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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统治权的另外两项特征对菲律宾社会结构的演化产生了持久后果。一方面，十六世纪的时候，菲利普二世把争吵不休的各修道会分配到不同岛屿上，到十八世纪后期，在卡洛斯三世的最后一任总督、开明的何塞·巴斯科·巴尔加斯（José Basco y Vargas，1777—1787）鼓励下，它们开创了商业化农业。正是它们建起了事实上最早的大农场。但是这些“联合企业”仍然是公共机构的财产，而不是家庭（统治家族）的财产。修士们可以随意跟当地妇女生孩子，却不能娶她们，或将财产传给后人。终有一天，得胜的美国人会霸占修士们的土地，就像十八世纪波旁家族剥夺耶稣会的土地一样；这些土地也会像成熟的芒果，落入阿基诺总统的直系先祖之流手里。[453]因而菲律宾从未有过一个实力强大的克里奥耳农场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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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至少在早期，天主教会真诚憧憬着让天朝基督教化。从一开始，它就热切着手改变西班牙人通常称之为“生理人”（Sangleys）的宗教信仰。[454]这在四海为家的父亲那里不太走运，在这些父亲跟当地母亲生的孩子那里却立竿见影。西班牙的殖民地法律帮了忙，它给这些孩子指定了一个明确的司法地位：梅斯蒂索人（mestizos，没过多久，这个词一般表示华人和当地妇女的后代，而不是西班牙人和“土人”的后代）。这些孩子经由他们的母亲被基督教化，在他们自己的行会（gremios）里组织起来，被迫通过穿戴与众不同的服饰和头饰来防止政治易装癖，他们以及他们往后的婚生后裔，逐渐形成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独特阶层。有些情况下，也许只有他们姓名上的后缀“-co”透露了遥远的天朝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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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不是英帝国主义相助，他们兴许依旧是一个边缘的污名化群体。当马德里加入七年战争时，伦敦做出的回应之一，就是于1762年占领马尼拉，此后两年一直控制着它。当地的生理人，由于经常受伊比利亚人的勒索和蔑视之害，于是联合起来支持入侵者；后者在撤退的时候，却漠然地将这些卑微的盟友丢下，任凭他们从前的压迫者复仇心切的发落。后来大多数生理人被驱逐出菲律宾，法律禁止新的移民几达一个世纪。这种驱逐所造成的真空，梅斯蒂索人填补进去了，他们接管了许多当地贸易，开始学修士的样儿，进军小型的大庄园。[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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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世界历史来看，他们比在美洲的拉地诺混血儿同类晚了几代。他们当中，还没有乡村豪强，没有律师，只有很少的教士或出口商人；特别是没有知识分子。教会一贯地反动，掌控着印刷业和现有教育机构，而后者是何其蹩脚的仿造品啊。因而1810—1840年间震动美洲的民族主义巨变，在菲律宾群岛直到1880年代才有了相当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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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九世纪对梅斯蒂索人不薄。人们本来预料，丢掉美洲以后西班牙人会成群结队赶来。但是最后的大帆船是在1811年起航的。西班牙自身被无休止的冲突闹得不得安生。再说古巴要近得多，富得多。有新的人群到来，但要紧的新来者不是西班牙人，而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此外还有生理人，如今当然叫“中国人”了。1834年，马尼拉完全向国际贸易开放，没多久宿务城和其他小港口纷纷效尤；对中国移民的禁令废止了。中国人的纪律、俭朴和干劲，迅速将梅斯蒂索人逐出岛间贸易和城市小买卖。另一方面，1834年后经济的国际化又为梅斯蒂索混血儿（如今在400万总人口中已达25万之数）献上了农村的新机遇，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商行合伙的机会。这些生意预见到菲律宾农业全面商业化的发展前景，为此提供了必要的资本和商业销路，使梅斯蒂索混血儿得以首次成为真正的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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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罗斯岛如今已是菲律宾的上乘“糖岛”，它的近代史最能说明盎格鲁—撒克逊人、梅斯蒂索人与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当英国业界1857年在那里开办第一家糖厂时，这个岛屿几乎荒无人烟；到该世纪末，它的人口增长了约有十倍，有274家蒸汽动力的厂子在运转。[456]如果说是英国人供给资金、跨洋运输和市场，那么，是来自班乃和宿务的梅斯蒂索人（他们受到涌入港口城市宿务城和伊洛伊洛的华人的威胁），在经管着种植、加工甘蔗所需的农民劳动力的输送。转眼之间，这些边远地区的资本家已经学着西班牙人的榜样，以暴发户的宏大气派，摇身变成“封建的”农场主。所以在1987年夏，当土地改革的谣言风传马尼拉时，女众议员霍滕西娅·斯塔克（Hortensia Starke），西内格罗斯的糖料作物大种植园主之一，会这样对报纸讲道：“你的土地就好比你最漂亮的衣服，这件衣服会给你带来好运。要是有人拿走了它，他不过是想扰乱你，扒光你。”