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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代末的全盛时期，沙立发现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废除现行宪法和立法机构，甚至都不用虚张声势要举行什么选举。可是在1960年代后期，随着这位铁人的死去，他侬—巴博政府只得给自己草拟一套保守的宪法，恢复选举，以此应对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压力。这是时代的信号：虽然独裁者们匆匆拼凑了一架选举机器，在地方守军、警察和内务部的支持下，他们赢得了乡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票，但是他们在曼谷——泰族和泰籍华人新资产阶级的首都，也是工人阶级主体部分的首都——却一败涂地。当军队和官僚各派系中间的竞争威胁到独裁者的议会多数派的团结时，独裁者的应对之策是，在1971年11月发动了一场反对自个的创造物的表面庄严内里滑稽的“自政变”——此时恰值基辛格刚刚秘密造访北京过后，尼克松正式访华和毛主席碰头的前夜。华盛顿这样子对待所谓的“赤色中国”（泰国军方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对民众强调它的危险），而且不向“亲密盟友”暹罗打招呼，这叫该政权意气消磨，而鼓舞了那些痛恨它的人。1973年秋，要宪法要选举的主张，先是由一小群自由主义大学生和大学讲师发起，猝不及防地迅速扩大为惊人的暴动，把50万人引上了曼谷街头——如此规模的激进政治参与，在泰国史上甚至找不到相仿佛的先例。[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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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导致独裁政权遽尔垮台、他侬和巴博耻辱溃败的示威活动，虽然大多数学生领袖坚持说它们的目标是恢复立宪政府和选举民主，但没有理由料想大多数抗议者的首要目标就是如此。讪耶教授的过渡政府从1973年10月中旬延续到1975年2月，在这期间，国家经历了比此前或此后任何时期都更多、也更多样的政治参与：新闻审查几乎消失了，让资产阶级的编辑、记者和读者们欣喜不已；真正的工会很快组建起来，靠罢工和游行逼迫接受一大堆要求；农会创建起来，力促各种土地改革；中学生们不驱逐他们憎厌的校长誓不罢休；各色人等都坚决主张撤除美国的军事存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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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终于在1975年初举行了，这一定是暹罗曾经经历过的竞争最激烈的选举，它产生了一个议会，破天荒第一次，有三个温和左倾的政党赢得了不可轻忽的少数议席。没有政府党从最高司令部和内务部里操纵选举，也许这个事实同样重要，如果不是长远看来更重要的话。因此出现了保守派和中间派政党的增生，它们中的联盟构成了在1976年10月6日流血事件之前掌权、由政治家领导的两届内阁的基石。时值“大繁荣”在这个国家许多地区造就着一个新的地方企业家阶层，这些状况容许权力在曼谷外出现一种崭新的水平分散。对企业家阶层的人来说，资产阶级选举民主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一个议会席位就开启了参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之外的政府决策的直接通道，从前，在那些机构面前，他们不得不老是像个依附者。谁想获得一个席位，他/她不必受过良好教育，不必在首都交结权贵，也不必非男性不可：只要他/她地方根基牢固，金银够使就行了。（这一时期财大势大的曼谷银行向各府的大肆扩张，也打开了许多新的信贷机会。）牌打对了，一个人就能利用这一切，连本带利赢回内阁职位（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再用那个内阁职位扩充他的金融资源，进一步巩固他的地方权力基础。[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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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1976年间的议会制政府并非一事无成。就美军人员撤离进行谈判，为乡村发展提供大笔资金（这是对地方议员新势力的一种反应），都是它的成就。可是它未能履行它最要紧的和解职能。罢工和示威在继续，渐渐变得更加暴力，因为内阁既不能制定真心实意的劳工法或土改法，又不能镇压骚乱。1975年春，印度支那的旧政权意外倒台，吓得暹罗的国王、军人和新资产阶级张皇失措。由此引发了1976年右翼的议会外动员，以及递增的暗杀活动——受雇的职业杀手对学生积极分子、左翼政治家、劳工和农民领袖等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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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极化在1976年的流血事件中达到顶点，该事件驱使多数合法左派转入地下活动，或者转入泰国共产党的丛林战，或者流亡海外。然而10月6日后成立的独裁政权跟1958—1973年的独裁政权相比，已是面目全非。它是军队各派系、皇室与右翼职业政客之间复杂交易的脆弱结果，由一位极端主义的平民法官领衔，而这位法官把军方得罪太甚，一年内就被军队罢黜了。