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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1 他的祖父莱昂·格雷罗一世（Leon Ma. Guerrero I，1853—1935），以“菲律宾植物学之父”著称，是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记者和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家。这位圣托马斯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在阿奎纳多于1898年夏宣布成立革命共和国之后，开始积极参政议政。他为阿奎纳多的《菲律宾共和国报》（La República Filipina）撰稿，是革命立法机关的一员，在阿奎纳多第二届内阁任过职，还帮助领导菲律宾代表团，与舒曼委员会（Schurman Commission）进行和平谈判。当1907年美国人建立殖民地议会时，他作为国民党党员，代表布拉干省第二选区，做了一个任期的议员。随后，他回归学院生活，当选为马尼拉书院（Liceo de Manila）首任院长。他的一个儿子，塞萨尔·格雷罗（Cesar Ma.Guerrero，1885—1961），成了显要的神职人员，先是做林加延的主教（1929—1937），以后又做圣费尔南多的主教（1948—1957）。但是，有传言说他在1942—1945年间与日本占领军合作，为此他后来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多亏了教会统治集团的院外活动，这个案子最终撤诉，但他的令名是被糟蹋了。莱昂的另一个儿子，阿尔弗雷多·格雷罗（Alfredo Ma.Guerrero）博士，是一位富有的、有口皆碑的医生，他就是我们这位译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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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3 这个家族的旁支同样出众。莱昂一世的兄长洛伦索（1835—1904），是个名闻遐迩的职业艺术家，也是菲律宾最著名的画家胡安·卢纳（Juan Luna）和伊达尔戈（Resurrección Hidalgo）的恩师。他的一个儿子，费尔南多·格雷罗（1873—1929），这位“革命诗人”，至今仍因他的爱国诗篇为人追念。革命期间，他充任卢纳将军《独立报》（La Independencia）的年轻的正式撰稿人，后来又成了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的激情似火的编辑，如《复兴报》（El Renacimiento），《先锋报》（La Vanguardia），《祖国报》（El Patria），还有《民意报》（La Opinión）。他也进了美国时代的第一届议会。洛伦索的另一个儿子，曼努埃尔·格雷罗（1877—1919）博士，在圣托马斯大学教医学，也为《菲律宾共和国报》和《民意报》工作，还发表了一部生动活泼的短篇小说集，书名为《文学散文集》（Prosa Literaria）。费尔南多的一个儿子维尔弗里多还健在，是著名的剧作家、导演和菲律宾大学的教授。曼努埃尔的一个女儿伊万杰琳娜（Evangelina），是位西语作家，1935年因其《心灵万花筒》（Kaleidoscopio Espiritual）荣获索韦尔奖（Zobel Prize）。格雷罗家族的人，一直到我们的译者这一代以下，在家里仍然悉数说西班牙语；但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前两代人与莱昂·格雷罗和他的远房堂兄维尔弗里多这代人之间有一道清晰的裂痕，前者主要用西班牙语写作，后者几乎全用美语著书立说。[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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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5 格雷罗，一个年轻的殖民地居民，对他的书香门第有浓厚意识，辉煌的职业前程看来是命中注定的。1935年，他在耶稣会的马尼拉雅典耀大学（Ateneo de Manila）以最优异成绩获得文学士学位；1939年，在菲律宾大学以最优异成绩获得法学士学位。1940年，他二十五岁，已经在雅典耀大学教法律了，还任职于副检察长办公室。他最初的任务之一，是起草一份辩护状呈递给菲律宾最高法院，敦请驳回青年费迪南德·马科斯不服谋杀罪的上诉（也许因为首席法官老何塞·劳雷尔自己年轻时也被迫洗刷这样的谋杀指控，马科斯赢了上诉）。这期间，格雷罗成了科拉罗·雷克托（Claro Recto）的门生，后者是一位富有的律师，国民党的政治家，亲西班牙的文人。这层关系将要多方面决定他以后的职业生涯。虽然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他都和美国人并肩作战，但据卡洛斯·基里诺说，他已经因美国人没能保护他的国家而感到幻灭了。于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他重操旧业，恢复了美国时期很受欢迎的一栏节目，即晚间广播政治评论；他用了一个化名，叫伊格纳西奥·沙勿略（Ignacio Javier），也就是耶稣会两位英雄的合体：罗耀拉的圣依纳爵（St.Ignatius of Loyola）和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1943年，雷克托当上了何塞·劳雷尔的战时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这时年轻的格雷罗也加入到外交使团中去，从1943年到1945年担任菲律宾驻东京的新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当劳雷尔和雷克托都因战时通敌（像格雷罗的那位教士叔叔塞萨尔一样）被美国人（极短暂地）监禁起来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时事评论员—外交官实在是太小的虾米了，不值得兴师问罪。