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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而细察这两个时期政治谋杀的对比性模式之前，我们可以再度提醒自己，是什么原因让议会制度那么吸引当前泰国这种新中产阶级。首先，面对专横跋扈的文官和军人官僚机构，它拓宽了通向政治权力的纵向和横向渠道。要被选进议会，人们不必具备大学学位，也不必在青春年少时进入过某种机构等级体系的下层。女性身份不再是致命的政治弱点。因此，在社会、政治的垂直流动上，受教育不多者和非男性就有巨大的——至少是理论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以地域为基础的选举体系中，府籍不是什么特殊障碍，甚至可以是一种优势。一个人可能根基在那空沙旺，仍然做着内阁部长；其实，情况可能是，一个人只有牢牢地把根基定在那空沙旺，他才能够获得内阁席位。议会由是给了府县精英们机会，得以绕开内务部那强大的、以地域为基础的等级体系，也得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在官僚机构自身的首都总部，即Krung Thep Maha Nakhon（天使之城）、又叫Bangkok（曼谷）的这座城市里，设法脱颖而出。更一般性地说，基于选举的议会体制比其他任何政体类型更有助于缩小各府与首都之间的权力差距：这自然就是它们何以对府县名流如此富于吸引力的缘由。[429]第二，官僚机构权力的缩减，往往削弱了由官僚机构控制和保护的专卖权体制，后者到头来总是使资产阶级臣服于政府机构。这种专卖权当然会让特定的商人或商人集团捞到好处，但却有损这个阶级的普遍利益。第三，选举政治以更细微的、技术性的方式关照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对支撑选举成功至关紧要，金钱也正是资产阶级最为丰厚的天赐资源。[430]另一方面，选举政治如果能够稳固确立的话，它的声望有助于使议会外政治活动丧失正当性，特别是罢工、示威和民众运动，资产阶级不大可能控制得了它们，而且有时会深感恐惧。最后，像暹罗这样的国家里，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封建”残余依然强大；很明显，在这里，议员的位子可以提供机会，让人在地方层次上变得有权有势，那种权势比工业社会一般情形下要煊赫得多。因此，暹罗议会制的巩固与所谓“昭魄”（chao phaw）的招摇现世同时发生，这并非偶然。“昭魄”是黑手党那样的政客—资本家，他们靠使用暴力、政治关系、控制地方市场和非法行当，成为令人畏惧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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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和国家性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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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我们可以回到政治谋杀的主题了。从1974年底到1976年10月6日政变这段时期，典型的受害人是与NSCT有关联的中产阶级学生活动分子、农民组织的带头人、工运分子与揭发丑闻的左倾记者。[431]谋杀似乎可分为两大类。（1）地方性谋杀——通常针对农民领袖、工运分子和记者，他们被认为危及了包括地主、商人和腐败的村首在内的地方要员们的权力或利润。这些谋杀多系私人所为，当地要员们就从越战时期囤积下来的大批职业杀手、前保安人员、赚外快的警察和小匪徒中雇用枪手（mue puen）。[432]（2）国家性谋杀，一个显眼的例子是社会党领袖汶沙侬博士，他于1976年2月28日在曼谷遭到伏击行刺。但是，对杰出学生领袖不时的暗杀，以及最重要的，1976年10月6日那天在曼谷法政大学发生的大屠杀，构成了这个普遍类型。这些受害者没有威胁到特定的私人利益。毋宁说他们是被当作政府的敌人，或者是被恶意地说成这样子，为了一些马基雅维利式的理由（譬如，要创造一种氛围，政府机构能够借此貌似成理地逆转议会制的潮流）。所以杀手们差不多是这个机构的直接代理人。[433]10月6日在法政大学对学生的残杀，特别利于说明第一类和第二类谋杀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一次的受害者，有不少人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特权孩子们（一个人只需在工作周的随便哪天，去看看法政大学校门内的学生们那一张张泰国华人的脸，再看看校门外小贩们那一张张泰国泰人的脸，就能体会这一点）。简直没有理由认为泰国资产阶级祈盼这些杀戮——首都以外任何地方都不曾重演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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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政府代理人执行的“国家性”谋杀，是反中产阶级的，意欲恢复1973年10月14日前的那种政治秩序。由私募雇佣兵实施的“地方性”谋杀，是亲中产阶级的，意欲恫吓下层阶级的成员及其自命的民权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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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起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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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合理论证过，暹罗、泰国议会民主制和/或泰国中产阶级，在泰共乡村起义的失败中，得益于一次飞来的好运，那是拜1978年12月开火的柬越中三角战争所赐。诚然，泰共领导层决定仍然全盘忠于北京立场，这使该党遭受了重创。它因之丧失了它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安全潜伏地，丧失了它在越南培训干部的机会，甚至丧失了它在云南的大功率无线电广播发射机。