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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他自言自语说，“难道历史还会撒谎吗？书上不是明明说阿隆索·萨阿维德拉是以皇太子唐菲利普的名字给这个国家命名的吗？那么怎么会写得不对呢？会不会这个阿隆索·萨阿维德拉是个土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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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罗的译文则像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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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这位夫人有一种可爱的脾性，就是千方百计要忘掉他加禄话，至少装出她不懂的样子，尽量说得蹩脚，这样她就显出她所说的道地“Yorofean”［欧洲女人］的神气。幸好；要是说他加禄话被她故意糟蹋得不成体统，那么不论就文法或发音来说，她的西班牙话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她的丈夫倾尽全力来教她，还有他的靴子、顺手抓到的一把或两把椅子来帮忙，都不顶用。她在学某些西班牙字上所花费的气力要比最杰出的埃及学家辨认象形文字所费的气力还要大，“Philippines”这个字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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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行完婚礼后的第二天，她跟她的丈夫（那时还只是下士）说话的时候，她吐了个词儿：裴利芬。下士觉得自己有义务纠正她，给了她一巴掌稍示惩戒，说道：“念‘菲利宾’，娘们！别那么蠢。你难道不晓得，你这该死的国家是随国王菲利普的名字起的名儿吗？”他的妻子那时还沉浸在蜜月美梦中，勉力听他的话，念道：菲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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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士觉得她有长进了，又赏了她几巴掌，呵斥道：“你不会念‘菲利普’吗，婆娘？别忘了国王菲利普……五世……反正，你说‘菲利普’，再加上词尾pines，这个拉丁词尾的意思是‘黑鬼的岛屿’，这就是你这该死国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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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夫人当时还是一个洗衣妇，她用手指轻抚她丈夫那几巴掌留下的痛处，有点不耐烦地重复念着：“皮利普——皮利普……宾——皮利宾，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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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皮利普’（Peeleep），不是p！”下士咆哮起来，“‘菲利普’（Feeleep），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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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你怎么写‘皮利普’？是p还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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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士认为这一天的明智之举是换个话题，趁机查查词典。结果他简直惊奇得要死。他擦了擦眼睛。让我们看看……慢慢的，不要急……但是千真万确，是菲律宾（Philippines）；他和他的妻子都错了，既不是p也不是f，而是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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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回事，他低声自语道。难道词典错了吗？要不然，这本词典是不是哪个蠢蛋土著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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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里黎刹的笑声是针对慰藉夫人那位半岛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夫君的粗暴、无知和愚蠢。他甚至将这个殖民地的西班牙名字弄错了，也弄错了据说在十六世纪创造了该名字的那人的大名：阿尔瓦罗·德·萨阿维德拉。他以为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菲利普五世（1683—1746），即十八世纪波旁王朝的开创者，黎刹可能确信他的读者知道这位无能并死于蠢行的西班牙统治者。但是作为一种次要主题，黎刹还不动声色地羞辱了慰藉夫人装“欧洲女人”的差劲矫饰：他让她脱口爆出了他加禄语的疑问助词ba。这一切笑料在格雷罗译文里被删得一个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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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次要的靶子是西班牙语，因为“Las Filipinas”并不是可以从“Felipe”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的一个词形，不管下士和他的年轻妻子如何“按逻辑”极力要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格雷罗的译文中，这个靶子变成了菲律宾人区分p音和f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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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其中最发人深省的，还是格雷罗省略了最后一段。这样就没有了撒谎的历史（History）。用心良苦地，阿隆索/阿尔瓦罗·德·萨阿维德拉，这位赋予菲律宾四百五十年后依然在使用的名字的人，还有他以此纪念的那位西班牙君主（皇太子菲利普，后来成了布罗代尔的哈布斯堡反英雄的菲利普二世），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那样，“弄失踪”了。