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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选举制度对这样一个国家里独立时各自为政状态的因应，这个国家没有协调一贯的官僚机构，也没有够格的职业军队，[602]警察和私募武装暴徒的控制分散在地方寡头手中。战争造成的大破坏，与城市化发展相伴随的人口稳步增加，还有选举权的规范化，都意味着旧式的地方巨头权力本身不再够用了。维持这个寡头控制体系，战前就靠用钱用枪，而今更要求运用得淋漓尽致，这导致对国家财政的进一步掠夺。另一方面，美国选举惯例的扩展证明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各级政府里的选举职位惊人地繁育，以至于到1980年代中期，每1400位选民就要摊到一个选举职位——这在当代暹罗简直不可想象。这种发展不是让什么真正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而是使选举参与有可能被引向以恩庇关系为基础的本地政治组织的复杂网络。流传着一句笑话：菲律宾人人都有关系，不是和占据着这个选举职位的这个人有关系，就是和占据着那个选举职位的那个人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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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又伤财又为患的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算巩固地方巨头的统治权，而无论如何不是城市资产阶级所积累的新政治权力的表达。这个阶级在1950年代开始壮大，但还势单力薄；1960年代初，它的确努力改革选举体系，所循的路线像是半个世纪前美国的进步运动。但是这些努力终归失败，在这期间，美国移民法的改变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菲律宾人卷起行囊奔加利福尼亚而去。当1960年代后期新一代活动分子涌现时，他们主要致力于议会外政治，其巅峰是武装的、非法的、反叛的CPP-NPA（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的成立及后来的飞速扩张。与此同时，地方巨头民主制的高昂成本（金钱上、暴力上的）引起对国家的更猖狂劫掠，由此导致1972年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建立。[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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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同十年前暹罗的沙立—他侬—巴博独裁政权形成一种富于启示的对照。这三个武夫和马科斯一样都是强盗，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做贼的程度轻得多，他们所偷的钱还在国境之内。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一支国家军队（菲律宾从未有过的东西，原因已如上述）和一个集权化官僚机构的年深日久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丝毫不因成功的泰国华人企业家阶层的壮大而感到忧惧（他们正是从这个阶层而不是从国家敛聚私财）。另一方面，马科斯终其一生一直是个地方豪强，是个把他的权力可谓“亲手”植根于恩庇关系和军队、警察机构的政客，他视军、警机构如同他的私人卫队。于是悖论出来了：文官的马科斯政权比泰国陆军元帅们的政权野蛮得多，嗜杀得多；正当泰国军人政权领导着一场大繁荣起飞之际，“商人”马科斯却通过他的密友垄断系统，葬送了菲律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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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的地方巨头独裁政权最终在1986年被多种力量的怪异会聚击倒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首要因素竟是非法的菲共—新人民军，它完全在任何选举过程之外活动，可是建立了参与性政治组织的一张全国巨网，向下一直延伸到村庄（barrio）层级。菲共—新人民军的迅猛发展让美国心惊胆寒，以致终于转而反对马科斯，最后把他硬拖到夏威夷的金色监狱里。[604]当然，最直接的因素是选举制本身。虽然马科斯是奎松政治上的私生子，可他无力做到沙立那种绝对主义。因此末了，他栽倒在选举的烈焰中。[605]那时候，他已经疏远了不是他的密友的那些大资本家、天主教会、四分五裂的残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许多年轻点儿的军官、普通民众的很大部分，以及最要紧的，势力依然强劲的许多地方巨头，他们渴望恢复旧式的寡头权力的水平分散。可笑的是，马科斯靠着惯常的粗暴手段，其实本来赢了1986年选举（从技术上说），但恰恰因为这只是选举上的胜利，结果终结了他的统治。回答他的胜利的，先是一场兵变，紧接着是马尼拉的大规模民众暴动，成千上万本已心灰意懒的市民出人意外地参政了：人民力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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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曼谷1973年10月14日以后的情况那样，有一小段时间，菲律宾政治比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开放，参与性强。但是这个过渡期既没有带来政治生活中脱胎换骨的分化，也没有带来像1976年10月6日那种成功的右翼军事政变（不过已经尽力而为了）。军队太虚弱，太分裂，太无能。没有强大的文官机构助其一臂之力。软弱的菲律宾资产阶级由于移民和螺旋下降的经济，多年来一直都在失血。菲共—新人民军为内部问题所苦，未能采取什么断然举措：再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1986年也不同于四人帮、勃列日涅夫和印支凯旋的1976年。世界共产主义此时处于急速的、无可挽回的衰退之中。因此1986年的最终受益者是地方巨头们，他们在科拉松·阿基诺及其兄弟佩平·许寰哥的领导下，总体上恢复了前马科斯时代那种以选举为基础、和平共处的国会旧体制。[606]最为显著的莫过于这一差别：1986年后菲律宾选举制度是复辟性的，同一时期泰国选举制度却是改革性的。