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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也不甚济事。里根政府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生存，以及一打的“更要紧的”外交政策上的烫手山芋。它自己在财政上的大手大脚意味着如今对菲律宾是爱莫能助了，即便是在军事援助方面（照旧有一星半点，大约是它想要供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那个数）。对菲律宾实施一项“马歇尔计划”的会谈，随着扬长而去的汽船的喧哗声息影绝迹了。而海外中产阶级纹丝不动。它的成员或许定期回到家乡，满载着送亲戚的礼物，可是他们断定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前景变幻莫测，不值得大规模投资。[523]在该政权的第一年里，有许多鼓吹扫除美军基地的大无畏言论，可是到了第二年，形势已经很明了了，那些基地将岿然不动：阿基诺政府觉得自己真的经受不住和华盛顿冲突，而且，关闭基地所必然导致的收入和就业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在1980年代，美军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雇主，仅次于菲律宾政府。）美国人的确提供了一项重要帮助，那就是在面对各种滑稽的政变企图时，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这些政变在1987年8月的“格林戈”套环里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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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政权联盟的中枢问题是“重建民主”，这表现在1987年5月11日重新启动的参众两院选举，和1988年1月18日的省长、市长及其他地方官长的选举。中产阶级的愿望是，这些选举不仅会把临时的阿基诺政府置于一个坚实的宪政基础上，还会向军队和共产主义者有力显示民心所归。再有，它们还将把人民权力转化成宪政权力，足可实施据认为对中产阶级未来的领导权前景必不可少的某些国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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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头们重整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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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时此地，这个统治同盟内的资深合伙人终于按捺不住出招了。第一年里这个寡头集团过着心神不宁的日子。科拉松本人也许还足够硬朗，她的一些亲密顾问就不是这样了；大众传媒那时还被中产阶级城市改良派从意识形态上支配着，不停地煽风点火，赞成一场有望破坏新人民军乡村权力基础的土地改革。甚至世界银行也同日本和美国的高官们一道，在坚决主张同样的逻辑。而且，直到那一系列选举之前，总统掌握着无限制的权力，谁能保证她不会在某个意志薄弱的瞬间，做出什么要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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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恐慌是现实的，虽然可能没有确凿的根据。土地所有者支持有序改革委员会（COLOR，有500名富豪成员）匆匆成立，它给科拉松送去了以血（幸好，是他们自己的）签名的决议书，威胁一旦实施重大的土地改革，他们将采取不合作主义。“支持（产糖的）内格罗斯独立运动”开展起来，宣称预备好了武装抵抗即将来临的马尼拉的不义之举。[524]律师们被新闻界说成是“快忙疯了”，他们要把农业用地重新归类为“工商业”用地，要把多余的地皮退出来记在未成年的亲属名下，欺诈性地把抵押日期提前，等等。[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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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所需要的，跟1916年、1946年一样，是地方巨头民主制。如果选举能够立即自由举行，寡头集团有望恢复1972年前它对“法治”的掌控，并让人人——中产阶级、军队、他们的佃户，还有“贱民”——都各安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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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5月11日举行了全国选举，要选出24名参议员和200名众议员。结果真叫人称心如意。且让我们援引一项信息丰赡的菲律宾研究为证：“200名众议员当中，130人属于所谓‘传统的政治家族’，另有39人是这些家族的亲戚。只有31位众议员没有1971年前的参选记录，而且同这些老牌统治家族没有瓜葛……24名当选参议员中，有少许非传统人物，但是这个班子大体上是由1972年前的政治世家的成员构成的。”[526]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奥斯梅尼亚是自治政府副总统老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的孙子，1969年竞选失利的总统候选人小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的侄子，他告诉媒体：“不能尽心为公，一个家庭成员也嫌太多；苟能尽心为公，十个家庭成员还嫌不够。”