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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们在暹罗所目睹的，是它的“美国时代”所造就的经济、政治赛道的巩固。几乎不间断的三十载繁荣给予这个国家全东南亚（新加坡自治市除外）最发达、高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曼谷的大银行将从前做梦都想不到的贷款注入各府县，这些资金可以用于生产性的企业家活动，也同样可用于政治和犯罪。各银行间在所有层次上的竞争，意味着每家银行都有浓厚兴趣发展政治代理人和盟友。作为许多议员的财务上的庄家，银行能够以某种方式施加直接、独立的政治影响，那在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军人执政下很难办到。而且，议员群体是全国选民的代表，这就用一种新的合法性光环掩饰了银行权力（以及大工业和大商业集团的权力）。这是一种实在的、宝贵的资产。因而可以暂且下断语说，资产阶级各阶层——从曼谷巨富的银行家到地方小镇野心勃勃的小业主，大多数都认定议会体制是最适合他们的体制；他们如今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够抗击一切敌人，坚持这一体制。这些敌人依旧存在，尤其是在军队和文官机构里。但是它们似乎处于长期衰落中。尽管官场对“邪恶势力”（这是美化自己的宣传，想要暗示“仁善势力”是官僚机构独擅之物）啧有怨言，它还是渐渐让自己适应新体制。[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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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职业杀手对议员的暗杀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征兆。议会民主制不费力地赢得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拥戴。但是他们还不足以支撑它。数量可观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无情、富有、精力过人、争强好胜，他们也必得愿意投入这个体制。在暹罗，这样的人为了当议员，准备好了彼此厮杀，这指明了某种真正新出的东西而今就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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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枪手们》反映了这种形势。它拒绝站在政府谋杀一边反对私人谋杀——政府也没打算强使它改变想法。它让观众们宽心，新资产阶级世界安如泰山。毕竟，如果资本家在遭到谋杀，他们的杀手既不是共产主义者、学生激进分子，也不是警察国家的代理人，而只不过是资本家同类的雇员。对电影观众中间的失败左派来说，这里想必有这样全然有意的潜台词：起码有一些资本家正在被杀，杀他们的人，是美帝国主义加上不公正社会体系的受了重创的牺牲品。为1976年10月6日的一种梦中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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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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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本文的过程中，我从我的一位最近重返美国的泰国学生那儿收到一篇记叙文，讲的是新近一次很有代表性、细节很丰富的暗杀，我实在忍不住把它稍加删改，放入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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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4月伊始，披帕先生（Phiphat Rotwanitchakorn，人称“Sia Huad”［滑头大亨］），曼谷东南春武里地区的一个显赫昭魄，蔚为壮观地遇伏身亡，他的司机和贴身保镖（当地警察局的副巡官）也未能幸免。他久已知悉自己是暗杀的目标，几乎从不离开他那宽敞的、戒备森严的宅第。但是清明节那天，即泰国华人家庭祭祖的时节，亿万富豪泰差拜普（Tejaphaiboon）家族在春武里的私人墓地举行仪式，他的好友、该家族一位杰出的曼谷银行家邀请他出席。[441]他觉得不能不去，因为这位朋友先前曾授予他10亿泰铢（40,000,000美元）的信贷额度，使他得以出高价击败昭魄对头傅锦南（Kamnan Poh），竞得对春武里商业区一座大型商贸中心建筑项目的控制权。“滑头大亨”担心丧命，叫上他的弟弟和几个职业枪手坐另一辆车跟在后面。从墓地返回时，他甚至换了车，指望躲开敌人。但是行刺者开了三辆车，第一辆猛撞进而阻挡了他弟弟那辆车。然后他们追杀他，疯狂扫射了大约五分钟，此时他的车停下了，里面三人全部丧命。然而为了核实这一点，一个跛脚枪手（不是索拉朋吗？）从车里钻出来，戴着面具，走近那几具尸体瞧了瞧，一群越来越浩荡的好奇看客围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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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头大亨”最初给一个地方昭魄做个卑贱的打手，职业生涯由此起步。当他的老板被杀的时候，他自立门户，找了当地一个政治领导作新庇护人。他最小的妹妹随后嫁给了春武里一位著名议员的公子，这位议员后来成了内阁部长；在选举时节，“滑头大亨”亲自为他效力，当“拉票人”。