一场军事政变，竟然被当作是支持克制与和解，当作是支持渐次恢复议会制政府，向公众呈现出来，这在泰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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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关键时刻，暹罗的政府撞上了大运。1978年越南人入侵柬埔寨，紧接着中越开战，促使北京与曼谷结盟以支援波尔布特。曼谷的要价是中共撤消对泰共的支持（此外，由于支持北京的反河内政策，泰共立即丢掉了它在越控的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安全基地）。泰国左派无可救药地分裂了，变得士气低落，奄奄待毙，而江萨将军的政府又精明地施行全面大赦，严格遵守大赦令的条件。于是到1980年，70年代末期的危机气氛云开雾散了。再没有令人生畏的左派了，曼谷获得了华盛顿、北京和东京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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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缓过劲来的泰国资产阶级而言，现在时机已到，该重新开始为政治统治权而战了，这主要通过持续施压，寻求恢复定期选举与议会控制的国家行政机关。1980年代期间，选举举行得非常有规律，产生了没有左翼代表、地方企业家独领风骚的几个议会。[594]这十年里多数时候是炳·廷素拉暖将军（General Prem Tinsulanonda）担任首相，他的内阁总是建立在多个政治党派的联盟基础之上。这个新的选举体系正逐步确立得何等稳固，可以从以下三种政治新现象得到最好说明：（1）强势将军们变得热心拥护选举，担任议员（江萨本人，阿铁·甘朗逸，差瓦立·永猜裕，以及其他人）；（2）新式政治暗杀出现了，目标不是大学生、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农民协会领导人，而是议员和想要成为议员的人。这些谋杀一般是其他议员和想要成为议员的人收买枪手干的——证明1980年代议席前程的市场价值飙升了；（3）1991年5月［原文如此。应为1992年。——译注］反对素金达将军政权的大暴乱，是拿着手机的资本家和议会政客们（包括以前的高级军官）指挥的，不是大学生积极分子或工会活动家。[595]他们的目标明摆着：全面恢复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制政府，他们知道它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也自信能够驾驭它。他们还相当有把握，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势力格局下，选举最终会实现他们的和解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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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日渐发展，多少能够推行全国性的政策；而在此之后，资产阶级选举制才历史性全面涌现。所以这就有了两面神的另一面露脸的可能性，亦即：在劳工、社会福利、土地法等领域的意义深远的立法，有朝一日会从行政上贯彻下去，变成不可逆转的社会收益。就此而论，选举民主制呈现出长远来看的某种真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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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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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宾，全国性选举是美国征服者于1907年引入的。这一创举的直接背景是亚洲第一次近代革命，1896年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成功的起义运动，它发端于马尼拉近郊，随后蔓延到吕宋岛大部，捎带着波及米沙鄢群岛部分地区。虽然这场运动主要是小镇要人和地方绅士领导的，它也引来了民间各阶级的广泛参与，既有成年男子，也有女人和青少年。因此美国人平息革命的干预行动需要无情的军事战役，它可能夺去了二十五万菲律宾人的性命作为代价。但是殖民地政策制定者们自始即意识到，稳定的殖民统治有赖于创造出一个菲律宾政治领导者阶层，这个阶层有浓厚兴趣与征服者通力合作，遣散造反民众。[596]他们很快便决定，第一个必要步骤是建立全国性立法机构，它起码应代表1898年革命共和国从中吸引了一批拥护者的那些殖民地区域（南端的穆斯林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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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地，所引进的选举制形式模仿了美国自家的，即便模仿得有些拙劣滑稽。记住这一点不无裨益：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美国具有所有工业大国中堪称最腐败的选举制形式。妇女被排斥在选举之外，数百万成年的非白种男性也是如此。人头税和不公正的选区划分翕然成风，县政府大楼各派系和城市政党组织从中渔利。