短时的乌云蔽日之后，1947年他东山再起，做了参议院的法律顾问，后来又加盟雷克托的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到1954年他三十九岁的时候，在狡猾的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手下当了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个了不起的“1950年代的成功人士”，似乎没有理由不应当再上层楼。接下来事情开始出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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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7 他做了一系列主题为“亚洲人的亚洲”的未加审核的演说，它们让罗慕洛和美国大使馆大为震怒，也让那些从中嗅出战时日本宣传主题的某些回响的人们忧心忡忡。这些演说的语气似乎使他的观点紧密呼应着参议员雷克托的观点，后者当时出于自身的原因，正提出一种中立主义的、暗地里反美的外交政策立场。可此时参议员本人和麦格赛赛总统已经势同水火。接着格雷罗就被打发去伦敦任大使，在那里他从1954年一直干到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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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19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959年10月，他作为派驻联合国的菲律宾代表团成员，出席了纽约的一场外交午餐，在这儿他陷入了与美国代表团成员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的激烈争执，后者是杜勒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又有权势又反动。据说罗伯逊提到雷克托时嗤之以鼻，还以恩人的姿态历数美国对菲律宾的大公无私的政策，这惹恼了格雷罗。罗伯逊最后说道：“你太粗鲁了……你要知道，你是这样跟我讲话的第一个菲律宾人。”对此，据称格雷罗回敬道：“麻烦在于你不习惯菲律宾人对美国人顶嘴。”[563]华盛顿随后表态，任何重大的外交聚会都不欢迎格雷罗。1960年他成了国际糖业理事会主席，1962年沦落为驻西班牙大使。在这期间，他的恩主、参议员雷克托于1960年底亡故。当亲美的、也是美国人做后盾的马科斯上台的时候，格雷罗终于同流了，竟至于在1975年发表了为戒严令政权辩护书。辩护书原题为《今始于昔》（Today Began Yesterday），无论对他的名声还是他的前程都没多大好处。他开始酗酒，1982年郁郁而终。[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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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1 格雷罗就是在这种种遭际下从事他的黎刹翻译的，因而它们十分重要。他的《失去的伊甸园》导言注明的日期是“1959年黎刹日［12月30日］”，也就是和罗伯逊争吵后仅仅三个月；《起义者》导言注明日期是“1961年，黎刹诞辰百年的五一节”，也就是雷克托死后没几个月。看来合理的推断是，由于意识到没什么指望在高层政治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他像他的家族里先行一步的其他人一样，转而去打造他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名声。实际上，紧跟着这些翻译，他很快撰写了一部英文的黎刹传记并获了奖（他后来称，只花了一个月就完成了！），还有一部西班牙语的文章和演说集，题为《是耶非耶》（El Si y el No），1963年荣膺索韦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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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3 把如此巨大的精力奉献给黎刹，取得的成就却如此古怪，这是本文最后部分要考虑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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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5 两条一般的探究理路浮现出来，它们将在不同层面上被究诘到底，但全然不必相互龃龉。两者从彼此映照的视角出发，邀请我们去思索政治时间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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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7 第一条理路是近乎普世的时代推移：从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民众造反运动、外于政府也反对政府的时代，过渡到它部分地被改造成新—旧政府的合法化工具的一个时代。在黎刹短暂生命——年仅三十五岁——的最后十年里，他是想象和动员菲律宾大众民族主义的核心人物，这种民族主义反抗两个政府：以马尼拉为基地的专制的、教权主义的殖民地政府，和以马德里为基地的、半是自由—共和政体半是教士—君主政体的、有分裂倾向的宗主国政府。