（总理江萨将军精明得很，深悉同“小瓶”［邓小平］及其羽翼搞好关系的好处。）[434]但是也可以论证说，这次损失之所以特别严重，是由于泰共已经在同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斗争：怎么处置数百名中产阶级青年活动分子？——他们在血雨腥风的1976年10月6日政变后赶紧逃到了它的丛林保护伞下。这些活动分子来自年轻得多的一代人，来自生活优裕的家庭，博览群书，能说会道，还有参与国家层面的合法政治的一点儿实际经验，他们发现很难机械地接受泰共的许多立场，而党对1978—1979年危机的迟钝反应让这种接受变得几乎不可能。总理江萨老谋深算，实行全面大赦，让活动分子们能够安全回家。耐人寻味的是，泰共没采取什么措施阻止他们，即使这“大规模叛逃”的奇观加剧了它早已遭受的严重政治损失。是国际政治的发展与泰共自身的内出血，而不是泰国军队的战场胜利，造成了泰共的衰落；总的来说，毫无疑问，这一衰落主要使泰国的新资产阶级得利。1978—1979年后，资产阶级没遭遇左派或底层的任何严重威胁。到那时，它也不再被国家东部边境的越南军队的存在吓得惊慌失措了，虽然军方竭力想造成这种效果。资产阶级认识到越南力量的真实限度，认识到暹罗在获得美中日轴心的坚定后援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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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柬越中战事刚巧是在后10·6的他宁右翼政权垮台之后爆发的，正是他宁的兴衰对理解资产阶级时代泰国政治的变换中的动力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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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宁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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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宁本人是个思想古怪而极端的泰国华人法学家，[435]并无自个的任何政治基础，也不代表任何重要集团或机构。他被任命为总理，反映了宫廷和将军们之间的冲突。王室被最近老挝君主制的废除吓坏了，它又被认为跟后者有关联，所以它想要一位强硬的反共分子，但还得是文官（因为它从未对军人放心）。将军们更关心权力而非反共，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位上台。起初宫廷占了上风，但好景不长。他宁政府的虚夸言辞荒唐可笑，结果不久它就被民间叫做“蛤蜊内阁”；[436]由于它的无能与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它很快让几乎每个人都敌视它。但是它的领导者们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们的历史使命——反共，还有文官至上和（右翼的）法治，以致做出了现代泰国政治上绝对开天辟地的事情：把一个高级将领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无可否认，差拉·希兰西里（Chalard Hiransiri）将军，1977年3月一场未遂政变的首领，在他竞逐权力的短暂过程中企图谋杀宫廷红人阿伦·德瓦塔辛（Arun Dewathasin）将军，但是，假如是一个真正的军政府当权，他极不可能还会被处以死刑。[437]差拉的命运的确是一个因素，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江萨将军在当年10月发动的不流血的成功政变，从一开始就被宣扬为是一缕“克制”的清风，是恢复起码算准议会制政府的先声。这种宣传的受众不单是美国和西欧（“国际舆论”），而且首先还是泰国资产阶级。[438]江萨本人煞费苦心地在公众场合表现得像慈祥、恋家的资产阶级，他是这么做的第一个泰国政变领导人。例如，在一次漂亮的戏剧性行动中，他让媒体拍摄了他亲自在家为曼谷十八君子煮面条的场景，这十八人是因“大逆不道”的严重指控，自1976年10月6日以来遭到监禁的学生。这一切统而言之，甚至在印支政局纷乱和泰共垮台之前，他宁政权的兴衰也证实了泰国政治中资产阶级权力的持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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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和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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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转向最近的过去，转向“枪手”的主题。1978年后泰国报刊的任何读者，想来都留有深刻印象：关于昭魄和phu mi itthiphon（“势要”）的故事骤然夺人眼目，地方政治生活新近危险四伏。议员被“来历不明的枪手”杀害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尽管很少有什么案子像刺杀“Sia”雅俄（Jaew）[439]那么场面壮观——这位春武里名震江湖的昭魄，遭到一伙人像军队那种阵势的伏击，那伙人开着装甲车用冲锋枪扫射。暴发户大亨、大投机商和/或走私者以及法官（地方大佬或潜在的大佬）等排在议员后面，也都常是枪下之鬼。这些人似乎业已取代了农民领袖和学生活动分子，后者如今几乎不再是攻击目标了。然而有充分理由认为，杀人者和1974—1976年那些凶手是同一些人，至少是同一类人：mue puen，职业杀手。他们的主顾几乎总是受害人的同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意对头。（凶案极不平均的地理分布，说明政府本身很少或全未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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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凶杀表明，在1980年代，议员这种知名人物也获得了稳定的市场价值。