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暴力活动，远比在发达的西欧各国更成其为选举政治的组成部分。而且，那时候的美国总体缺乏全国性的职业官僚机构，在这方面显得极其另类——英国、瑞典、德国或法国都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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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景生发出殖民时代选举制度的奇怪的恶性特征（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让人想起V.O.基对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南方政治的经典研究）。[597]首先，菲律宾选举的语言、财产和教育的限制性条件设置得非常之高，迟至二战前夕，只有大约14%的殖民地成年人口有权投票。这一机制事实上将合法参与权限制在一个小小的阶层中，那些人掌握了英语或西班牙语，并且/或者家产殷实。其次，美国制度是单名选区制，还要求候选人在选区里有依法登记的住所，它与殖民地的种族—语言上的异质性相结合，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寡头色彩。（西班牙语从未像在拉丁美洲那样，成为那里的通用语，而英语不过刚刚开始侵入。）所以地方巨头政客们不仅能够盘踞在当地的钱权关系和恩庇关系的围墙后边，也能够盘踞在语言的围墙后面。（我们忆起殖民地大政治家曼努埃尔·奎松的沮丧：仅仅在马尼拉以北一百英里开外，他就不得不将他的公开演说加以翻译。[598]）这套体系另有一条维持稳定的好处，这让我们迂回地想起泰国1980年代的选举制度。它跨越整个群岛分散权力，同时确保各省的巨头们在马尼拉有差不多平等的代表权。最后一项恶性特征是：寡头集团这种分权化体制的发展，又加上未能创建一个职业的中央官僚机构。《哈奇法案》（Hatch Act）之前的美国惯例[599]迁移到了菲律宾，产生一个迅即菲律宾化的政府机器，它听命于国会的寡头们，跟东南亚其他任何殖民地比起来，更腐败，更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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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机制本身不足以稳固殖民政权。正在兴起的这个体系的真正黏结剂，是通向先进工业世界这一最高关税国家的自由经济入口。关键的农产品是糖，它能够由奴隶似的、惨遭剥削的劳动人口，以极低廉成本生产出来，却在美国以远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因此在美国统治时期，家财万贯的地方糖业大亨迅速崛起。其他地方巨头也发了一笔，因为华盛顿廉价出售了从西班牙修会没收的40万英亩肥沃农地。另外，他们对殖民地立法机关的掌控，使他们得以从飞快搞垮的菲律宾中央银行这类机构掠夺国库。所以，殖民地全国立法机构的选举搞了三十五年，没能产生哪怕一部代表菲律宾全民利益的重要立法。这一切使得美国的维稳工程格外成功。在东南亚地区，撇开落后的马来亚不论，菲律宾是1930年代没有发生严重民族主义运动的唯一重要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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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以及随后一段时间里，菲律宾突然陷入了一种新的参与危机。在日本占领下，菲律宾大庄园农业的美国市场崩溃了，选举机制冻结了，各色武装游击队生成了，其中最强大的一支（在吕宋）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们联合指挥。往后，独立势在必行，美国国会基于自身的理由，执意允诺菲律宾1946年独立。在联合国的新天地里，1946年取得独立地位的一个国家，不可能阻碍妇女参加选举，殖民岁月的排斥性选举权不复可敬或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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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的解决之道有两个基本特色，在这两者当中，选举制度都是中心要素。第一，地方巨头寡头集团认识到，要想重塑昔日地位，除了与美国密切合作，别无他法。一方面，这意味着启用有关战争损害赔偿的《泰丁斯法》，它取决于所谓“对等”修正案的通过。[600]菲律宾宪法这条修正案的通过，需要得到国会四分之三的选票支持，那个国会由于是在独立后扰攘不宁的状况下选出来的，首次包含了战时举义的左派代表——菲律宾左派拥有数量可观的国会代表，也仅此一次。于是曼努埃尔·罗哈斯总统捏造了选举舞弊的罪名，设计褫夺了这些代表的席位，由此开启了分裂进程，引起了1948—1954年的人民军起义。紧跟着这一举措的，是动用国家警察部队和各种私人军队，恢复日据时期多半被主人抛弃的那些大庄园里的秩序。在美国的大力赞助下，人民军被残酷镇压了，结果是普通百姓的政治无行为能力达一代人之久。[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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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选举制度对这样一个国家里独立时各自为政状态的因应，这个国家没有协调一贯的官僚机构，也没有够格的职业军队，[602]警察和私募武装暴徒的控制分散在地方寡头手中。