这一任务需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破坏和建设的运动。必须撕去殖民地政府及其反动的教士同盟的假面具，同时必须想象出一个菲律宾，它与母国西班牙各成一体，泾渭分明。在不同方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黎刹算是开菲律宾风气之先），对这两个目标是完全合用的。[565]因为它让人有可能把“菲律宾”（Las Filipinas）想象成一个包含了许多社会类型的有界的社会学实在，[566]那些社会类型在每个社会层次上，彼此间进行着日常的、“同时的”互动。但是它也容许读者，从无与伦比的辩论细节中，了解到剥削、野蛮、伪善、懦弱、盲信、愚昧、无知和腐败的积弊，是它们让殖民统治成为可能。换言之，小说与黎刹非凡的讽刺才能配合得天衣无缝。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可以注意到，《不许犯我》的有些修辞风格和手段对黎刹的目的多么不可或缺，而格雷罗恰恰要尽其所能地清除它们。这部小说是以（不久前的）过去为背景，这或许有其必要，但是作者急切地向读者保证，上帝继续在马尼拉仁慈地繁殖着食客和帮闲。在殖民地独裁统治下，普通读者大概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多明我会修士或总督的阴谋诡计；但是作者会牵着这些读者——不管是敌是友——的手，让他们无形中偷听到那些阴暗的勾当。人人都了解到，在有政治家风度的宣言与虔诚的说教的门面下，统治者和他们的夫人、情妇、姘妇们下流地咒骂，撒尿，混用着他加禄语表达和常常不合语法的西班牙语，讲点儿拉丁语错误百出，而且他们恰恰住在这条街上，把一些人发配到那座监狱，在这家戏院观赏俗不可耐的歌舞杂耍表演，又在那座修道院里密谋。黎刹驾轻就熟地运用最令人信服、最直接的社会现实主义来表现这一切，这是他的首要战略：于是有了puñeta（你手淫啊），susmariosep（他加禄语的一种叹词），Yeyeng（叶莺），Pasay（帕赛城），salakot（一种当地草帽），Jolo（霍洛城），如此等等。这里的东西无不是战斗的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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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29 可是在1950年代的独立菲律宾，这一切还有多少是真正承受得起的？1942—1945年间，这个国家经济上、身体上、道德上都饱受摧残，因为美国主子和日本主子在它上面交战。从1948年到1953年，它经历了本世纪以来第一次严重的造反运动。美国军事基地和美国强加的对等协定（Parity agreement）束缚了它的真正自由。然而它是被1890年代梅斯蒂索人革命精英的子孙们统治着，他们已经在美国殖民体制下大发其财，大捞其权，他们曾经跟日本占领政权合作，如今坚定地意欲成为他们自家名实相副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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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1 对这个独立后的当权派而言，随着它的不稳定的国内和国际威望的发展，黎刹爷爷似乎显得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他有西班牙人—华人—土著的混合血统，也有安逸的生活境况，所以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英雄行为和自我牺牲堪为万世师表。他是唯一的这样一位菲律宾人：西班牙和德国的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印地语、法语、印尼语、英语和俄语。他的雕像遍布在一百个菲律宾小镇的广场上。他是农民中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大众神秘崇拜的核心人物。因此他担当了菲律宾民族主义真理的首席保证人——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它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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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3 但是他也是一个敌人，特别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与圣女贞德和威廉·退尔不同），而且他还写啊写啊写个不停。到1950年代，他所写的许多东西是扰乱人心的，即使不是颠覆性的——对他的民族主义译者亦然。黎刹谴责过对妇女的压迫：雷克托却在一战后单枪匹马阻止菲律宾效仿美国赋予女性选举权。黎刹嘲讽过通敌叛国的梅斯蒂索大庄园主：格雷罗却是国际糖业理事会主席，而菲律宾议会就被这些通敌叛国的糖业大亨们把持着。黎刹无情奚落天主教统治集团：可是在1950年代，菲律宾大主教鲁菲诺·桑多斯（Rufino Santos）无疑是殖民时代反动的西班牙知识阶层（clerisy）[567]的精神后裔；格雷罗的叔叔塞萨尔主教，本来可能轻易漫游到《不许犯我》或《起义者》的书页中去。也许就是这些考虑促成译者做了某些删节，而且通过去现时化、排除读者和去地方化，使黎刹的菲律宾尽可能地远离他自身时代的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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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5 但是与这些狭隘的考虑相比，另一些考虑也许更深远、更重要。