它们受益于外国人所面临的掌握泰语和汉语上的困难（这些语言令人生畏的书写就更甭提了），敏捷地动手开发国内资本市场。它们很快发现，在这繁荣岁月里搞好地方业务大有赚头。1960年代早期，大多数府会城市里最最宏伟的大厦是府尹办公大楼，那是支配着泰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旧官僚统治的象征。十年后，泰国这许多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建筑，在壮观的玻璃—混凝土—大理石高楼面前黯然失色，曼谷大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就驻在那种高楼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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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7 新生的议会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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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9 因而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官僚体制外的资产阶级的兴起。第一个、也是很常见的角度强调为数众多的知识青年的出现，他们中有一部分使全泰学生中心（NSCT）在1970年代初一时成为可怕的政治力量。早在1960年代末，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像先前的大学生那样，被官僚机构接纳。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置身于传统上是为新一代统治阶级承担重任预作准备的机构里，所以他们觉得有参政的自然权利。他们许多人如今来自外地各府，就此而论，他们期望不仅在曼谷，也在他们最终成就的职业生涯的任何地方，行使那种权利。这样，地区上出现非官僚的、重要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就有了现实可能性，这在泰国史上尚属首次。第二个不那么常见的角度主要关注小镇企业家的实力增强，他们有的独立经营，有的给首都大公司做代理，以银行信贷与地方生活普遍快速的商业化为基础壮大起来。在多数地方市镇，这类人很快赚得堪与驻在当地的政府官员相匹敌的收入，进而养成相仿的生活方式和地位派头。而且，既然官员会常规性地调任别处，而他们无须如此，他们就打下了坚实的地方根基——社会根基和商业根基。这些根基要产生地方权力，唯一必要的是，中央政府机器的统一和权威——那是地方官员的后盾——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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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1 历史的“断裂”随着1973年的民众运动到来了，10月14号，那场运动以他侬—巴博政权的垮台而告终。[427]诚然，要不是国王和军队统帅吉·西瓦拉（Krit Sivara）将军的高层派系干涉，这个二头政治原本不会垮台。但是吉·西瓦拉搞掉他的长官，不靠政变，靠的是给学生和知识分子——联合了曼谷的人民大众，包括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部分——的行动主义煽风点火，这个事实显示，他本人认识到传统形式的“合法性政治”不复可行。国家变化太大了。1973—1977年间的事件表明，纵使反动集团依然强势，这种认识甚至在国家机构内部也在周流蔓延，结果该机构不能以其先前的目的统一性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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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3 正孕育而生的是那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系，我们所熟悉的议会民主制。这是一切壮志凌云、富实自信的资产阶级感到极为惬意的那种政体类型，恰恰因为它最大化了他们的权力，最小化了他们对手的权力。如果我们认为1973年是暹罗的1789年，那么我们可以在某个单一视角内观察整个后续时期（直至今日），那就是资产阶级斗争的视角，这个阶级努力发展和维持它的新政治权力（以议会形式制度化了），防止左右两派、民众和政府机构的威胁。这十六年间政治谋杀的模式充分证明这个视角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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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5 巩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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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7 这个时期大概可以合理地分成两段：1973—1978年，1978—1989年。第一时段是极不稳定、极不确定的时段，摸着石头过河的资产阶级处在一种外露的矛盾地位上。一方面，它需要民众的支持（理想情况下主要通过选举机制传达出来），以便强化它的正当性和权力，防备军人和文官。在这一斗争中，“民主”是一件在国内有威力、在国际有令名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感到需要政府机构镇压性武器的支持，以便遏制城市地区的“民众过激行动”，跟农村地区新兴的泰共战斗，而且考虑到美国在印支地位的急剧衰落，还要保卫民族—国家不受东边共产党统治的新邻国侵犯。[428]在第二时段，资产阶级的主要问题是抵挡安全机构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右分子的种种图谋，这些人企图利用“外部威胁”，诉诸假平民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公共修辞，重获他们旧日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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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9 在资产阶级的成功斗争中，报刊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首屈一指的是流行报纸《泰国日报》（Thai Rath）的重要作用，它拥有全国性的庞大读者群，代表了另一种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与议会制度或旧政权的国族—国教—国王口号所想象出来的民族共同体并排在一起。