又一个科尔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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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第三部分 东南亚：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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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南亚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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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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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次的选举在东南亚是晚近的一项新发明，它是用来产生一个立法机关，后者的地位和管辖权与现存的行政机构名义上近乎相当。[588]就本文要讨论的这三国而言，相应的发生时间分别是：菲律宾1907年，荷属东印度（今印尼）1918年，暹罗（今泰国）1933年。每个事例中，新发明都是在政治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也是对政治危机的敏锐反应：在菲律宾，危机是1896—1898年的反西革命，以及美国对反叛运动的残酷而代价惨重的“平定”；在荷属东印度，是一战后荷兰自身内部的短暂革命高潮，还有爪哇伊斯兰联盟（Sarékat Islam）的惊人壮大；在暹罗，是1932年6月24日政变所导致的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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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密切仿效了在西欧和美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可以观察到的那种模式，选举制度就是从那些地区输入东南亚的：换言之，国家层次立法机构的发展与选举权的扩大，是一定程度的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后果，而不是其前因。在美国，我们只需想想妇女选举权和民权运动，连带着想想它们在选举之外苦心孤诣的一应政治活动，当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和1965年《民权法案》通过的时候，这些活动登峰造极。在欧洲，我们想起了历史上那些骚乱，它们曾导致法国三级会议和俄国杜马的召开，还有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天主教徒的政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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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先例很清楚地表明了选举制（electoralism）的两面性。就积极一面说，即便在选举几乎不自由或非竞争性的时候，选举中的投票权也被理解为现时代完整公民权的最突出象征：它让渡了合法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在那些向着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义进发的政治实体中，推进成人普选权的力量不可抗拒。（事情的这一面有多重要，可以从预料中人们对这样一项法令的反应看出来：如果人们十年内未行使投票权的话，就要按法令被剥夺投票权。）选举制的第二个关键的积极面是，它展现了一种前景——尤其是向社会下层阶级，即在稍纵即逝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制定可强制实施于国家疆域内争斗着的相关各方的法律。立法能够一举做到无数的罢工、示威、有计划的怠工、限产超雇、静坐抗议、游行、暗杀和祈祷会所做不到的事情，恰是因为后者无可避免地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松散短促的，也没有法定效力。如果我们考虑到1850—1950年间联合王国所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它们禁止童工，保护女工，保证最低工资，发展社会保障，使工会和某些类型的罢工合法化：西欧多数地区都有与此类似的法律），那么选举政治的魅力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再者，这样的法律不仅是合乎时宜的，而且由于它们是从选举过程中产生的，不是家长式行政机构的恩赐，因此被认为基本上不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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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西欧选举过程的信任也是基于这一普遍假定：法律一经立法机构颁布，将通行全国，合理无偏。这条假定又是从强大而集权的官僚机构的预先存在推原而来，那种机构传承自绝对主义时代，法国大革命以后在不同程度上适应近代需要，变为文官机构。（美国形成了这一模式的显著例外，由此给菲律宾造成种种后果，本文将在菲律宾那一节对此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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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只需提醒自己，1965年民权法案不单是为了赋予数百万南方黑人公民权，也终结了——或者说淘汰了——静坐抗议、自由游行、暴动等等。国会似乎在说：“毕竟，现在你们有投票权了。”但是从多方面来看，正常的投票行为都是一种异常的活动。在法律或政府决议所确定的某个特定日子里，同样由它们规定的某几个钟点之间，到通常是地方当局安排的地点，人们加入往往素昧平生的一群人的行列，依次进入一个单人空间，拉动那里的杠杆或者在纸片上打上记号，然后怀着与进来时同样的平和慎重走出去——不发一问。这大概是在理想的独居状态下可设想的唯一政治行动，它全然是象征性的：因此它几乎同其他一切形式的个人政治参与截然相反。如果说它还有普遍意义，它只是通过数学合计才获得这种意义。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轻易得出结论：在正常情况下，选举制的逻辑是朝着驯化（domestication）的方向，即距离化、间断（punctuating）和隔离。要是有谁问这种驯化是为谁的利益而生，他就直接触及了“代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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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众所周知，当选的立法机关的社会—经济面貌和性别面貌迥异于它们的选民：比如，议员和他们的选民比起来，几乎总是富有得多，教育程度高得多，是男子的可能性大得多。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尽人皆知，我们无须在此逗留。有待强调的要点毋宁是，选举制有一种效果，即倾向于把活跃、经常的政治参与限制在专家——职业政客——圈子，他们不但热中于他们那制度化的寡头卖主垄断，而且他们大半是从特殊的社会阶层征召的，最常见的是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如果有人因此认为，向接受其条件的那些群体开放的选举体系，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支配的特征，正如绝对君主制反映了贵族统治的特征一样，那么，他也许就处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比较性地思考现代东南亚的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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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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