正是独立的现实使群岛上官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从某个角度看来甚至是成为必要。这一形式的民族主义，作为国家的派生物和甲胄而浮出水面。它不仅在官方的纪念仪式上，也在一种系统的计划中自我彰显；那种计划主要（虽说不是独一地）借由国家的教育系统，旨在创造和传播官方民族主义的历史、官方民族主义的英雄先贤祠，和官方民族主义的文化，传遍它年幼、初生的各阶层公民之中——自然地，是为了国家自身的利益。这些利益首要在于灌输对它自身的信仰、敬畏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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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7 我们能够理解，这个黎刹，在社会观念上显得过激，反偶像崇拜，含讥带诮，泥土气重，道学腔浓，他不是那么容易适应这项计划的。从官方民族主义的观点看，英雄应当让人崇敬，不是让人赞赏；供人看，不供人听——也不供人读。不用诧异，官定的黎刹是西班牙王城的博物馆里静默的烈士蜡像，是手里拿着（合上的）《不许犯我》和《起义者》两本书的雕塑，是《我的诀别》（Mi Último Adiós）这首哀婉之诗。[568]如果说黎刹在这方面是典范，他也绝非独一无二。残废的革命政治家马比尼，有一座纪念他的博物馆，官方提到他时，尊之为“崇高的瘫痪者”，可是他的畅达、尖酸的西语作品，大多仍未翻译成英语或他加禄语。安东尼奥·卢纳，革命共和国的这位最富创造力的将军，纪念他的雕像多的是，可是它们不会告诉人们，他是共和国总统阿奎纳多下令暗杀的；他的那些精彩信件和其他著作，当代公民们也无缘亲炙。“伟大的庶民”博尼法西奥，在马尼拉北部一个破落地区，有一块引人注目的纪念碑追念他，但是这位伟人的话，镌刻在碑的基座四面，是用他为躲避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安全机构而设计的密码——普通百姓也不解其意。[569]结果总是相当于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没有联系，只有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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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39 在莱昂·格雷罗成年生活的多数时间里，他是菲律宾国家的一名忠诚敏慧的仆人。很难不怀疑，在他的黎刹翻译中，这个国家的要求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他的战略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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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41 不过，对格雷罗译本引出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简单归因于独立后的精英良知败坏，或者归因于官方民族主义的需要，我不相信我们解决了问题。因为这些解释都不能圆满说明去欧洲化、去他加禄化，以及最重要的，时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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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43 至此我们不得不转向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后果。至少从本文的观点看来，这些后果之至要者，是美语取代了西语成为群岛上的通用语，还有菲律宾人自我观念的一种根本重塑。自此以下，我将试图证明，这些转变真的使黎刹的“菲律宾”（Filipinas）实际上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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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45 上文提到过，根据1939年（美国殖民统治确立四十年后）的人口普查，不足3%的人口声称懂西班牙语，却有超过26%的人表示会“英语”。这两个数字很有意思，本身就需要加以解释。虽然的确有许多位高权重的殖民地官员鄙视西班牙语（和西班牙文化），却不能说消灭这种语言是美帝国的一般政策：毕竟，波多黎各（它本质上是美国殖民地）基本上依然是说西语的社会。事情的真相是，即便在西班牙统治末期，也只有5%的菲律宾人口通晓西语。[570]然而考虑到黎刹那一代精英舒适地把西班牙语用作交际语，我们决不能怀疑，假如第一共和国得以幸存下来，它的教育机构想必会立即推广西班牙语，以之为国语。美语的成功不旋踵而至，是由于殖民政权建立了第一套近代国家教育体制（1899年后的第一代人中，入学人数扩大了500%），同时使熟谙英语成为取得激增的官僚职位和大多数专门职业的必备条件。于是对成千上万有抱负、想往高处走的菲律宾人来说，这种语言就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升迁的门路。[571]天主教学校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尽管缓慢一点。[572]与此同时，虽然美语由此取代了西语，成为这个殖民地的权力语言，但是它们二者同各地方言（尤其是他加禄语）的关系大不一样。在伊比利亚统治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方言有不少词汇和短语渗入了西班牙语，后者无论怎样都未受标准化教育系统的“监管”。这一点说明了《不许犯我》全书中他加禄语色彩的随意蔓生，哪怕是在西班牙人嘴上。然而美国人来得太晚，太强势，存在时间也太短，结果没和他加禄语打交道，而他们的学校强化了这个立场。