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5941 新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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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3 泰国政治的第二个新参与者可以统而言之为官僚制外的资产阶级。它的起源是泰国华裔商人与商贸社群，他们活跃于曼谷、春武里、北榄和兴盛的南部的几个市镇。[424]在1940和1950年代，他们还人少财薄，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尤其因为许多情况下，同化的过程尚未完成）。然而到1960年代初，完全同化的一代泰国华人正值上中学、大学的年纪，那时恰逢越战带来的大繁荣如火如荼。他们及时赶上了利用1960年代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利用繁荣带来的就业大扩张和多样化。[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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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5 暹罗在历史上从未如此被洪水般涌来的外国经济资源所淹没——这不仅是由于美国对军事基地和战略性基础结构发展的资本投资，也是由于美国对泰国政权的直接援助，以及日本和美国在一个低工资、无工会社会里的大量私人投资。这一洪流有三个尤可注意的后果。第一，它绝非一股脑集中在首都区域，而是对东北部、北部和南部许多地区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较大影响。第二，它促成了一个商人阶层的浮现，他们远不像旧式的泰国华裔商人那样同现代官僚针锋相对。这个阶层的领导者中间，有大宾馆、购物广场、汽车经销商、保险公司，当然还有银行的所有者和经理人。[426]这些人穿戴得像官僚，挨着官僚住在新郊区的住宅群里，进餐、聚会、购物、旅游，都是官僚去的同样地方。1960年代以降，他们越来越多地出于一个单一的公共机构——大学。第三，它与泰国华人银行系统的闪电般兴起配合无间，而且实际上可能是这种骤兴的主要原动力。这些泰国华人银行没有被日本和美国巨头挤到一旁。的确，它们受益于外国人所面临的掌握泰语和汉语上的困难（这些语言令人生畏的书写就更甭提了），敏捷地动手开发国内资本市场。它们很快发现，在这繁荣岁月里搞好地方业务大有赚头。1960年代早期，大多数府会城市里最最宏伟的大厦是府尹办公大楼，那是支配着泰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旧官僚统治的象征。十年后，泰国这许多的爱德华七世时代风格的建筑，在壮观的玻璃—混凝土—大理石高楼面前黯然失色，曼谷大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就驻在那种高楼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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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7 新生的议会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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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49 因而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官僚体制外的资产阶级的兴起。第一个、也是很常见的角度强调为数众多的知识青年的出现，他们中有一部分使全泰学生中心（NSCT）在1970年代初一时成为可怕的政治力量。早在1960年代末，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像先前的大学生那样，被官僚机构接纳。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置身于传统上是为新一代统治阶级承担重任预作准备的机构里，所以他们觉得有参政的自然权利。他们许多人如今来自外地各府，就此而论，他们期望不仅在曼谷，也在他们最终成就的职业生涯的任何地方，行使那种权利。这样，地区上出现非官僚的、重要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就有了现实可能性，这在泰国史上尚属首次。第二个不那么常见的角度主要关注小镇企业家的实力增强，他们有的独立经营，有的给首都大公司做代理，以银行信贷与地方生活普遍快速的商业化为基础壮大起来。在多数地方市镇，这类人很快赚得堪与驻在当地的政府官员相匹敌的收入，进而养成相仿的生活方式和地位派头。而且，既然官员会常规性地调任别处，而他们无须如此，他们就打下了坚实的地方根基——社会根基和商业根基。这些根基要产生地方权力，唯一必要的是，中央政府机器的统一和权威——那是地方官员的后盾——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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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1 历史的“断裂”随着1973年的民众运动到来了，10月14号，那场运动以他侬—巴博政权的垮台而告终。[427]诚然，要不是国王和军队统帅吉·西瓦拉（Krit Sivara）将军的高层派系干涉，这个二头政治原本不会垮台。但是吉·西瓦拉搞掉他的长官，不靠政变，靠的是给学生和知识分子——联合了曼谷的人民大众，包括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部分——的行动主义煽风点火，这个事实显示，他本人认识到传统形式的“合法性政治”不复可行。国家变化太大了。1973—1977年间的事件表明，纵使反动集团依然强势，这种认识甚至在国家机构内部也在周流蔓延，结果该机构不能以其先前的目的统一性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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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3 正孕育而生的是那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系，我们所熟悉的议会民主制。这是一切壮志凌云、富实自信的资产阶级感到极为惬意的那种政体类型，恰恰因为它最大化了他们的权力，最小化了他们对手的权力。