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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第三部分 东南亚：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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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南亚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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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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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次的选举在东南亚是晚近的一项新发明，它是用来产生一个立法机关，后者的地位和管辖权与现存的行政机构名义上近乎相当。[588]就本文要讨论的这三国而言，相应的发生时间分别是：菲律宾1907年，荷属东印度（今印尼）1918年，暹罗（今泰国）1933年。每个事例中，新发明都是在政治危机后应运而生的，也是对政治危机的敏锐反应：在菲律宾，危机是1896—1898年的反西革命，以及美国对反叛运动的残酷而代价惨重的“平定”；在荷属东印度，是一战后荷兰自身内部的短暂革命高潮，还有爪哇伊斯兰联盟（Sarékat Islam）的惊人壮大；在暹罗，是1932年6月24日政变所导致的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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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密切仿效了在西欧和美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可以观察到的那种模式，选举制度就是从那些地区输入东南亚的：换言之，国家层次立法机构的发展与选举权的扩大，是一定程度的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后果，而不是其前因。在美国，我们只需想想妇女选举权和民权运动，连带着想想它们在选举之外苦心孤诣的一应政治活动，当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和1965年《民权法案》通过的时候，这些活动登峰造极。在欧洲，我们想起了历史上那些骚乱，它们曾导致法国三级会议和俄国杜马的召开，还有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天主教徒的政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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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先例很清楚地表明了选举制（electoralism）的两面性。就积极一面说，即便在选举几乎不自由或非竞争性的时候，选举中的投票权也被理解为现时代完整公民权的最突出象征：它让渡了合法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在那些向着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义进发的政治实体中，推进成人普选权的力量不可抗拒。（事情的这一面有多重要，可以从预料中人们对这样一项法令的反应看出来：如果人们十年内未行使投票权的话，就要按法令被剥夺投票权。）选举制的第二个关键的积极面是，它展现了一种前景——尤其是向社会下层阶级，即在稍纵即逝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制定可强制实施于国家疆域内争斗着的相关各方的法律。立法能够一举做到无数的罢工、示威、有计划的怠工、限产超雇、静坐抗议、游行、暗杀和祈祷会所做不到的事情，恰是因为后者无可避免地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松散短促的，也没有法定效力。如果我们考虑到1850—1950年间联合王国所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它们禁止童工，保护女工，保证最低工资，发展社会保障，使工会和某些类型的罢工合法化：西欧多数地区都有与此类似的法律），那么选举政治的魅力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再者，这样的法律不仅是合乎时宜的，而且由于它们是从选举过程中产生的，不是家长式行政机构的恩赐，因此被认为基本上不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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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西欧选举过程的信任也是基于这一普遍假定：法律一经立法机构颁布，将通行全国，合理无偏。这条假定又是从强大而集权的官僚机构的预先存在推原而来，那种机构传承自绝对主义时代，法国大革命以后在不同程度上适应近代需要，变为文官机构。（美国形成了这一模式的显著例外，由此给菲律宾造成种种后果，本文将在菲律宾那一节对此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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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只需提醒自己，1965年民权法案不单是为了赋予数百万南方黑人公民权，也终结了——或者说淘汰了——静坐抗议、自由游行、暴动等等。国会似乎在说：“毕竟，现在你们有投票权了。”但是从多方面来看，正常的投票行为都是一种异常的活动。在法律或政府决议所确定的某个特定日子里，同样由它们规定的某几个钟点之间，到通常是地方当局安排的地点，人们加入往往素昧平生的一群人的行列，依次进入一个单人空间，拉动那里的杠杆或者在纸片上打上记号，然后怀着与进来时同样的平和慎重走出去——不发一问。这大概是在理想的独居状态下可设想的唯一政治行动，它全然是象征性的：因此它几乎同其他一切形式的个人政治参与截然相反。如果说它还有普遍意义，它只是通过数学合计才获得这种意义。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轻易得出结论：在正常情况下，选举制的逻辑是朝着驯化（domestication）的方向，即距离化、间断（punctuating）和隔离。要是有谁问这种驯化是为谁的利益而生，他就直接触及了“代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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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众所周知，当选的立法机关的社会—经济面貌和性别面貌迥异于它们的选民：比如，议员和他们的选民比起来，几乎总是富有得多，教育程度高得多，是男子的可能性大得多。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尽人皆知，我们无须在此逗留。