[573]因而在菲律宾流传着一个神话，说美国教师一旦发现学生在课堂上讲他们的母语，就会严惩不贷。[574]（或许这就是美国人教育出来的格雷罗从他的《不许犯我》英译本中删除他加禄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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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47 然而除了语言变化外，还有宗主国统治的更广泛影响，这种统治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之前那个政权截然不同。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地大财丰，高度工业化，世俗化，共和制立国，没有文化底蕴，在一定限度内是民主治国。[575]西班牙国小财薄，农业为本，教权当道，半君主制立国，深受古典文化熏陶，民主程度极低。在美国殖民政权治下，曾经权势熏天的天主教会被贬到政治的边缘地位。1909年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通过以后，菲律宾穿越到美国保护主义的高墙后面，第一次造就了一个财大气粗的庄园主寡头集团。边远地区，特别是棉兰老岛，都被纳入了刚刚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尽管选举基础非常有限，但菲律宾国家领导层还是选举产生了。新的美式教育体制建立起来，它培养出律师和工程师，而不是神学家和古典学者。[576]美国的统治还与商业广播和电影的问世同时发生，后者至少对菲律宾城市社会造成了全面深远的影响。想着上面这一切，我们也许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格雷罗要将他的《不许犯我》去欧洲化，为什么他会说有如此之众的菲律宾年轻人“不再知晓先辈习俗”。与亚克托安和克洛伊、商博良和哲人一道，一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不仅是对年轻菲律宾人。在帝国主义的宗主国自身，古典文化的流风遗韵大多绝迹了。在这方面，1950年代的华盛顿和马尼拉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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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49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对菲律宾、对菲律宾社会的想象上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始于1880年代，但要到两代人之后才完满实现。我们或可公式化地表述该变化，简单说来就是：黎刹是爱国者，而格雷罗是民族主义者。[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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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51 比如，非常引人注目的是，黎刹临刑前不久创作的那首优美的诗歌，陈辞对象并非是他的菲律宾男女同胞，而是他的亲爱的祖国（patria adorada）。实际上诗里提到的仅有的几个人是他的直系亲属，还有那位“可爱的外国人”（dulce extranjera），他的不幸的“爱尔兰”妻子约瑟芬。也许我们不应为这种形式的献词感到惊讶。黎刹去过美利坚、西班牙、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不列颠、比利时和香港，可从未到过伊罗戈、比考尔或米沙鄢群岛。他对棉兰老岛的有限认识还要感谢西班牙当局，是它把他流放到达皮丹（Dapitan）。（在这点上他绝对堪称他那时代知识人的典型。）尽管如此，他可深知“菲律宾”（Las Filipinas）为何物，它的面貌在地图、地图集、报纸和图书中可以寻见。[578]菲律宾已有大约350年历史了。[579]它就在那儿，在想象中受到爱戴——作为一个地方，一个家园（Heimat）。但在他那时代，如我们早先讲到过的，群岛上形形色色的常住民尚无一个通名：filipinos还主要是指西班牙克里奥耳人。当然，他的确提到了pueblo（人民），可是它的轮廓仍然模糊难辨，特别是因为他经常用它指称卡兰巴或马尼拉的当地居民。他画出的真正界线，是在“亲爱的祖国”的热爱者、正义的热爱者与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之间的那些界线，带着布雷丁所称的“克里奥耳爱国主义”的特征，是政治的、道德的和情感的界线。因此，他给《起义者》题献词，缅怀殖民政府1872年公开绞死的三位爱国在俗教士——克里奥耳人何塞·布尔戈斯和哈辛托·萨莫拉（Jacinto Zamora），华人梅斯蒂索人马里亚诺·戈麦斯（Mariano Gómez），他不认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让梅斯蒂索人成为《不许犯我》的男女主角，也觉得稀松平常。[580]这两部小说里满是来自殖民地社会各个传统阶层——克里奥耳人、梅斯蒂索人、土著，甚至半岛人[581]——的爱国成员和残暴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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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53 前面我们评论过，黎刹与他那一代革命家的成就之一，就是渐渐地开始想象一种新的历史之人：菲律宾人（the Filipino）。至少是为了极其政治化的目的，土著人、梅斯蒂索人和克里奥耳人都消融到这种菲律宾人里了。