战争造成的大破坏，与城市化发展相伴随的人口稳步增加，还有选举权的规范化，都意味着旧式的地方巨头权力本身不再够用了。维持这个寡头控制体系，战前就靠用钱用枪，而今更要求运用得淋漓尽致，这导致对国家财政的进一步掠夺。另一方面，美国选举惯例的扩展证明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各级政府里的选举职位惊人地繁育，以至于到1980年代中期，每1400位选民就要摊到一个选举职位——这在当代暹罗简直不可想象。这种发展不是让什么真正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而是使选举参与有可能被引向以恩庇关系为基础的本地政治组织的复杂网络。流传着一句笑话：菲律宾人人都有关系，不是和占据着这个选举职位的这个人有关系，就是和占据着那个选举职位的那个人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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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又伤财又为患的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算巩固地方巨头的统治权，而无论如何不是城市资产阶级所积累的新政治权力的表达。这个阶级在1950年代开始壮大，但还势单力薄；1960年代初，它的确努力改革选举体系，所循的路线像是半个世纪前美国的进步运动。但是这些努力终归失败，在这期间，美国移民法的改变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菲律宾人卷起行囊奔加利福尼亚而去。当1960年代后期新一代活动分子涌现时，他们主要致力于议会外政治，其巅峰是武装的、非法的、反叛的CPP-NPA（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的成立及后来的飞速扩张。与此同时，地方巨头民主制的高昂成本（金钱上、暴力上的）引起对国家的更猖狂劫掠，由此导致1972年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建立。[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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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十年前暹罗的沙立—他侬—巴博独裁政权形成一种富于启示的对照。这三个武夫和马科斯一样都是强盗，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做贼的程度轻得多，他们所偷的钱还在国境之内。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一支国家军队（菲律宾从未有过的东西，原因已如上述）和一个集权化官僚机构的年深日久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丝毫不因成功的泰国华人企业家阶层的壮大而感到忧惧（他们正是从这个阶层而不是从国家敛聚私财）。另一方面，马科斯终其一生一直是个地方豪强，是个把他的权力可谓“亲手”植根于恩庇关系和军队、警察机构的政客，他视军、警机构如同他的私人卫队。于是悖论出来了：文官的马科斯政权比泰国陆军元帅们的政权野蛮得多，嗜杀得多；正当泰国军人政权领导着一场大繁荣起飞之际，“商人”马科斯却通过他的密友垄断系统，葬送了菲律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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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的地方巨头独裁政权最终在1986年被多种力量的怪异会聚击倒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首要因素竟是非法的菲共—新人民军，它完全在任何选举过程之外活动，可是建立了参与性政治组织的一张全国巨网，向下一直延伸到村庄（barrio）层级。菲共—新人民军的迅猛发展让美国心惊胆寒，以致终于转而反对马科斯，最后把他硬拖到夏威夷的金色监狱里。[604]当然，最直接的因素是选举制本身。虽然马科斯是奎松政治上的私生子，可他无力做到沙立那种绝对主义。因此末了，他栽倒在选举的烈焰中。[605]那时候，他已经疏远了不是他的密友的那些大资本家、天主教会、四分五裂的残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许多年轻点儿的军官、普通民众的很大部分，以及最要紧的，势力依然强劲的许多地方巨头，他们渴望恢复旧式的寡头权力的水平分散。可笑的是，马科斯靠着惯常的粗暴手段，其实本来赢了1986年选举（从技术上说），但恰恰因为这只是选举上的胜利，结果终结了他的统治。回答他的胜利的，先是一场兵变，紧接着是马尼拉的大规模民众暴动，成千上万本已心灰意懒的市民出人意外地参政了：人民力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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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曼谷1973年10月14日以后的情况那样，有一小段时间，菲律宾政治比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开放，参与性强。但是这个过渡期既没有带来政治生活中脱胎换骨的分化，也没有带来像1976年10月6日那种成功的右翼军事政变（不过已经尽力而为了）。军队太虚弱，太分裂，太无能。没有强大的文官机构助其一臂之力。软弱的菲律宾资产阶级由于移民和螺旋下降的经济，多年来一直都在失血。