[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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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位获胜的参议员候选人中，有23位是作为科拉松·阿基诺的支持者，也作为她的竞选联盟里各种徒具虚名的政党党员参选的，就此而言，上述结果被广泛解释为科拉松·阿基诺的胜利。[528]下院发生的事大同小异。[529]但是，把这个结果叫做科拉松·许寰哥的胜利，或许更好一些。前面引用过的那项研究提到：“属于统治家族或与之有关的169名众议员中间，有102位参与了1986年前的反马科斯势力，而有67位来自亲马科斯的党派或家族。”寡头权力波诡云谲的万花筒晃悠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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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老谋深算的地方巨头们认识不到某些新现实，包括总统本人对民众的真正吸引力。（相当数量的马科斯同党倒向她这一方。）当国会终于在1987年夏末开幕时，它正式宣布将开展土地改革，并任命“局外人”做参众两院主管农村事务的委员会主席。但是没过几天，下院农村改革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博尼法西奥·希列戈（Bonifacio Gillego），一位改宗“社会民主”的前军事情报官员，就在哀叹这样的事实：他的委员会的21名成员中，有17人是地主——包括总统的弟弟何塞·许寰哥、总统的姻叔埃米尼奥·阿基诺，还有内格罗斯的那位悍妇霍滕西娅·斯塔克。[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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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88年1月18日省和地方选举的展开，旧制度的更全面复兴来临了；总共有15万候选人，以美国人的方式（à l’américaine）竞逐约16500个职位——平均每个要职有9个追求者。[531]这些选举实在是有一种典型特征，当之无愧地值得评点一番。在有些地方它们代表了兴冲冲的权力重整。比如在宿务岛，埃米利奥·“利托”·奥斯梅尼亚，参议员约翰的兄弟，赢得了该岛的省长位置；同时他的堂兄托马斯，小塞尔吉奥·奥斯梅尼亚的儿子，击败了来自一个对头大家族——即梅斯蒂索人的昆哥家族的候选人，也成了宿务市市长。[532]往北去一点，在杜拉诺家的领地里，82岁高龄的老拉蒙·杜拉诺（Ramon Durano, Sr.），在他的一个暴虐儿子赫苏斯·“唐”·杜拉诺的帮衬下，挫败了作为对手的另一个儿子，成功当选达瑙市市长。选举后的那天晚上，失利的候选人撒迪厄斯·“德奥”·杜拉诺（Thaddeus“Deo”Durano），被家族内的刺客伏击，在宿务市一间急救病房里奄奄一息。[533]那个老军阀，戒严令期间是宿务的马科斯核心党羽，这次却是以民主党—战斗党联盟的候选人身份参选的。该联盟是阿基诺总统的弟弟何塞·许寰哥的政党组织，何塞成功招募了马科斯一派的其他许多地方巨头，聚到他姐姐的旗下来。相同的胜利也发生在奥隆阿波——沾苏比克海军基地之光兴起的商业区，女众议员凯瑟琳·戈登的丈夫理查·戈登当上了那儿的市长；在西内格罗斯，众议员何塞·卡洛斯·拉克松如今有当选省长小丹尼尔·拉克松做伴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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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老牌统治家族无论如何都可以随心所欲。在靠近首都马尼拉的一些地方，中产阶级改革者们动员起普通民众和“较小的”统治家族，要瓦解旧封地。劳雷尔的政党组织在八打雁省溃败，使组织不力的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颜面无光。在黎刹省，科拉松的舅舅、众议员弗朗西斯科·“科芒”·苏穆隆的王国被毁掉了。在邦板牙省，内波穆塞诺家族（Nepomucenos）、拉萨丁家族（Lazatins）和林加德家族（Lingads）出局了。在洛佩斯家族的伊洛伊洛领地，奥利弗·洛佩斯—帕迪利亚（Olive Lopez-Padilla），前副总统费尔南多·洛佩斯的女儿、众议员阿尔韦蒂托·洛佩斯的姐姐，竞选省长时打出了附庸风雅者—庄园主的绝妙口号“让伊洛伊洛回到洛佩斯家”，但是仍然大败亏输。[534]在棉兰老岛的卡加延—德奥罗，被《马尼拉公报》说成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就掌控着这个地方的福蒂奇（Fortich）大家族，颜面扫地。[535]同样有趣的是某些军人的参政。在东北吕宋的卡加延流域，前中校鲁道福·阿吉纳尔多（Rudolfo Aguinaldo），霍纳桑叛军的一位要员，吓退了当地巨头（杜帕雅家族［Dupayas］和图松家族［Tuzons］），攫取了省长职位。在北伊罗戈的马科斯老巢，副省长之位被前上校罗兰多·阿瓦迪利亚（Rolando Abadilla）从军事监禁中夺得；他曾经是马科斯领导下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情报安全大队的恐怖头子，被普遍怀疑是帮助谋划暗杀科拉松丈夫的一个暴徒，也是1987年1月和4月的流产政变的一个主谋。[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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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新人民军也被间接引诱进来。