1899年后，半岛人要么已回西班牙，要么如果留下来的话，注定要变身为“菲律宾公民”——又是一种新想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民族主义的播延、选举权的扩大，及国家的重获独立，“菲律宾人”日益取代“菲律宾”（Las Filipinas），成了言辞的和真心的忠诚对象。格雷罗是这种隐秘巨变的显著产物。他的《不许犯我》导言系心于菲律宾人，对菲律宾（the Philippines）甚至只字不提。[582]而且，这些菲律宾人如今很大程度上已被设想成一个族群—种族统一体。不仅在格雷罗身上，也在他那时受过教育的大多数菲律宾人身上，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致黎刹看待他周边世界的方式几乎变得难以理解。正是在社会类别系统的这一转变中，我猜我们可以发现格雷罗《不许犯我》英译本里的时代错误这道难题的解答。因为年轻菲律宾人会在西语原本的任何忠实英译中，立刻看出他们不存在于小说篇章之内。当然filipinas会出现，不过她们并不是今天的Filipinas（菲律宾妇女）：她们是“纯种的”西班牙克里奥耳人。这一转变，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的影响，可能有助于解释格雷罗的奇怪做法——用“half-breed”（半纯种人）译“mestizo”（梅斯蒂索人，殖民地的一个社会、法律范畴），而罔顾这个事实：按这些术语说来，黎刹和他本人也都是“半纯种人”。但是在1950年代，第一个菲律宾人是“半纯种的”，这不是匪夷所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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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55 我们也不应该——却极可能——忘却另一种转变，它小规模地肇始于1930年代，今日则达到高潮：这就是不计其数的菲律宾居民越过古老群岛的边界，向远方永久迁移。起先是去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然后，当肯尼迪政府改革了美国移民法律之后，去加州和大陆美国的其余地方；最后，在马科斯和阿基诺统治下，去欧洲、南美、中东、香港、日本、新加坡——哪里有希望就去哪里。因为这种大规模迁徙产生了数十万计的移民，他们来自菲律宾，却不再是它的国民，不再是家乡山水间的人物。但是他们深深依恋于一种“认同”，对于该“认同”，格雷罗料必理解得透彻，而何塞爷爷大概会觉得惊愕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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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57 但是要说转变已告完结，怕是操之过急了。菲律宾历史的书写老是这么支离破碎，转变未竟很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在菲律宾教文体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Culture,and Sports）主持编写的一本标准历史教科书里，菲律宾儿童被教导说，他“血管里流淌着40%的马来人血液，30%的印尼人血液，10%的尼格利陀人（Negrito）血液，10%的中国人血液，5%的印度人血液，2%的阿拉伯人血液，还有3%的欧美人血液”。[583]再有，所有菲律宾人都来自别的某个地方：“阿埃塔人或尼格利陀人是最早来到菲律宾的。”[584]相反，奥诺弗雷·科尔普兹，这位前教育部长和菲律宾大学校长，却在“塔邦人”（Tabon Man）那里找到了菲律宾人始祖。塔邦人的零星工具，在巴拉望的一个遥远洞穴里被发现了，据说可追溯到至少公元前6万年。[585]亲西班牙的文人尼克·华金写道，“1521年前我们可以无所不是，独独不是菲律宾人；1565年后我们什么都不是，单单只是菲律宾人”，[586]这全仗西班牙征服带来的技术和文化革命。然而对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历史学家来说，菲律宾历史的真实进程，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基督教诞生中就有其神意的起源。[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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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6359 最后来一条思辨性评论或许不为无据。戴维·布雷丁在对西属美洲思想长期演化的研究中，向读者证明得一清二楚：彼此对立的冲动如何始终在起作用，并且，随着美洲各地爱国主义的发展和转型，这些对立变得更加尖锐。几百年间，克里奥耳人和梅斯蒂索人竭力想办法，要宣称蒙提祖马和他的诱骗者科尔特斯，阿塔瓦尔帕和杀害他的刽子手皮萨罗，是他们的联合祖先。今天，在民族主义兴起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后，我得知整个墨西哥只有一座科尔特斯塑像，它还被小心地隐藏在墨西哥城的一个僻静处所。但是，如今用来公开歌颂阿兹特克和玛雅祖先的语言，却是那位隐身的西班牙征服者的语言。科尔特斯被抹煞了祖先地位，玛雅（比方说）被抹煞了语言地位，这种双重抹煞作为精英们的民族主义的一种适宜特质，令人印象深刻。那些精英深刻意识到他们杂交而成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梦想着“纯粹”（purity），又发现很难缠绵于“纯粹的混杂”这种逆喻。为什么黎刹小说的克里奥耳人—梅斯蒂索人世界如此之速地变得如此难以想象，也不可能翻译呢？大概最后这就是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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