[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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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绪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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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将是接受教育。在这个殖民地，要获得一种严肃的教育不容易，因为教会猛烈反对马德里自由主义的侵袭，掌握了大多数当地学校。但是梅斯蒂索人日渐增长的财富，经济的国际化，还有汽船，它们结合起来，使不少年轻的梅斯蒂索男子有机会到欧洲学习。他们很快被叫作ilustrados（知识人），在1880年代造就了殖民地第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蒙昧的教权主义展开文化反攻，后来又讨伐西班牙的政治统治。[458]同等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他们上相同的学校，读相同的书，为相同的杂志写稿，娶彼此的姐妹和堂表姊妹为妻，于是他们开创了一种泛菲律宾（摩洛地区除外）的梅斯蒂索阶层的自觉联合，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长辈业已形成分散的成团成簇的地方巨头。就在那个世纪末，正是这些人开始自称“菲律宾人”（Filipinos），这个称呼过去仅指称西班牙克里奥耳人。[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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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们或许有财富有知识，但是没有政治权力。十九世纪晚期，西班牙在经济上软弱无力，政治上四分五裂，不能明智地应对成长中的梅斯蒂索人的种种要求。镇压是当时的通例，竟至于在1896年处死了才华横溢的梅斯蒂索博识者黎刹。他的两部遭禁的伟大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用西班牙语无情地讽刺了教士的反动、世俗的暴政，以及他本阶级的屡见不鲜的机会主义和贪得无厌。[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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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不足为奇的是，势在必至的起义不是肇始于知识人。1892年，安德烈斯·博尼法西奥，出身马尼拉工匠的一个贫困潦倒的自学者，依循共济会的先例，组建了一个秘密革命社团，取了一个动听的他加禄语名字：Kataastaasang Kagalanggalang na Katipunan ng mga Anak ng Bayan（至高至尊民族儿女协会，简称“卡蒂普南”）。[461]“卡蒂普南”这个称号已经暗示了它的影响范围和局限。使用他加禄语，而不用只有少量精英才理解的西班牙语，这表明博尼法西奥有意吸引和动员殖民地土著大众。另一方面，那时候他加禄语仅中、南吕宋的民众会说，在棉兰老岛、米沙鄢群岛乃至讲伊洛卡诺语的西北吕宋，人们都不懂。[462]1896年8月，博尼法西奥在马尼拉发动了一场准备不足的暴动，旋即遭到镇压，但这场运动迅速蔓延到周边省份，在那里，领导权日益落入年轻的梅斯蒂索人掌握之中。[463]西班牙人专心于1895年2月古巴爆发的革命运动，未几即放弃了菲律宾的斗争。1899年，一个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首脑是阿奎纳多“将军”，来自甲米地省的年轻元首（caudillo），他曾在1897年通过司法判决杀害了博尼法西奥。[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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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是个脆弱的共和国，同玻利瓦尔夭折的“大哥伦比亚”有不少相似之处。它在穆斯林的西南部毫无立足之地；米沙鄢群岛有些地方似乎有可能走上独立之路；甚至在吕宋，形形色色的宗教幻想家，以及发扬博尼法西奥激进主义传统的农民民粹主义者，都要争夺梅斯蒂索人的领导权。[465]而且，梅斯蒂索将军们自身（包括费迪南德·马科斯和小贝尼尼奥·阿基诺各自的祖父）开始遵循他们美洲前辈的模式，自立为独立的元首。人们几乎可以说，要不是因为威廉·麦金莱，二十世纪初叶的菲律宾群岛可能已经分裂成三个弱小的、元首横行的国家，国内政局同十九世纪的委内瑞拉或厄瓜多尔一般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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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麦金莱政府在威廉·赫斯特的怂恿下，1898年4月同西班牙开战，号称同情菲律宾（和古巴）革命者。一周之后，海军准将杜威在马尼拉湾消灭了西班牙舰队；到12月《巴黎条约》签订的时候，菲律宾被卖给了美国人。从那一刻起，“平定”代替了“同情”。到1901年，阿奎纳多投降了，其他多数地方巨头也步其后尘，尽管有些地区的农民抵抗持续到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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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殖民与全国寡头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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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殖民改变了一切。[466]首先，它通过经常极其野蛮地粉碎任何对抗，确保了群岛的政治统一。[467]即便是西班牙从未完全征服的穆斯林地区，也向马尼拉俯首臣服，由此可能丧失了它们主权独立的最后机会。