据广泛而可信的报道，在它过去拥有政治—军事优势的许多地区，该团体向候选人收取可观的费用，方才允许他们不受干扰地竞选；而且它对意气相投的候选人处处给予非正式的支持。[537]这不是说内战大大缓和了。就在投票结束一两天后，霍滕西娅·斯塔克的比诺大庄园（Hacienda Bino）被焚为废墟，恩里克·罗哈斯（Enrique Rojas，全国糖料作物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一位高官）的拉普利希玛庄园（Hacienda La Purisima）也难逃同样的下场。[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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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有方的赌场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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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无常的结果需要放在更大的框架下来观察，以便恰当理解它们的含意。以下的关键事实须得谨记在心：全国2760万合格选民中，高达81%的人投了票。[539]每1400位选民就要摊上这个或那个选举职位。每个职位的平均竞争者人数约为9人。在多数地方，竞争以一种极新的样式显得“严酷”——41位候选人在短短的竞选运动期间被对手（不是新人民军）暗杀。[540]从右翼到左翼，几乎所有政治领导人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竞争，而且可以想象他们多多少少是获益的。无论何处，地方恩庇组织正在取代马科斯时代集权化的委任制的统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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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家经营有方的卡西诺赌场，赌桌被操纵得从统计上有利于赌场老板。为了吸引顾客，老板必须让他们不时赢上一把，甚至是大赢。赢一场是对玩家的技术和上天的眷爱的美妙证明。输一场则显示了他/她的倒霉或愚蠢。不管是赢是输，赌徒都会尽快回到赌桌上来。地方巨头民主制的“21点”也是这样。改革的每一局部胜利预示了一个食利者的前景，每一失利则表明算计失误或运气不佳。然而在当周或当年末，庄家总是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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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于，美国式选举制依然饶富吸引力，哪怕是在（或许特别是在）它同这样一个国家里的西班牙式地方巨头政治紧密结合的时候，这个国家地理上散碎，种族—语言上分裂，经济上破产。它横向地分散权力，却纵向地集中权力；分权部分地掩盖了集权。“任何人”都可能选上：看看巨量的、非强制的投票人数；看看竞逐的候选人数量（你也可以参选）；看看坏透了的上校们（他们在各省竞选好过在首都搞阴谋）；看看劳雷尔家族和内波穆塞诺家族的（兴许是暂时的）失势；看看新人民军的选举收费，从某种角度说，这同选举时期军阀的勒索如出一辙。[541]恰恰由于竞争激烈现实，人们很容易被说服去为——不妨说——阿森纳或切尔西欢呼，而不费心思索这个事实：这两支队伍都是甲级队，而且，人们是从外部看台在观赛，不是在场上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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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然，断断不是每个人都很享受自己做观众的体育。在1月18日选举后不久，有个好奇的记者去采访了许寰哥家族的路易西塔庄园的一些雇工，他们刚刚大量投票支持阿森纳。科丽阿姨（Tita Cory）成为总统，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我们习惯了免费得到大米和糖，现在我们得掏钱。我们习惯了从自家院子的水泵里得到免费的水，现在我们得为抽起来的水掏钱，因为糖厂的糖蜜渗到我们井里了。”日工资？干田里的活儿涨了2.50比索（0.12美元），厂里工人涨了8比索（0.40美元）。工作强度？在好年景里，通常每周两到四天。一位老人讲到，他试图坐公交车到邻省邦板牙干点额外工作，好过日子：每天工资40比索，交通费花去23比索，还留下净收入17比索（0.85美元）。这样跑一趟还是有意义的。记者得知，有个工人，他说在这庄园里，马吃得比劳工好，这话被一家国际杂志引用了；管理层“传唤”了他，他不得不收回那一诽谤。但是有个受访者断言：“这话当然是真的。马吃的是澳大利亚谷物和鸡蛋，我们简直吃不到肉。”[542]所有接受访问的人，要么不肯告知他们的姓名，要么请求不要透露他们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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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0 第一个菲律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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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国家比菲律宾更给人一种深沉的历史迷茫感。自亚洲观之，1896年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武装起义，使它成为该地区所有其他反殖运动的有预见的先驱。那次起义取得了暂时胜利，在1898年建立了一个独立共和国。