如果我们认为1973年是暹罗的1789年，那么我们可以在某个单一视角内观察整个后续时期（直至今日），那就是资产阶级斗争的视角，这个阶级努力发展和维持它的新政治权力（以议会形式制度化了），防止左右两派、民众和政府机构的威胁。这十六年间政治谋杀的模式充分证明这个视角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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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5 巩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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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7 这个时期大概可以合理地分成两段：1973—1978年，1978—1989年。第一时段是极不稳定、极不确定的时段，摸着石头过河的资产阶级处在一种外露的矛盾地位上。一方面，它需要民众的支持（理想情况下主要通过选举机制传达出来），以便强化它的正当性和权力，防备军人和文官。在这一斗争中，“民主”是一件在国内有威力、在国际有令名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感到需要政府机构镇压性武器的支持，以便遏制城市地区的“民众过激行动”，跟农村地区新兴的泰共战斗，而且考虑到美国在印支地位的急剧衰落，还要保卫民族—国家不受东边共产党统治的新邻国侵犯。[428]在第二时段，资产阶级的主要问题是抵挡安全机构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右分子的种种图谋，这些人企图利用“外部威胁”，诉诸假平民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公共修辞，重获他们旧日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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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59 在资产阶级的成功斗争中，报刊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首屈一指的是流行报纸《泰国日报》（Thai Rath）的重要作用，它拥有全国性的庞大读者群，代表了另一种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与议会制度或旧政权的国族—国教—国王口号所想象出来的民族共同体并排在一起。多数报刊即使不是明确反对军人—官僚的图谋（更无论政变），至少是疑虑重重。毕竟，成功的报纸是大型商业企业，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读者的心声。相应地，这一时期报刊的角色可视作新资产阶级政治优势地位的盟友。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对它的权力变得如此自信，对议会制度在保护它自身利益方面的价值如此肯定，以致表现得愿意容许本阶层中存在暴烈的内部竞争。我们在1980年代目睹了议员遇刺的奇特壮观场面，暗杀他们的不是共产主义者或军事独裁者，而是其他议员或想做议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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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1 在转而细察这两个时期政治谋杀的对比性模式之前，我们可以再度提醒自己，是什么原因让议会制度那么吸引当前泰国这种新中产阶级。首先，面对专横跋扈的文官和军人官僚机构，它拓宽了通向政治权力的纵向和横向渠道。要被选进议会，人们不必具备大学学位，也不必在青春年少时进入过某种机构等级体系的下层。女性身份不再是致命的政治弱点。因此，在社会、政治的垂直流动上，受教育不多者和非男性就有巨大的——至少是理论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以地域为基础的选举体系中，府籍不是什么特殊障碍，甚至可以是一种优势。一个人可能根基在那空沙旺，仍然做着内阁部长；其实，情况可能是，一个人只有牢牢地把根基定在那空沙旺，他才能够获得内阁席位。议会由是给了府县精英们机会，得以绕开内务部那强大的、以地域为基础的等级体系，也得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在官僚机构自身的首都总部，即Krung Thep Maha Nakhon（天使之城）、又叫Bangkok（曼谷）的这座城市里，设法脱颖而出。更一般性地说，基于选举的议会体制比其他任何政体类型更有助于缩小各府与首都之间的权力差距：这自然就是它们何以对府县名流如此富于吸引力的缘由。[429]第二，官僚机构权力的缩减，往往削弱了由官僚机构控制和保护的专卖权体制，后者到头来总是使资产阶级臣服于政府机构。这种专卖权当然会让特定的商人或商人集团捞到好处，但却有损这个阶级的普遍利益。第三，选举政治以更细微的、技术性的方式关照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对支撑选举成功至关紧要，金钱也正是资产阶级最为丰厚的天赐资源。[430]另一方面，选举政治如果能够稳固确立的话，它的声望有助于使议会外政治活动丧失正当性，特别是罢工、示威和民众运动，资产阶级不大可能控制得了它们，而且有时会深感恐惧。最后，像暹罗这样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封建”残余依然强大；很明显，在这里，议员的位子可以提供机会，让人在地方层次上变得有权有势，那种权势比工业社会一般情形下要煊赫得多。因此，暹罗议会制的巩固与所谓“昭魄”（chao phaw）的招摇现世同时发生，这并非偶然。“昭魄”是黑手党那样的政客—资本家，他们靠使用暴力、政治关系、控制地方市场和非法行当，成为令人畏惧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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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3 地方性和国家性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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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5 这下我们可以回到政治谋杀的主题了。从1974年底到1976年10月6日政变这段时期，典型的受害人是与NSCT有关联的中产阶级学生活动分子、农民组织的带头人、工运分子与揭发丑闻的左倾记者。[431]谋杀似乎可分为两大类。