第二，它大幅提升了梅斯蒂索人的经济地位。美国殖民政权决定没收到目前为止掌握在修道会手里的大量肥沃农地（约40万英亩），并把它们公开拍卖。梅斯蒂索人甚至早在西班牙人统治晚期就已是富裕的农场主，他们是有钱有兴趣利用这个机会的群体，结果以前的教会财产多数落到了他们手中。更重要的是，1909年后，通过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Payne-Aldrich Act）的条款，菲律宾被纳入美国的关税壁垒之内，这样它的农产品就可以宽松、免税地出口到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而且在那里，价格（尤其是糖的价格）往往大大高于世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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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恰恰首先是美国的政治革新，造就了一种稳定、显著的“全国寡头集团”。关键的制度变革是逐步创立一种美国国会式的两院制立法机关，它（至少在下议院）建基于单一选区的、胜者全得的选举。[468]新的代议制度证明有效顺应了梅斯蒂索新富们的野心和社会地理学。他们的经济基础在庄园农业，而不在首都。他们的地方领地也被这个国家纷繁多样的语言保护起来。他们可能全说精英的、“全国性的”语言（西班牙语，后来是美国英语），但是也各自说着他加禄语、伊洛卡诺语、邦板牙语、宿务语、伊隆哥语和别的一打语言。如此一来，任何一个既定选区内的竞争，在电视出现前的年代里，就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小撮势均力敌的当地巨头中间。但是国会不但由此给他们提供了接近国家层次的政治权力的保障通道，也让他们定期聚首都城。在那里，他们参与一种由美国人严厉地充当裁判的文明“竞技”，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彼此熟识。他们可能互相厌恶，但是他们出席同样的招待会，上同样的教堂，住在同样的住宅区，在同样的时尚街购物，和彼此的老婆偷情，安排彼此的子女通婚。他们正在首次形成一个自觉的统治阶级。[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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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殖民的时机对正在浮现的寡头集团及其统治方式也有深远的构成性影响。1900—1930年的美国，是伍德罗·威尔逊所哀叹的“国会的政府”的美国。这个宗主国没有强大的、集权的职业官僚；官职仍然极大程度上是政治恩赏的事情；腐败的城市机构、贪污的县政府大楼的乡村集团，仍然无处不在；而总统的权威，除开战时之外，仍然掣肘良多。所以，二十世纪东南亚的其他现代殖民政权都是通过庞大、专制、白人操纵的官僚机构在运转，美国在马尼拉的政府却与此不同，那时它确信梅斯蒂索人对母国的利己主义的忠诚，于是只建立了一个简之又简的行政机构，而且很快将其大部分职位移交给土著。1903年，菲律宾人仅仅占据了该行政机构里总共约5,500个职位的不足一半。到1921年推行“菲律宾化”政策的总督—将军（民主党人）弗朗西斯·哈里森（Francis Harrison）任期届满时，这个比例升至（总共14,000个岗位的）90%；到1930年代中期的时候，美国人只占据了1%的文官职位，大多数是在教育领域。[470]（美国的权力依靠军事优势和关税。）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公务员通常将他们的就职归功于议员恩主，而且一直到美国统治时期终了，国家的文官机构始终虚弱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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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寡头们很快领会到，国会体制如何能够有助于扩充他们的权力。早在哈里森时代，美国人就默许了对菲律宾中央银行的劫掠。下院议长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Sergio Osmeña,Sr.）和他的朋友们帮自己弄到几乎是无息的巨额贷款，为建造糖业中心提供资金，欣欣然地无视放款银行随之而来的破产。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国会对钱袋、对高级司法职务的掌管，让这个寡头集团懂得，“法治”是对它的财产和政治统治权最为有力的普遍保障，如果是它制定和操纵法律的话。（我们将会看到，正是马科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对“法治”的中止，引发了该寡头集团很大一部分人的惊恐和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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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政治系统的最后一个特征值得强调一下，那就是省级和地方选举机关的大扩散——在缺乏专制的地区官僚机构的情况下。从很早的时候起，梅斯蒂索地方巨头领悟到，这些机关如果掌握在正确的手里，就能够巩固他们当地的政治王国。不出所料，这“正确的手”是他们亲属和朋友的手。亲兄弟、叔伯、堂表兄弟担任高级职务，子侄们担任初级职务。[471]这就是“政治统治家族”——阿基诺家族和许寰哥家族位列其中——的起源，它使得菲律宾政治跟东南亚其他任何国家的政治都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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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兴盛时代。然而1930年后，乌云开始汇聚。由于大萧条重击了美国，华盛顿面临着来自工会和农场组织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它们反对菲律宾劳动力和农产品流入美国，硬要这个殖民地独立。