有待强调的要点毋宁是，选举制有一种效果，即倾向于把活跃、经常的政治参与限制在专家——职业政客——圈子，他们不但热中于他们那制度化的寡头卖主垄断，而且他们大半是从特殊的社会阶层征召的，最常见的是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如果有人因此认为，向接受其条件的那些群体开放的选举体系，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支配的特征，正如绝对君主制反映了贵族统治的特征一样，那么，他也许就处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比较性地思考现代东南亚的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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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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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人和平民的一个密谋小集团组织的不流血政变中，暹罗的绝对君主制被推翻，紧接着，选举鸣锣开张。这些平民大多数是政府官员，而这起密谋的首要仇视对象，是皇室与沾亲带故的贵族世家那些庸碌之辈近乎独霸了官僚机构——特别是武装部队——的高层职位。[589]但是政变集团对合法性的正式主张既依赖于民族主义，又依赖于宪政民主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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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30年代暹罗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又使得这第二项主张基本无效。这个国家未被直接殖民化的好运道，以及拉玛五世（1868—1910年在位）奉行的保守政策，两者合力帮助泰国大量农村人口免受资本主义的直接冲击；这还意味着，存在于1930年代的那种非官僚的资产阶级，与当时尚势单力薄的工人阶级相似，多有华人移民血统。而且那时识字率没什么长进。只是在1920年代，一部关于义务性初等教育的法律才颁布了；它执行得那么漫不经心，结果到1950年代末，这个国家只有五分之一的府中过半人口完成了小学教育。[590]实际上，严格的选举制的社会基础尚付阙如。于是，选举权受到限制，早期的议员有很大比例是被任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军队——国家的最有力臂膀——一跃而成主导势力，而下迄1970年代泰国政治中的统治权都属于几乎不加掩饰的军人独裁政府，这就不出人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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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沙立元帅独揽大权（1958—1963）和越南战争开战的时期，这种局面才开始改观。在世界银行督促下，泰国政府解散了许多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国家史无前例地向外资敞开门户。曼谷和华盛顿的密切关系意味着资金的巨额注入，这些钱除了扩充与装备军队和警察之外，也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和通讯。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剧增，使得十年之内大学生人数涨了四倍。结果产生了一个非政府的新中产阶级，它既包含原有华人资产阶级被同化的子女，也包含泰族人；不过工人阶级实际上变成了泰人为主而非华人为主。到1970年代初，日本投资正赶超美国，经济大繁荣起步了，一直持续到1997年，中间只有一些小波折。[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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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后期，当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正如此这般地悄然建立起来的时候，政治结构却开始显露瓦解之兆。铁腕的沙立已经在1963年酗酒致死，他的两位副手，他侬元帅和巴博元帅，不具备他的果敢无情。随着越战升级，泰美关系愈见密切，结果到1968年时，约有5万美军驻扎在泰国土地上。他们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带来刺目的卖淫活动、美亚混血儿童的出生、现代化毒品非法交易的蔓延，也唤起了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反应。美国的军事存在还激起北京与河内去鼓动迄今一直很温顺的泰国共产党发动农村游击运动。对付这些游击队，泰国军队越来越觉得吃力。送去美国深造的泰国青年深受反越战运动的影响，该运动激烈批评华盛顿在东亚和东南亚那些唯利是图的威权主义卫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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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末的全盛时期，沙立发现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废除现行宪法和立法机构，甚至都不用虚张声势要举行什么选举。可是在1960年代后期，随着这位铁人的死去，他侬—巴博政府只得给自己草拟一套保守的宪法，恢复选举，以此应对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压力。这是时代的信号：虽然独裁者们匆匆拼凑了一架选举机器，在地方守军、警察和内务部的支持下，他们赢得了乡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票，但是他们在曼谷——泰族和泰籍华人新资产阶级的首都，也是工人阶级主体部分的首都——却一败涂地。当军队和官僚各派系中间的竞争威胁到独裁者的议会多数派的团结时，独裁者的应对之策是，在1971年11月发动了一场反对自个的创造物的表面庄严内里滑稽的“自政变”——此时恰值基辛格刚刚秘密造访北京过后，尼克松正式访华和毛主席碰头的前夜。华盛顿这样子对待所谓的“赤色中国”（泰国军方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对民众强调它的危险），而且不向“亲密盟友”暹罗打招呼，这叫该政权意气消磨，而鼓舞了那些痛恨它的人。1973年秋，要宪法要选举的主张，先是由一小群自由主义大学生和大学讲师发起，猝不及防地迅速扩大为惊人的暴动，把50万人引上了曼谷街头——如此规模的激进政治参与，在泰国史上甚至找不到相仿佛的先例。[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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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导致独裁政权遽尔垮台、他侬和巴博耻辱溃败的示威活动，虽然大多数学生领袖坚持说它们的目标是恢复立宪政府和选举民主，但没有理由料想大多数抗议者的首要目标就是如此。