（1）地方性谋杀——通常针对农民领袖、工运分子和记者，他们被认为危及了包括地主、商人和腐败的村首在内的地方要员们的权力或利润。这些谋杀多系私人所为，当地要员们就从越战时期囤积下来的大批职业杀手、前保安人员、赚外快的警察和小匪徒中雇用枪手（mue puen）。[432]（2）国家性谋杀，一个显眼的例子是社会党领袖汶沙侬博士，他于1976年2月28日在曼谷遭到伏击行刺。但是，对杰出学生领袖不时的暗杀，以及最重要的，1976年10月6日那天在曼谷法政大学发生的大屠杀，构成了这个普遍类型。这些受害者没有威胁到特定的私人利益。毋宁说他们是被当作政府的敌人，或者是被恶意地说成这样子，为了一些马基雅维利式的理由（譬如，要创造一种氛围，政府机构能够借此貌似成理地逆转议会制的潮流）。所以杀手们差不多是这个机构的直接代理人。[433]10月6日在法政大学对学生的残杀，特别利于说明第一类和第二类谋杀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一次的受害者，有不少人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特权孩子们（一个人只需在工作周的随便哪天，去看看法政大学校门内的学生们那一张张泰国华人的脸，再看看校门外小贩们那一张张泰国泰人的脸，就能体会这一点）。简直没有理由认为泰国资产阶级祈盼这些杀戮——首都以外任何地方都不曾重演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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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7 所以，由政府代理人执行的“国家性”谋杀，是反中产阶级的，意欲恢复1973年10月14日前的那种政治秩序。由私募雇佣兵实施的“地方性”谋杀，是亲中产阶级的，意欲恫吓下层阶级的成员及其自命的民权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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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69 乡村起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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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71 已经合理论证过，暹罗、泰国议会民主制和/或泰国中产阶级，在泰共乡村起义的失败中，得益于一次飞来的好运，那是拜1978年12月开火的柬越中三角战争所赐。诚然，泰共领导层决定仍然全盘忠于北京立场，这使该党遭受了重创。它因之丧失了它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安全潜伏地，丧失了它在越南培训干部的机会，甚至丧失了它在云南的大功率无线电广播发射机。（总理江萨将军精明得很，深悉同“小瓶”［邓小平］及其羽翼搞好关系的好处。）[434]但是也可以论证说，这次损失之所以特别严重，是由于泰共已经在同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斗争：怎么处置数百名中产阶级青年活动分子？——他们在血雨腥风的1976年10月6日政变后赶紧逃到了它的丛林保护伞下。这些活动分子来自年轻得多的一代人，来自生活优裕的家庭，博览群书，能说会道，还有参与国家层面的合法政治的一点儿实际经验，他们发现很难机械地接受泰共的许多立场，而党对1978—1979年危机的迟钝反应让这种接受变得几乎不可能。总理江萨老谋深算，实行全面大赦，让活动分子们能够安全回家。耐人寻味的是，泰共没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他们，即使这“大规模叛逃”的奇观加剧了它早已遭受的严重政治损失。是国际政治的发展与泰共自身的内出血，而不是泰国军队的战场胜利，造成了泰共的衰落；总的来说，毫无疑问，这一衰落主要使泰国的新资产阶级得利。1978—1979年后，资产阶级没遭遇左派或底层的任何严重威胁。到那时，它也不再被国家东部边境的越南军队的存在吓得惊慌失措了，虽然军方竭力想造成这种效果。资产阶级认识到越南力量的真实限度，认识到暹罗在获得美中日轴心的坚定后援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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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73 但是柬越中战事刚巧是在后10·6的他宁右翼政权垮台之后爆发的，正是他宁的兴衰对理解资产阶级时代泰国政治的变换中的动力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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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75 他宁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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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77 他宁本人是个思想古怪而极端的泰国华人法学家，[435]并无自个的任何政治基础，也不代表任何重要集团或机构。他被任命为总理，反映了宫廷和将军们之间的冲突。王室被最近老挝君主制的废除吓坏了，它又被认为跟后者有关联，所以它想要一位强硬的反共分子，但还得是文官（因为它从未对军人放心）。将军们更关心权力而非反共，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位上台。起初宫廷占了上风，但好景不长。他宁政府的虚夸言辞荒唐可笑，结果不久它就被民间叫做“蛤蜊内阁”；[436]由于它的无能与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它很快让几乎每个人都敌视它。但是它的领导者们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们的历史使命——反共，还有文官至上和（右翼的）法治，以致做出了现代泰国政治上绝对开天辟地的事情：把一个高级将领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无可否认，差拉·希兰西里（Chalard Hiransiri）将军，1977年3月一场未遂政变的首领，在他竞逐权力的短暂过程中企图谋杀宫廷红人阿伦·德瓦塔辛（Arun Dewathasin）将军，但是，假如是一个真正的军政府当权，他极不可能还会被处以死刑。[437]差拉的命运的确是一个因素，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江萨将军在当年10月发动的不流血的成功政变，从一开始就被宣扬为是一缕“克制”的清风，是恢复起码算准议会制政府的先声。