不过独立是地方巨头们渴望的最末一件事，虽然他们体面地不能当众这样说；原因恰恰在于，独立威胁了他们发大财的路子：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再者，他们而今从西班牙语转向了英语，他们的子女此时正在曼哈顿和波士顿上学。他们也缺乏帝王孑遗，这种孑遗经过适当改造，可以支撑起高棉人、缅甸人和印尼人想象的“民族传统”：梅斯蒂索人却没有吴哥、蒲甘或婆罗浮屠供其驱使。因此，1935年他们接受自治政区的地位，是真的心不甘情不愿。唯一的明显好处是创设了一个菲律宾人行政首长。文雅、卑鄙的梅斯蒂索人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成为自治政府总统。[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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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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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之后，1941年12月，日本帝国的军队向南突袭。几个星期的光景，大多数美国人仓皇逃走，包括麦克阿瑟将军，他逼迫奎松总统和奥斯梅尼亚副总统与他同行。[473]寡头集团的剩余部分（一两个有名的例外暂且不论）慌不迭地跟侵略者合作。这些通敌者中最著名的是阿基诺总统的公公和她那位副总统的父亲，前者成了日占议会的议长和亲日的“群众组织”卡利巴皮（Kalibapi，报效新菲协会）的理事长，后者即老唐·何塞·劳雷尔（Don José Laurel,Sr.），他在1943年当上了东京扶持的傀儡共和国的总统。[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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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通敌也无济于挽救以大农场为基础的出口型经济。日本不会容许向美国出口，而美国的轰炸机和军舰在1942年后也力保没几粒粮食运达日本。由于物价飞涨，日本的苛捐杂税也增多，一支支抗日游击队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壮大起来，它们有时是弱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于是奉为圭臬的“法治”开始崩坏。从前的佃农和无地劳工胆气壮了，霸占了农场土地，种植他们日常生存所需的庄稼而不种糖料作物。许多人如今拒绝缴纳过去的横暴地租，而且蛮横地威胁向他们索求的地主管家。特别是在许寰哥家族和阿基诺家族所在的中吕宋，那儿乡村的贫困和剥削最严重，这种农民与游击队携手合作组成人民抗日军，袭扰日本人，暗杀他们力所能至的菲奸。[475]不用奇怪，很多寡头把他们的庄园丢给倒霉的管家，自个儿退居马尼拉，在那里，他们把老练的手腕转向发战争财。[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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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预计，打回来的美国人会为这些寡头的通敌行为惩罚他们。华盛顿的高官们倒真是吵嚷着要这么干。可是现场的那位解放者，当然就是麦克阿瑟，他同战前的寡头集团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和商务往来，而且他像摩洛哥的利奥泰（Lyautey）一样，喜欢向土著男仆们趾高气扬地摆出总督派头。[477]那时奎松已经去见他那粗心大意的上帝了，麦克阿瑟在1946年安排了他的梅斯蒂索老友（也是出名的菲奸）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当选为新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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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哈斯只在位两年，就跟奎松做伴去了；但这两年是成果丰硕的两年。一纸特赦令颁行，所有“政治犯”（主要是因通敌罪蹲了班房的寡头兄弟们）通通赦免。1947年，菲美签署协定，允许美国继续控制它的23个大大小小的陆海空军事基地，延期99年（和1900年的时候一样，这对华盛顿最为要紧）。[479]1935年宪法被大加修正，以致给予美国公民“同等”权利，去使用这个新独立共和国的资源（作为回报，菲律宾寡头集团获准在规定时期内，可继续进入受保护的美国市场。）[480]这一举动还有额外奖金，因为它确保了对菲律宾启用泰丁斯复兴法案（Tydings Rehabilitation Act），提供6.2亿美元资助那些可以证明自己遭受了500美元以上的战争损失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481]（既然那时菲律宾的人均年收入只有这个数的四分之一，那么参议员泰丁斯的慷慨解囊，地方巨头们是菲律宾的主要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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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目标是全盘恢复战前的农业和政治秩序。由于三个基本原因，这一目标事实证明是难于达到的。首先是独立本身的代价：国内政治竞争搬掉了美国人的一手主持；国家集中控制武力部署的能力大为削弱；[482]国库不复有外来保障；经济饱受战争摧残，濒于破产。其次，至少在中吕宋，出现了一个有人民军武装力量作后盾的胆大妄为的农民阶层，他们既然被罗哈斯的花招否定了宪政参与的权利，也就没什么理由要迁就通融了。最后是选举权的急速扩大，在那天真的年代，联合国成员国地位使得这一点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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