多数报刊即使不是明确反对军人—官僚的图谋（更无论政变），至少是疑虑重重。毕竟，成功的报纸是大型商业企业，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读者的心声。相应地，这一时期报刊的角色可视作新资产阶级政治优势地位的盟友。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对它的权力变得如此自信，对议会制度在保护它自身利益方面的价值如此肯定，以致表现得愿意容许本阶层中存在暴烈的内部竞争。我们在1980年代目睹了议员遇刺的奇特壮观场面，暗杀他们的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军事独裁者，而是其他议员或想做议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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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1 在转而细察这两个时期政治谋杀的对比性模式之前，我们可以再度提醒自己，是什么原因让议会制度那么吸引当前泰国这种新中产阶级。首先，面对专横跋扈的文官和军人官僚机构，它拓宽了通向政治权力的纵向和横向渠道。要被选进议会，人们不必具备大学学位，也不必在青春年少时进入过某种机构等级体系的下层。女性身份不再是致命的政治弱点。因此，在社会、政治的垂直流动上，受教育不多者和非男性就有巨大的——至少是理论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以地域为基础的选举体系中，府籍不是什么特殊障碍，甚至可以是一种优势。一个人可能根基在那空沙旺，仍然做着内阁部长；其实，情况可能是，一个人只有牢牢地把根基定在那空沙旺，他才能够获得内阁席位。议会由是给了府县精英们机会，得以绕开内务部那强大的、以地域为基础的等级体系，也得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在官僚机构自身的首都总部，即Krung Thep Maha Nakhon（天使之城）、又叫Bangkok（曼谷）的这座城市里，设法脱颖而出。更一般性地说，基于选举的议会体制比其他任何政体类型更有助于缩小各府与首都之间的权力差距：这自然就是它们何以对府县名流如此富于吸引力的缘由。[429]第二，官僚机构权力的缩减，往往削弱了由官僚机构控制和保护的专卖权体制，后者到头来总是使资产阶级臣服于政府机构。这种专卖权当然会让特定的商人或商人集团捞到好处，但却有损这个阶级的普遍利益。第三，选举政治以更细微的、技术性的方式关照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对支撑选举成功至关紧要，金钱也正是资产阶级最为丰厚的天赐资源。[430]另一方面，选举政治如果能够稳固确立的话，它的声望有助于使议会外政治活动丧失正当性，特别是罢工、示威和民众运动，资产阶级不大可能控制得了它们，而且有时会深感恐惧。最后，像暹罗这样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封建”残余依然强大；很明显，在这里，议员的位子可以提供机会，让人在地方层次上变得有权有势，那种权势比工业社会一般情形下要煊赫得多。因此，暹罗议会制的巩固与所谓“昭魄”（chao phaw）的招摇现世同时发生，这并非偶然。“昭魄”是黑手党那样的政客—资本家，他们靠使用暴力、政治关系、控制地方市场和非法行当，成为令人畏惧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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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3 地方性和国家性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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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5 这下我们可以回到政治谋杀的主题了。从1974年底到1976年10月6日政变这段时期，典型的受害人是与NSCT有关联的中产阶级学生活动分子、农民组织的带头人、工运分子与揭发丑闻的左倾记者。[431]谋杀似乎可分为两大类。（1）地方性谋杀——通常针对农民领袖、工运分子和记者，他们被认为危及了包括地主、商人和腐败的村首在内的地方要员们的权力或利润。这些谋杀多系私人所为，当地要员们就从越战时期囤积下来的大批职业杀手、前保安人员、赚外快的警察和小匪徒中雇用枪手（mue puen）。[432]（2）国家性谋杀，一个显眼的例子是社会党领袖汶沙侬博士，他于1976年2月28日在曼谷遭到伏击行刺。但是，对杰出学生领袖不时的暗杀，以及最重要的，1976年10月6日那天在曼谷法政大学发生的大屠杀，构成了这个普遍类型。这些受害者没有威胁到特定的私人利益。毋宁说他们是被当作政府的敌人，或者是被恶意地说成这样子，为了一些马基雅维利式的理由（譬如，要创造一种氛围，政府机构能够借此貌似成理地逆转议会制的潮流）。所以杀手们差不多是这个机构的直接代理人。[433]10月6日在法政大学对学生的残杀，特别利于说明第一类和第二类谋杀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一次的受害者，有不少人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特权孩子们（一个人只需在工作周的随便哪天，去看看法政大学校门内的学生们那一张张泰国华人的脸，再看看校门外小贩们那一张张泰国泰人的脸，就能体会这一点）。简直没有理由认为泰国资产阶级祈盼这些杀戮——首都以外任何地方都不曾重演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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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7 所以，由政府代理人执行的“国家性”谋杀，是反中产阶级的，意欲恢复1973年10月14日前的那种政治秩序。由私募雇佣兵实施的“地方性”谋杀，是亲中产阶级的，意欲恫吓下层阶级的成员及其自命的民权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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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9 乡村起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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