这种宣传的受众不单是美国和西欧（“国际舆论”），而且首先还是泰国资产阶级。[438]江萨本人煞费苦心地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像慈祥、恋家的资产阶级，他是这么做的第一个泰国政变领导人。例如，在一次漂亮的戏剧性行动中，他让媒体拍摄了他亲自在家为曼谷十八君子煮面条的场景，这十八人是因“大逆不道”的严重指控，自1976年10月6日以来遭到监禁的学生。这一切统而言之，甚至在印支政局纷乱和泰共垮台之前，他宁政权的兴衰也证实了泰国政治中资产阶级权力的持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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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79 议员和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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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81 最后，我们可以转向最近的过去，转向“枪手”的主题。1978年后泰国报刊的任何读者，想来都留有深刻印象：关于昭魄和phu mi itthiphon（“势要”）的故事骤然夺人眼目，地方政治生活新近危险四伏。议员被“来历不明的枪手”杀害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尽管很少有什么案子像刺杀“Sia”雅俄（Jaew）[439]那么场面壮观——这位春武里名震江湖的昭魄，遭到一伙人像军队那种阵势的伏击，那伙人开着装甲车用冲锋枪扫射。暴发户大亨、大投机商和/或走私者以及法官（地方大佬或潜在的大佬）等排在议员后面，也都常是枪下之鬼。这些人似乎业已取代了农民领袖和学生活动分子，后者如今几乎不再是攻击目标了。然而有充分理由认为，杀人者和1974—1976年那些凶手是同一些人，至少是同一类人：mue puen，职业杀手。他们的主顾几乎总是受害人的同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意对头。（凶案极不平均的地理分布，说明政府本身很少或全未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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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83 所有这些凶杀表明，在1980年代，议员这种知名人物也获得了稳定的市场价值。换句话说，成为一名议员不仅提供了赚钱捞权的大好机会，而且很惬意地有望长久这么干下去。因此一个人杀掉他的议席竞争对手，这可能是值得花点功夫的——但在1950和1960年代却不可想象，那时议会的权力和寿命被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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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85 眼下我们在暹罗所目睹的，是它的“美国时代”所造就的经济、政治赛道的巩固。几乎不间断的三十载繁荣给予这个国家全东南亚（新加坡自治市除外）最发达、高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曼谷的大银行将从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贷款注入各府县，这些资金可以用于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也同样可用于政治和犯罪。各银行间在所有层次上的竞争，意味着每家银行都有浓厚兴趣发展政治代理人和盟友。作为许多议员的财务上的庄家，银行能够以某种方式施加直接、独立的政治影响，那在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军人执政下很难办到。而且，议员群体是全国选民的代表，这就用一种新的合法性光环掩饰了银行权力（以及大工业和大商业集团的权力）。这是一种实在的、宝贵的资产。因而可以暂且下断语说，资产阶级各阶层——从曼谷巨富的银行家到地方小镇野心勃勃的小业主，大多数都认定议会体制是最适合他们的体制；他们如今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够抗击一切敌人，坚持这一体制。这些敌人依旧存在，尤其是在军队和文官机构里。但是它们似乎处于长期衰落中。尽管官场对“邪恶势力”（这是美化自己的宣传，想要暗示“仁善势力”是官僚机构独擅之物）啧有怨言，它还是渐渐让自己适应新体制。[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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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87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职业杀手对议员的暗杀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征兆。议会民主制不费力地赢得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拥戴。但是他们还不足以支撑它。数量可观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无情、富有、精力过人、争强好胜，他们也必得愿意投入这个体制。在暹罗，这样的人为了当议员，准备好了彼此厮杀，这指明了某种真正新出的东西而今就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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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5989 电影《枪手们》反映了这种形势。它拒绝站在政府谋杀一边反对私人谋杀——政府也没打算强使它改变想法。它让观众们宽心，新资产阶级世界安如泰山。毕竟，如果资本家在遭到谋杀，他们的杀手既不是共产主义者、学生激进分子，也不是警察国家的代理人，而只不过是资本家同类的雇员。对电影观众中间的失败左派来说，这里想必有这样全然有意的潜台词：起码有一些资本家正在被杀，杀他们的人，是美帝国主义加上不公正社会体系的受了重创的牺牲品。为1976年10月6日的一种梦中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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