他的财富和权势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量也增加了。他专做土地投机，在那些已经列入工商业开发时间表的地区，他命令他的帮伙用最残酷的手段，逼迫有地小农把土地贱卖给他。他还卷进了一起成功的阴谋，搞垮了一个当地市长（也是政治老板），将他本人的亲信安插到市政府里。他及其帮伙对待当地警察的傲慢架势，给他招来了许多穿制服的敌人。这样，当势焰熏天的傅锦南（他因竞拍商贸中心建筑项目落败而怀恨在心）点头批准时，想让“滑头大亨”死的许多人组成一个反对他的联合阵线，凑齐了一百万泰铢（40000美元）和大量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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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喋血之后约莫一个月，警察拘捕了涉案的数人，包括死者的几个昭魄对头、一些政客和枪手，以及最重要的，特种警察部队的四名成员——据称是实际执行的刺客。[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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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传言说，这次暗杀行动的主脑是傅锦南，虽然没有哪家报纸杂志胆敢这样讲。但是如今谁敢碰他呢？就在杀人后一周，傅锦南庆祝了他在新成立的沈蜀区（Saensuk，靠近旅游胜地芭堤雅）第一次区长选举中获胜，举办了一个万人舞会，其中包括社会行动党的几个内阁部长、其他知名议员、流行歌手和电影明星。论排场，论轰动，它都远在总理差猜·春哈旺当选总理时举行的舞会之上！有记者问到“滑头大亨”之死的问题，傅锦南回答说：“在春武里，坏人必须死。”但是也许死得不像“滑头大亨”那么壮观。眼下，为枪手所杀正在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权。毕竟，谁愿意付给枪手百万泰铢，取一个穷人的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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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9 菲律宾的地方巨头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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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9日，科拉松·阿基诺总统撒了一个极富启示的公开谎言。在对菲律宾华人联合商会所发表的气势恢宏的演说中，她把自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说成是“回归故里”，因为她的曾祖父是个从中国东南的福建省过来的贫苦移民。[443]念及菲律宾近乎破产的经济和280亿美元的外债，[444]无疑地，她急切需要在马尼拉商业阶层的这个强势群体中鼓动起团结感、信任感，因而夸大其词也情有可原。然而真相是，总统原名科拉松·许寰哥（Corazón Cojuangco），是菲律宾寡头政治集团内最有钱有势的统治家族之一的成员。她的祖父，就是那位身无分文的移民的推定儿子，是唐·梅莱西奥·许寰哥（Don Melecio Cojuangco），1871年出生于中吕宋的马洛洛斯。他毕业于多明我会的拉特兰圣胡安学校（Colegio de San Juan de Letran）和师范学校（Escuela Normal），还是打拉省一个功成名就的农民（agricultor，亦即hacendado，农场主）；在1907年他36岁时，被选入菲律宾议会（Philippine Assembly），那是美帝国主义者当年建立的准立法机关。[445]他的一个儿子（科拉松的叔父）于1941年当上了打拉省长，另一个（她的父亲，唐·何塞）是该省最负盛名的众议员。1967年，他的一个孙子（她的堂兄），爱德华多·“丹丁”·许寰哥（Eduardo“Danding”），在马科斯支持下成为打拉省长，此后一直算得上马科斯最声名狼藉的密友之一。另一个孙子（她的弟弟），何塞·“佩平”·许寰哥（José“Peping”），那时就是打拉省的众议员之一，今天又成了众议员——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半打政客之一。她嫁给小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 Jr.），后者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打拉省长和参议员。这桩婚姻把她和中吕宋的另一个核心统治家族连在一起。老贝尼尼奥·阿基诺在美国统治后期已经是参议员，因为与日占政权勾搭成奸而丑名长存。当前，她的一个大伯子阿加皮托·“巴茨”·阿基诺（Agapito“Butz”），是参议员；另一个大伯子保罗，是人民力量党（Lakas ng Bansa，她的选举联盟的三个主要“政党”之一）的党首；有个姻叔埃米尼奥·阿基诺（Herminio）是众议员，表兄埃米迪奥·“丁”·陈华哥（Emigdio“Ding”Tanjuatco）和小姑特雷西塔·阿基诺—奥雷塔（Teresita Aquino-Oreta）也是众议员。[446]一个舅舅，弗朗西斯科·“科芒”·苏穆隆（Francisco“Komong”Sumulong），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科拉松本人也不像她的竞选海报宣称的那样，在成为总统时仅仅是个家庭妇女。有十三年之久，她担任了许寰哥家族控股公司的财务主管，该公司掌控着一个巨大的金融、农业和城市房地产大帝国。