也难以想象，这个体制将来会演变到如此地步，以致广泛的选举参与得以产生建设性的立法，可在全国范围内真正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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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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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的荷兰殖民统治最后二十年里，确乎存在着勉强算数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所谓Volksraad，亦即国民议事会（People’s Council）。像菲律宾国会一样，殖民政权建起它来，意欲谨慎地笼络人心。但是它的选举基础还要单薄些；它包含了荷兰官员和种植园主的大量代表；它的成员有许多都是任命的；而且它根本没有实权。因此，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伊斯兰运动基本上视之如无物，它也从未有效实现哪怕是它为此而生的那点小算盘。日本占领当局建立的那种国民议事会权力更小，成员全是指定的，不过它确实包含了荷兰统治时代相当数量的民众运动领导人。[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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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末年，美国人已经开始打回菲律宾了，于是当1945年8月中旬日本帝国崩溃时，那里不存在权力真空。东印度的情况不是这样，荷兰人长时间里不可能靠军事手段卷土重来，他们自己在1945年深冬才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结果是“革命”（那时印度尼西亚每个人都立马这么叫它）的自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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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是一场特殊类型的革命。比如说，它不是由纪律严明的单一政党谋划和领导的；它的合法武装力量不过是大量badan perjuangan（准军事组织）中的一部分，那些组织政治信仰各异，军事训练和装备水平不齐。它的权力高度分散，结果当1945—1946年的社会—革命运动在（比如）亚齐和东苏门答腊消灭可恨的通敌的统治阶级时，一个孱弱的全国领导层却无力阻止。那么多人在大萧条时期，特别是日占时期遭受的苦难，摧毁了一度是全能的殖民地官僚机构的威信；在1930年代，该机构90%的官员系“土著民”充任。到1948—1949年间，战斗实际上成了反抗荷兰人的游击战，这种斗争经验使得西印度尼西亚那些争夺地区上的人民进一步政治化了，也招来了更广泛的民众参与。革命年月里不曾举行全国范围的选举，但苏加诺总统和哈达副总统十分英明细心，任命了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和准军事组织的代表们进入革命议会，即所谓Komité Nasional Indonesia Pusat（KNIP，印尼中央国民委员会），这尤其是因为缺乏一个独大的政党、一支统一的军队、一个有凝聚力和权威性的官僚机构。共和国要想存活下去，需要这种参与。[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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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察看一下这个时期的政治照片——它们摄入了穿着短裤和凉鞋的内阁部长们，他会深受震动：在服饰和住宅上，KNIP成员同他们周围的普通市民差别多小啊。与菲律宾国会的豪奢两相对比，乍一看令人震惊，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在殖民时期，荷兰人和印尼华人彻底掌控着经济生活，不存在一个有实力的土著或梅斯蒂索人农业富豪集团，独立的本土资本家尚处在娇弱的幼年时代：那种差异就不足为奇了。职是之故，在革命时期，领导权掌握在年轻的昔日政治活动分子和军阀手里，他们在社会出身或经济资源上相去不远。（从前的政治犯苏丹·沙里尔［Sutan Sjahrir］三十六岁就做了总理；从前的私立中学教师苏迪尔曼［Sudirman］三十岁成了最高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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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荷兰人达成的最终政治协议（1949）把主权留给了这个辽阔的群岛国家，但就它的财政、物质基础设施和现代经济部门而言，它是沉疴难愈。它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而且自1942年以来国家的东西两部分大体上被切断了。由于这些实际原因，独裁的、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根本行不通，即便那些势焰熏天的政客或上校们有这样的意向。再者，同海牙的协定规定，殖民当局于1946年后在它们军事控制区建立的各种地方傀儡小议会，其成员应当与KNIP合并，组成更大的独立议会。这些成员有许多人相信，如果进行自由选举，他们当选的希望甚为渺茫，所以他们一再拖延必要法规的通过；直到1955年，印尼才举行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全国范围的自由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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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面对庞大的、无组织的一大帮武装队伍，要解散它们困难重重；而独立协议的某些直接成果，譬如荷兰保留西伊里安，荷兰公司资本免于国有化，等等，又引起各式各样的失望情绪。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参与传统与这些因素相结合，造成有些省份的武装叛乱，和另一些省份好斗的议会外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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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举是刻意安排来疏导与抑制这些势力和不满。