自拉美观之，它和古巴一道，是西班牙宗主国殖民地中最后摆脱枷锁的，比其余殖民地晚了七十五年。受了三个半世纪的西班牙统治之后，它深深打上了天主教改革运动的烙印，却又是这个帝国里西班牙语从未广为传习的唯一殖民地。可它也是全亚洲在十九世纪拥有一所大学的唯一殖民地。1890年代，仅3%的人口懂“标准西班牙语”，但正是西班牙语的读者们和作者们想方设法把反抗殖民统治的运动，由无望的农民暴动变成一场革命。今天，多亏了美国帝国主义，还有菲律宾的“亚洲人”新认同，除了少数学者，几乎没人理解革命英雄们赖以相互交流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这种语言，更别提理解二十世纪前菲律宾历史的书面档案了。一种实质上的脑白质切除术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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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这一代的核心人物是何塞·黎刹，他是诗人、小说家、眼科专家、历史学家、医生、好辩的随笔作家、道德家和政治幻想家。1861年他出生于一个混合了华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和他加禄人血统的富有之家：在弗洛伊德之后五年，康拉德之后四年，契诃夫之后一年；和泰戈尔同年；在马克斯·韦伯之前三年，孙逸仙之前五年，甘地之前八年，列宁之前九年。三十五年以后，他以煽动1896年8月博尼法西奥起义的莫须有罪名被捕，被西班牙军官指挥的、本土士兵组成的行刑队处死。这次处决的执行之所，就是如今风光旖旎的伦礼沓公园，它面朝马尼拉湾的海岸线。（在西班牙世界的另一面，何塞·马蒂，这位古巴民族主义的英雄，已经在前一年的行动中就义。）就在黎刹赴死的这时节，列宁刚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孙逸仙开始在海外组织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甘地正在南非从事他的反殖抵抗运动的早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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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获得了那时殖民地能够得到的最好教育，清一色是宗教修道会提供的，特别是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他后来无情地讽刺这种教育，但是它让他掌握了拉丁语（和一些希伯来语）、古代典籍的扎实知识，以及西方哲学乃至医学的初步知识。蒙昧的西班牙所提供的东西，与文明、先进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同一个东南亚地区所提供的东西做一比较，又是让人迷惘的：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或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要到二战结束后才有真正的大学。很早以来，黎刹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才能。十九岁时他参加了一次公开的文学竞赛，获得一等奖，击败了用母语写作的西班牙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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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是在现代政治开始传入这个殖民地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在十九世纪，西班牙比其他任何宗主国更受难于深重的国内冲突，不单是为了王位继承的没完没了的卡洛斯党人战争（Carlist wars），还有世俗的自由主义与古老的贵族—教士秩序间的纷争。1868年光荣革命将淫荡的伊莎贝拉二世赶出马德里，自由主义的短暂胜利对遥远的太平洋殖民地产生了直接影响。革命者当即宣布，他们的胜利理当惠及各殖民地。重申对耶稣会的禁令，关闭修道士的机构，这似乎预示了海外修道会反动权力的终结。1869年，第一位“自由主义的”总督德拉托雷（Carlos Maria de la Torre）抵达马尼拉，据说引起群众高呼“自由万岁！”（Viva la Libertad!）这种场景，在英属印度或法属阿尔及利亚，是多么不可想象。在他的两年统治期内，德拉托雷不仅采取行动赋予原住民、梅斯蒂索人和半岛人平等的法律权利，还穿着便装、不带武装警卫，在马尼拉四处闲逛；这些举动使保守派的殖民地精英恼羞成怒。然而光荣革命的失守在马尼拉引发残暴的反动，其顶点是1872年公开绞死三名在俗（即非修会的）教士（一个克里奥耳人，两个梅斯蒂索人），他们被诬告策划了甲米地兵工厂的一场短时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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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刹一家是这次反动的直接受害者。1871年，当何塞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被控毒杀邻人，被迫徒步二十英里到监狱，在那里待了两年才放出来。他的哥哥帕西亚诺（Paciano）是被绞死的三教士的首领布尔戈斯神父（Father Burgos）的得意门生，也险些被捕，只得中辍学业。面对这样的环境，1882年，在兄长的支持下，何塞悄然离国，前往西班牙寻求相对的自由，继续他的医科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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