[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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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阿基诺总统1987年3月9日的声言当中，有一个真实的内核，这个内核对理解现代菲律宾政治的独特性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她娘家姓的后缀“-co”，是这个国家寡头集团内为数可观的其他统治家族共用的：Cuenco（昆哥），Tanjuatco（陈华哥），Tiangco（田哥），Chioco（乔哥）等。它源于闽南话的“哥”，是对比自己年长的男子的尊称；它表明她的家族起于华人梅斯蒂索之中，这个混血群体在西班牙殖民政权下发家，在美国人统治下将他们的财富与政治权力合为一体。[448]正是这个群体的支配地位决定性地将菲律宾与西属美洲和东南亚其余地区分别开来：在西属美洲，梅斯蒂索混血儿往往当权，但不是华人梅斯蒂索；在东南亚其余地区，华人梅斯蒂索，甚至任何梅斯蒂索混血儿，都无缘染指政治权力，唯暹罗是个模棱两可的例外。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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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主义，教会和混血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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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60年代西班牙人前来征服的时候，菲利普二世的帝国已臻极盛，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群岛，是帝国最后的大猎物。伊比利亚人的精力专注于欧洲和美洲。真正到菲律宾游历过的寥寥几个西班牙人，发现当地没什么可以餍足他们的欲壑。快速致富的一个重要源泉，不在开矿，而在与中华帝国通商。马尼拉很快成为“大帆船贸易”（galleon trade）的转口港，靠这种贸易，墨西哥银元换来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然后穿越太平洋最终运抵欧洲，把货物转卖掉，利润惊人。做这种生意并不需要太多才能或勤奋，一个人只需住在马尼拉，有对路的政治关系，同云集这个转口港的中国商人和匠人们建立联系即可。[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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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的缺乏，以大农场为基础的商业化农业的缺乏——它要到很晚才有，不但意味着西班牙人集中在马尼拉地区，也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持续的兴趣，去大规模利用作为劳动力的本土（或输入）人口。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到来前的菲律宾有别于缅甸、暹罗、柬埔寨、越南或爪哇，缺少具备可观军力或官僚权力的任何国家，这个事实意味着，最初的征服及随后的巩固仅需小小的武力。小股的卫戍部队，分驻在各处，大体就够使了。[450]因此，在外省，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权力很大程度上靠了教会居间协调，这种程度是美洲各地（巴拉圭除外）都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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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从事天主教改革运动的教士们运气不错，找到了大批还是“泛灵论者”的土人。佛教和印度教不曾延伸到这么远。虽然伊斯兰教从今天是印度尼西亚的那块土地昂然挺进，它却只在棉兰老岛及邻近的南部岛屿地区站稳脚跟。在那里它可能受到遏制，虽然从未被制服。[451]当此之际，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变信仰运动发动起来，致使当代菲律宾有90%的人是基督教徒。[452]（只是在二十世纪的韩国，亚洲的基督教化才达到可相媲美的成功。）这场运动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在于，它的施展不是通过西班牙语这个媒介，而是通过数十种地方语言，那真是难于上青天。一直到西班牙统治告终，顶多5%的当地人口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西班牙语始终没有成为一种流布四方的通用语，就像它在美洲做到的那样；结果，群岛各地区的农民和渔民们不能彼此交流，只有他们的统治者才有一种在全群岛内共用的言语：1900年的时候必定如此，在较小程度上甚至今天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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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统治权的另外两项特征对菲律宾社会结构的演化产生了持久后果。一方面，十六世纪的时候，菲利普二世把争吵不休的各修道会分配到不同岛屿上，到十八世纪后期，在卡洛斯三世的最后一任总督、开明的何塞·巴斯科·巴尔加斯（José Basco y Vargas，1777—1787）鼓励下，它们开创了商业化农业。正是它们建起了事实上最早的大农场。但是这些“联合企业”仍然是公共机构的财产，而不是家庭（统治家族）的财产。修士们可以随意跟当地妇女生孩子，却不能娶她们，或将财产传给后人。