事实上可以说，这次选举最终成了二战以来东南亚地区所举行过的最开放、参与性最强的选举：成人普选，竞争性的新闻界，暴力或非法操纵极其罕见，金钱的角色惊人弱化，等等。有几十个政党参选了，尽管最终得分上四大党傲视群雄；这四大党即马斯友美（Masyumi，印尼穆斯林协商委员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ahdlatul Ulama），印尼民族党，以及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KI），它们各有数百万选民支持。[609]尤为重要的是印共的成功，它是东南亚地区热心于参与竞选、而体制也容许它这么做的唯一共产党。（它赢得的民众选票的百分比，几乎等于拉莫斯在1992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中险胜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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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选举上的成就将要产生讽刺性的后果。像四大党的其他各家一样，共产党没过多久就发现，在居住着绝大部分选民的广袤、落后、文盲蚁聚的乡村印尼，若要在选举上干得漂亮，最有效的法子是吸收村庄村首和其他当地要人入党。一旦这些人归顺了，通常党就可以指靠他们去争取他们村民的选票，无需党亲自出马，原本浩大的、花钱不菲的竞选努力，就轻松多了。（毕竟，投票是很简单的行为，一般只涉及极低的个人成本。）但是，村庄村首往往占有或控制了村里大部分土地，所以要想吸引他们，就需要选举纲领不危及他们的利益。此外，在这次选举中，也在1957年接踵而至的爪哇省级选举中，共产党的成功，开始让各层次的选举职位同党员们有了私人利害关系。于是无怪乎，唐纳德·欣德利老早就讲到了印共的“驯化”（domestication），选举制在这种驯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10]相同的逻辑促使党的领导人解散了中爪哇残余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将工会和农民组织的领导者纳入控制中，这些组织的好战性威胁到党的议会成就所依凭的和解。另一方面，共产党的选举胜利使它的竞争对手及军队领导层大感恐慌。部分出于这种恐惧，1957年戒严令颁布，终止了选举政治；1958年发生了大规模区域叛乱（马斯友美因卷入叛乱也被取缔了），1959年苏加诺及军队领导人建立了“训导民主制”（Guided Democracy）。[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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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加诺出于他自己的盘算，在破坏议会制政权上与军队合作，他却并不乐意成为军队的囚徒。由于认识到有必要从政治上抗衡他的将军们，他成功地保护和鼓励了（如今的）三大党继续筑造它们的政治基础，以此回报它们对他的个人权威、尤其是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坚定支持：可选举是没有的。缺乏选举的紧张政党竞争有一个很大程度上出乎预料的后果，那就是训导民主制时代超乎寻常的群众政治化和群众动员，特别是在1963年5月苏加诺废除戒严令之后。在三大党各党内部，权势和活力从党的议员转向了党的群众附属组织，如工会、青年和妇女团体、农民组织、知识分子社团等——虽然苏加诺任命的“互助合作”（Gotong-Royong）议会自始至终坚持开会，但这些附属组织肩负着党的重担，要连续不停地争取苏加诺的宠幸，争取能确保那种宠幸的、有组织的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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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群众动员既伴随着经济的崩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抬头，也为后者所加剧，特别是在1963年后。经济状况的恶化主要起因于1957年对各荷兰公司的仓促国有化，还有后来它们的被军方接管和管理不善，更别提资本主义大国对苏加诺的积极外交政策及所谓的纵容共产党人所抱的敌意。于是政治歇斯底里症潜滋暗长起来，在1965年10月1日的所谓政变之后，为军队主导的针对左派的大屠杀铺好了路。这场清洗中，有五十万人被杀，身陷囹圄者无数，他们在惨无人道的状态下被囚禁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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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不必花费时间，一一论及1971年以来苏哈托的“新秩序”军政府定期举行的系列选举。它们受到小心翼翼的操纵，以便为“专业集团党”（Golkar，政府的选举机器）带来对外似乎可信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产生一个不具备任何真正代议性的唯命是从的议会。为了证明该政权的高度威权主义和集权化特征的合法性，它所使用的比较有效的宣传策略之一就是，从前的政治体制助长了激烈的社会冲突，促成了不稳定的、破裂的政府。然而请注意，这里对1950年代的选举政权与1960年代前期非选举的训导民主制之间差异的看法，忽略了一些具体内容；看到这点很重要。没有多少证据表明，选举政权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冲突；证据确凿的倒是，无选举的训导民主制才引来这等后果。自由民主制也没有被共产党人，甚至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诸党派搞垮；相较而言，这时期各内阁本身还要稳定一些，后来它们被军方和军队各派系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被苏加诺弄得更是飘摇不定——他位居军方和内阁中间，掌控着训导民主制政权。[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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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训导民主制的奇异经验也让我们得以出乎预料地思索选举制诸面相。它所促成的激烈的竞争性政治动员，正是不行选举的结果。