讪耶教授的过渡政府从1973年10月中旬延续到1975年2月，在这期间，国家经历了比此前或此后任何时期都更多、也更多样的政治参与：新闻审查几乎消失了，让资产阶级的编辑、记者和读者们欣喜不已；真正的工会很快组建起来，靠罢工和游行逼迫接受一大堆要求；农会创建起来，力促各种土地改革；中学生们不驱逐他们憎厌的校长誓不罢休；各色人等都坚决主张撤除美国的军事存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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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终于在1975年初举行了，这一定是暹罗曾经经历过的竞争最激烈的选举，它产生了一个议会，破天荒第一次，有三个温和左倾的政党赢得了不可轻忽的少数议席。没有政府党从最高司令部和内务部里操纵选举，也许这个事实同样重要，如果不是长远看来更重要的话。因此出现了保守派和中间派政党的增生，它们中的联盟构成了在1976年10月6日流血事件之前掌权、由政治家领导的两届内阁的基石。时值“大繁荣”在这个国家许多地区造就着一个新的地方企业家阶层，这些状况容许权力在曼谷外出现一种崭新的水平分散。对企业家阶层的人来说，资产阶级选举民主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一个议会席位就开启了参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之外的政府决策的直接通道，从前，在那些机构面前，他们不得不老是像个依附者。谁想获得一个席位，他/她不必受过良好教育，不必在首都交结权贵，也不必非男性不可：只要他/她地方根基牢固，金银够使就行了。（这一时期财大势大的曼谷银行向各府的大肆扩张，也打开了许多新的信贷机会。）牌打对了，一个人就能利用这一切，连本带利赢回内阁职位（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再用那个内阁职位扩充他的金融资源，进一步巩固他的地方权力基础。[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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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1976年间的议会制政府并非一事无成。就美军人员撤离进行谈判，为乡村发展提供大笔资金（这是对地方议员新势力的一种反应），都是它的成就。可是它未能履行它最要紧的和解职能。罢工和示威在继续，渐渐变得更加暴力，因为内阁既不能制定真心实意的劳工法或土改法，又不能镇压骚乱。1975年春，印度支那的旧政权意外倒台，吓得暹罗的国王、军人和新资产阶级张皇失措。由此引发了1976年右翼的议会外动员，以及递增的暗杀活动——受雇的职业杀手对学生积极分子、左翼政治家、劳工和农民领袖等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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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极化在1976年的流血事件中达到顶点，该事件驱使多数合法左派转入地下活动，或者转入泰国共产党的丛林战，或者流亡海外。然而10月6日后成立的独裁政权跟1958—1973年的独裁政权相比，已是面目全非。它是军队各派系、皇室与右翼职业政客之间复杂交易的脆弱结果，由一位极端主义的平民法官领衔，而这位法官把军方得罪太甚，一年内就被军队罢黜了。一场军事政变，竟然被当作是支持克制与和解，当作是支持渐次恢复议会制政府，向公众呈现出来，这在泰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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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关键时刻，暹罗的政府撞上了大运。1978年越南人入侵柬埔寨，紧接着中越开战，促使北京与曼谷结盟以支援波尔布特。曼谷的要价是中共撤消对泰共的支持（此外，由于支持北京的反河内政策，泰共立即丢掉了它在越控的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安全基地）。泰国左派无可救药地分裂了，变得士气低落，奄奄待毙，而江萨将军的政府又精明地施行全面大赦，严格遵守大赦令的条件。于是到1980年，70年代末期的危机气氛云开雾散了。再没有令人生畏的左派了，曼谷获得了华盛顿、北京和东京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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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缓过劲来的泰国资产阶级而言，现在时机已到，该重新开始为政治统治权而战了，这主要通过持续施压，寻求恢复定期选举与议会控制的国家行政机关。1980年代期间，选举举行得非常有规律，产生了没有左翼代表、地方企业家独领风骚的几个议会。[594]这十年里多数时候是炳·廷素拉暖将军（General Prem Tinsulanonda）担任首相，他的内阁总是建立在多个政治党派的联盟基础之上。这个新的选举体系正逐步确立得何等稳固，可以从以下三种政治新现象得到最好说明：（1）强势将军们变得热心拥护选举，担任议员（江萨本人，阿铁·甘朗逸，差瓦立·永猜裕，以及其他人）；（2）新式政治暗杀出现了，目标不是大学生、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农民协会领导人，而是议员和想要成为议员的人。这些谋杀一般是其他议员和想要成为议员的人收买枪手干的——证明1980年代议席前程的市场价值飙升了；（3）1991年5月［原文如此。应为1992年。——译注］反对素金达将军政权的大暴乱，是拿着手机的资本家和议会政客们（包括以前的高级军官）指挥的，不是大学生积极分子或工会活动家。[595]他们的目标明摆着：全面恢复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制政府，他们知道它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也自信能够驾驭它。他们还相当有把握，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势力格局下，选举最终会实现他们的和解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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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日渐发展，多少能够推行全国性的政策；而在此之后，资产阶级选举制才历史性全面涌现。所以这就有了两面神的另一面露脸的可能性，亦即：在劳工、社会福利、土地法等领域的意义深远的立法，有朝一日会从行政上贯彻下去，变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收益。就此而论，选举民主制呈现出长远来看的某种真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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