终有一天，得胜的美国人会霸占修士们的土地，就像十八世纪波旁家族剥夺耶稣会的土地一样；这些土地也会像成熟的芒果，落入阿基诺总统的直系先祖之流手里。[453]因而菲律宾从未有过一个实力强大的克里奥耳农场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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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至少在早期，天主教会真诚憧憬着让天朝基督教化。从一开始，它就热切着手改变西班牙人通常称之为“生理人”（Sangleys）的宗教信仰。[454]这在四海为家的父亲那里不太走运，在这些父亲跟当地母亲生的孩子那里却立竿见影。西班牙的殖民地法律帮了忙，它给这些孩子指定了一个明确的司法地位：梅斯蒂索人（mestizos，没过多久，这个词一般表示华人和当地妇女的后代，而不是西班牙人和“土人”的后代）。这些孩子经由他们的母亲被基督教化，在他们自己的行会（gremios）里组织起来，被迫通过穿戴与众不同的服饰和头饰来防止政治易装癖，他们以及他们往后的婚生后裔，逐渐形成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独特阶层。有些情况下，也许只有他们姓名上的后缀“-co”透露了遥远的天朝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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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不是英帝国主义相助，他们兴许依旧是一个边缘的污名化群体。当马德里加入七年战争时，伦敦做出的回应之一，就是于1762年占领马尼拉，此后两年一直控制着它。当地的生理人，由于经常受伊比利亚人的勒索和蔑视之害，于是联合起来支持入侵者；后者在撤退的时候，却漠然地将这些卑微的盟友丢下，任凭他们从前的压迫者复仇心切的发落。后来大多数生理人被驱逐出菲律宾，法律禁止新的移民几达一个世纪。这种驱逐所造成的真空，梅斯蒂索人填补进去了，他们接管了许多当地贸易，开始学修士的样儿，进军小型的大庄园。[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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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世界历史来看，他们比在美洲的拉地诺混血儿同类晚了几代。他们当中，还没有乡村豪强，没有律师，只有很少的教士或出口商人；特别是没有知识分子。教会一贯地反动，掌控着印刷业和现有教育机构，而后者是何其蹩脚的仿造品啊。因而1810—1840年间震动美洲的民族主义巨变，在菲律宾群岛直到1880年代才有了相当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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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九世纪对梅斯蒂索人不薄。人们本来预料，丢掉美洲以后西班牙人会成群结队赶来。但是最后的大帆船是在1811年起航的。西班牙自身被无休止的冲突闹得不得安生。再说古巴要近得多，富得多。有新的人群到来，但要紧的新来者不是西班牙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此外还有生理人，如今当然叫“中国人”了。1834年，马尼拉完全向国际贸易开放，没多久宿务城和其他小港口纷纷效尤；对中国移民的禁令废止了。中国人的纪律、俭朴和干劲，迅速将梅斯蒂索人逐出岛间贸易和城市小买卖。另一方面，1834年后经济的国际化又为梅斯蒂索混血儿（如今在400万总人口中已达25万之数）献上了农村的新机遇，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商行合伙的机会。这些生意预见到菲律宾农业全面商业化的发展前景，为此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商业销路，使梅斯蒂索混血儿得以首次成为真正的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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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罗斯岛如今已是菲律宾的上乘“糖岛”，它的近代史最能说明盎格鲁—撒克逊人、梅斯蒂索人与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当英国业界1857年在那里开办第一家糖厂时，这个岛屿几乎荒无人烟；到该世纪末，它的人口增长了约有十倍，有274家蒸汽动力的厂子在运转。[456]如果说是英国人供给资金、跨洋运输和市场，那么，是来自班乃和宿务的梅斯蒂索人（他们受到涌入港口城市宿务城和伊洛伊洛的华人的威胁），在经管着种植、加工甘蔗所需的农民劳动力的输送。转眼之间，这些边远地区的资本家已经学着西班牙人的榜样，以暴发户的宏大气派，摇身变成“封建的”农场主。所以在1987年夏，当土地改革的谣言风传马尼拉时，女众议员霍滕西娅·斯塔克（Hortensia Starke），西内格罗斯的糖料作物大种植园主之一，会这样对报纸讲道：“你的土地就好比你最漂亮的衣服，这件衣服会给你带来好运。要是有人拿走了它，他不过是想扰乱你，扒光你。”[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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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绪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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