不存在可以暂时、间断地裁定孰胜孰败的机制，因而对权势的争夺最终只能靠暴烈的强制性手段来决定。由这个角度看，选举制的安抚层面似乎更有亮色——因为我们随即就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1964年举行自由选举，它是否可能防止1965—1966年的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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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了石油、大规模外国援助和投资，新秩序政权经济上大获成功，由此，印尼的社会结构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变迁颇巨。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有实力的印尼人资产阶级被创造出来，跟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尼华人资产阶级并肩而立——纵使它政治上还嫌软弱，而且过分集中在首都和其他少数几个大城市。我们应该由此认为苏哈托就是印尼的沙立吗？应该由此预计终究会有一场中产阶级斗争，去争取一个非军事化的、真正选举的政府吗，既然左派的任何政治威胁早已用暴力消除殆尽？这种前景绝不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理应注意到其间显著的不可比性。沙立统治着一个小国家，它在族群和宗教上总体说来是纯一的，它不曾遭受殖民资本主义的劫掠、日本的军事占领、惨酷的革命独立斗争，或灭绝人性的屠杀。虽然他和他的嫡系主宰着这个国家，军队本身却并没有构成一个统治阶层，这尤其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中央集权的、相当职业的文官科层机构可资利用，这个机构上承专制主义，它的权威从来没有像印尼的官僚机构那样，遭到通敌、通胀和革命的致命败坏。君主制的延存意味着即便是在沙立的独裁统治下，也没有苏加诺或苏哈托式的独占的终身领导权的可能性。华人移民同化进入泰国社会的程度很高，这里还缺少典型的殖民地的种族化经济等级：这些也意味着当泰国资产阶级开始志得意满的时候，它不会如印尼的情形一般，在结构上沿着种族/宗教分界线分裂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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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统治着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它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间的创造物。但是军方对它的渗透，较之沙立的官僚机构所曾遭遇的，要深重得多。它很不自信，全无自主传统。它不像泰国的文官部门那样，根本上是以法律为基石的。（暹罗的法官享有威望，而他们的印尼同侪感受到的是普遍的蔑视：比较一下这两者不无用处。）在这个意义上，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国家机器实在是前途莫测。比起泰国行政机构来，它演化成使西欧选举制的前景富于吸引力的那种结构，可能性似乎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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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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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殖民化的暹罗，就在美属菲律宾与荷属东印度着手选举之后，开始了它的选举历程，如今拥有最近似西式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体，这一点起码从表面上看够讽刺的。不过仅仅是表面而已。两面神的阳面给了人们这样的期望：选举将会具有让很大部分选民满意的货真价实的政策成果。这意味着必得有一个连贯协调的文官行政机构，它能够施行因选举而致的各种政策：即是说，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认为，在普及大众选举制度之后，建立这样的政府难乎其难。所以暹罗大概很幸运，在一位泰国国王创建近代式官僚机构过去半个世纪以后，才启动了它的选举制度。殖民地政府虽然貌似专制主义，其实通常都很虚弱，一则因为远方宗主国的外来支配，再则因为它们国内僵化的种族等级体系。由于已经讲过的诸般缘由，菲律宾在现代时期有个异常软弱的政府，尽管选举制度早在二十世纪伊始就建立起来了。在印尼，晚期殖民机构庞大的土著部分始终易于遭到叛国的指控，到革命初期即近于消失了。也是从那个意义上说，选举制度先于一个真正强大的全国性文官行政机器的创建，为此付出的部分代价，就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任何名副其实的民意代表被有效取消了。在选举没有给广大社会集团带来什么看得见的积极政策后果的状况下，以下发现应该不会令人惊讶：只有处于罕遇的有利历史环境中，当选举票数可以理解为对统治者的根本否认时，选举才有意义。现代东南亚的最显著例证，不出于本文分析的这三国，而出于缅甸：1960年和1990年选举的一边倒的拒绝主义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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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神的阴面是安抚作用，以及解除民众参与方面多种实践的合法性的倾向。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独裁政权，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印尼的新秩序等，都认为定期开展选举是有用的呢？这就是原因之一。由此我们也容易理解激进左派的矛盾情绪：一般性地对选举制度态度矛盾，个别性地对意大利和印度主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地方性选举成就态度矛盾。因为这些成就的取得是要付出代价的：党的领导层被同化到政治阶层中去了，在激进事业中永远位于中心位置的那种民众参与却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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