换句话说，成为一名议员不仅提供了赚钱捞权的大好机会，而且很惬意地有望长久这么干下去。因此一个人杀掉他的议席竞争对手，这可能是值得花点功夫的——但在1950和1960年代却不可想象，那时议会的权力和寿命被看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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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们在暹罗所目睹的，是它的“美国时代”所造就的经济、政治赛道的巩固。几乎不间断的三十载繁荣给予这个国家全东南亚（新加坡自治市除外）最发达、高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曼谷的大银行将从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贷款注入各府县，这些资金可以用于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也同样可用于政治和犯罪。各银行间在所有层次上的竞争，意味着每家银行都有浓厚兴趣发展政治代理人和盟友。作为许多议员的财务上的庄家，银行能够以某种方式施加直接、独立的政治影响，那在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军人执政下很难办到。而且，议员群体是全国选民的代表，这就用一种新的合法性光环掩饰了银行权力（以及大工业和大商业集团的权力）。这是一种实在的、宝贵的资产。因而可以暂且下断语说，资产阶级各阶层——从曼谷巨富的银行家到地方小镇野心勃勃的小业主，大多数都认定议会体制是最适合他们的体制；他们如今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够抗击一切敌人，坚持这一体制。这些敌人依旧存在，尤其是在军队和文官机构里。但是它们似乎处于长期衰落中。尽管官场对“邪恶势力”（这是美化自己的宣传，想要暗示“仁善势力”是官僚机构独擅之物）啧有怨言，它还是渐渐让自己适应新体制。[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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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职业杀手对议员的暗杀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征兆。议会民主制不费力地赢得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拥戴。但是他们还不足以支撑它。数量可观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无情、富有、精力过人、争强好胜，他们也必得愿意投入这个体制。在暹罗，这样的人为了当议员，准备好了彼此厮杀，这指明了某种真正新出的东西而今就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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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枪手们》反映了这种形势。它拒绝站在政府谋杀一边反对私人谋杀——政府也没打算强使它改变想法。它让观众们宽心，新资产阶级世界安如泰山。毕竟，如果资本家在遭到谋杀，他们的杀手既不是共产主义者、学生激进分子，也不是警察国家的代理人，而只不过是资本家同类的雇员。对电影观众中间的失败左派来说，这里想必有这样全然有意的潜台词：起码有一些资本家正在被杀，杀他们的人，是美帝国主义加上不公正社会体系的受了重创的牺牲品。为1976年10月6日的一种梦中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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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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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本文的过程中，我从我的一位最近重返美国的泰国学生那儿收到一篇记叙文，讲的是新近一次很有代表性、细节很丰富的暗杀，我实在忍不住把它稍加删改，放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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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伊始，披帕先生（Phiphat Rotwanitchakorn，人称“Sia Huad”［滑头大亨］），曼谷东南春武里地区的一个显赫昭魄，蔚为壮观地遇伏身亡，他的司机和贴身保镖（当地警察局的副巡官）也未能幸免。他久已知悉自己是暗杀的目标，几乎从不离开他那宽敞的、戒备森严的宅第。但是清明节那天，即泰国华人家庭祭祖的时节，亿万富豪泰差拜普（Tejaphaiboon）家族在春武里的私人墓地举行仪式，他的好友、该家族一位杰出的曼谷银行家邀请他出席。[441]他觉得不能不去，因为这位朋友先前曾授予他10亿泰铢（40,000,000美元）的信贷额度，使他得以出高价击败昭魄对头傅锦南（Kamnan Poh），竞得对春武里商业区一座大型商贸中心建筑项目的控制权。“滑头大亨”担心丧命，叫上他的弟弟和几个职业枪手坐另一辆车跟在后面。从墓地返回时，他甚至换了车，指望躲开敌人。但是行刺者开了三辆车，第一辆猛撞进而阻挡了他弟弟那辆车。然后他们追杀他，疯狂扫射了大约五分钟，此时他的车停下了，里面三人全部丧命。然而为了核实这一点，一个跛脚枪手（不是索拉朋吗？）从车里钻出来，戴着面具，走近那几具尸体瞧了瞧，一群越来越浩荡的好奇看客围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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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头大亨”最初给一个地方昭魄做个卑贱的打手，职业生涯由此起步。