菲共—新人民军为内部问题所苦，未能采取什么断然举措：再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1986年也不同于四人帮、勃列日涅夫和印支凯旋的1976年。世界共产主义此时处于急速的、无可挽回的衰退之中。因此1986年的最终受益者是地方巨头们，他们在科拉松·阿基诺及其兄弟佩平·许寰哥的领导下，总体上恢复了前马科斯时代那种以选举为基础、和平共处的国会旧体制。[606]最为显著的莫过于这一差别：1986年后菲律宾选举制度是复辟性的，同一时期泰国选举制度却是改革性的。也难以想象，这个体制将来会演变到如此地步，以致广泛的选举参与得以产生建设性的立法，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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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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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的荷兰殖民统治最后二十年里，确乎存在着勉强算数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所谓Volksraad，亦即国民议事会（People’s Council）。像菲律宾国会一样，殖民政权建起它来，意欲谨慎地笼络人心。但是它的选举基础还要单薄些；它包含了荷兰官员和种植园主的大量代表；它的成员有许多都是任命的；而且它根本没有实权。因此，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伊斯兰运动基本上视之如无物，它也从未有效实现哪怕是它为此而生的那点小算盘。日本占领当局建立的那种国民议事会权力更小，成员全是指定的，不过它确实包含了荷兰统治时代相当数量的民众运动领导人。[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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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末年，美国人已经开始打回菲律宾了，于是当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崩溃时，那里不存在权力真空。东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荷兰人长时间里不可能靠军事手段卷土重来，他们自己在1945年深冬才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结果是“革命”（那时印度尼西亚每个人都立马这么叫它）的自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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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一场特殊类型的革命。比如说，它不是由纪律严明的单一政党谋划和领导的；它的合法武装力量不过是大量badan perjuangan（准军事组织）中的一部分，那些组织政治信仰各异，军事训练和装备水平不齐。它的权力高度分散，结果当1945—1946年的社会—革命运动在（比如）亚齐和东苏门答腊消灭可恨的通敌的统治阶级时，一个孱弱的全国领导层却无力阻止。那么多人在大萧条时期，特别是日占时期遭受的苦难，摧毁了一度是全能的殖民地官僚机构的威信；在1930年代，该机构90%的官员系“土著民”充任。到1948—1949年间，战斗实际上成了反抗荷兰人的游击战，这种斗争经验使得西印度尼西亚那些争夺地区上的人民进一步政治化了，也招来了更广泛的民众参与。革命年月里不曾举行全国范围的选举，但苏加诺总统和哈达副总统十分英明细心，任命了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和准军事组织的代表们进入革命议会，即所谓Komité Nasional Indonesia Pusat（KNIP，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这尤其是因为缺乏一个独大的政党、一支统一的军队、一个有凝聚力和权威性的官僚机构。共和国要想存活下去，需要这种参与。[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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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察看一下这个时期的政治照片——它们摄入了穿着短裤和凉鞋的内阁部长们，他会深受震动：在服饰和住宅上，KNIP成员同他们周围的普通市民差别多小啊。与菲律宾国会的豪奢两相对比，乍一看令人震惊，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在殖民时期，荷兰人和印尼华人彻底掌控着经济生活，不存在一个有实力的土著或梅斯蒂索人农业富豪集团，独立的本土资本家尚处在娇弱的幼年时代：那种差异就不足为奇了。职是之故，在革命时期，领导权掌握在年轻的昔日政治活动分子和军阀手里，他们在社会出身或经济资源上相去不远。（从前的政治犯苏丹·沙里尔［Sutan Sjahrir］三十六岁就做了总理；从前的私立中学教师苏迪尔曼［Sudirman］三十岁成了最高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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