当他的老板被杀的时候，他自立门户，找了当地一个政治领导作新庇护人。他最小的妹妹随后嫁给了春武里一位著名议员的公子，这位议员后来成了内阁部长；在选举时节，“滑头大亨”亲自为他效力，当“拉票人”。他的财富和权势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量也增加了。他专做土地投机，在那些已经列入工商业开发时间表的地区，他命令他的帮伙用最残酷的手段，逼迫有地小农把土地贱卖给他。他还卷进了一起成功的阴谋，搞垮了一个当地市长（也是政治老板），将他本人的亲信安插到市政府里。他及其帮伙对待当地警察的傲慢架势，给他招来了许多穿制服的敌人。这样，当势焰熏天的傅锦南（他因竞拍商贸中心建筑项目落败而怀恨在心）点头批准时，想让“滑头大亨”死的许多人组成一个反对他的联合阵线，凑齐了一百万泰铢（40000美元）和大量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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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喋血之后约莫一个月，警察拘捕了涉案的数人，包括死者的几个昭魄对头、一些政客和枪手，以及最重要的，特种警察部队的四名成员——据称是实际执行的刺客。[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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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传言说，这次暗杀行动的主脑是傅锦南，虽然没有哪家报纸杂志胆敢这样讲。但是如今谁敢碰他呢？就在杀人后一周，傅锦南庆祝了他在新成立的沈蜀区（Saensuk，靠近旅游胜地芭堤雅）第一次区长选举中获胜，举办了一个万人舞会，其中包括社会行动党的几个内阁部长、其他知名议员、流行歌手和电影明星。论排场，论轰动，它都远在总理差猜·春哈旺当选总理时举行的舞会之上！有记者问到“滑头大亨”之死的问题，傅锦南回答说：“在春武里，坏人必须死。”但是也许死得不像“滑头大亨”那么壮观。眼下，为枪手所杀正在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权。毕竟，谁愿意付给枪手百万泰铢，取一个穷人的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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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9 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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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9日，科拉松·阿基诺总统撒了一个极富启示的公开谎言。在对菲律宾华人联合商会所发表的气势恢宏的演说中，她把自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成是“回归故里”，因为她的曾祖父是个从中国东南的福建省过来的贫苦移民。[443]念及菲律宾近乎破产的经济和280亿美元的外债，[444]无疑地，她急切需要在马尼拉商业阶层的这个强势群体中鼓动起团结感、信任感，因而夸大其词也情有可原。然而真相是，总统原名科拉松·许寰哥（Corazón Cojuangco），是菲律宾寡头政治集团内最有钱有势的统治家族之一的成员。她的祖父，就是那位身无分文的移民的推定儿子，是唐·梅莱西奥·许寰哥（Don Melecio Cojuangco），1871年出生于中吕宋的马洛洛斯。他毕业于多明我会的拉特兰圣胡安学校（Colegio de San Juan de Letran）和师范学校（Escuela Normal），还是打拉省一个功成名就的农民（agricultor，亦即hacendado，农场主）；在1907年他36岁时，被选入菲律宾议会（Philippine Assembly），那是美帝国主义者当年建立的准立法机关。[445]他的一个儿子（科拉松的叔父）于1941年当上了打拉省长，另一个（她的父亲，唐·何塞）是该省最负盛名的众议员。1967年，他的一个孙子（她的堂兄），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Eduardo“Danding”），在马科斯支持下成为打拉省长，此后一直算得上马科斯最声名狼藉的密友之一。另一个孙子（她的弟弟），何塞·“佩平”·许寰哥（José“Peping”），那时就是打拉省的众议员之一，今天又成了众议员——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半打政客之一。她嫁给小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 Jr.），后者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打拉省长和参议员。这桩婚姻把她和中吕宋的另一个核心统治家族连在一起。老贝尼尼奥·阿基诺在美国统治后期已经是参议员，因为与日占政权勾搭成奸而丑名长存。当前，她的一个大伯子阿加皮托·“巴茨”·阿基诺（Agapito“Butz”），是参议员；另一个大伯子保罗，是人民力量党（Lakas ng Bansa，她的选举联盟的三个主要“政党”之一）的党首；有个姻叔埃米尼奥·阿基诺（Herminio）是众议员，表兄埃米迪奥·“丁”·陈华哥（Emigdio“Ding”Tanjuatco）和小姑特雷西塔·阿基诺—奥雷塔（Teresita Aquino-Oreta）也是众议员。[446]一个舅舅，弗朗西斯科·“科芒”·苏穆隆（Francisco“Komong”Sumulong），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科拉松本人也不像她的竞选海报宣称的那样，在成为总统时仅仅是个家庭妇女。有十三年之久，她担任了许寰哥家族控股公司的财务主管，该公司掌控着一个巨大的金融、农业和城市房地产大帝国。[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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