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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向我们展示的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人公，不仅忙于从他遇到的法国人、荷兰人、日本人以及住在爪哇的其他外国人那里了解世界，从世纪之交正将整个地球绍介到殖民地诸城的新报纸上了解世界，他还注定相继要娶几位外缘女子中最外缘的为妻：一个令人怜悯的欧亚混血美女，一个逃避垂死的清王朝野蛮统治的华人移民，还有一个凶悍的穆斯林，来自这个散乱铺开的群岛殖民地的东部极远边陲（从爪哇看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四部小说中占有首要地位的人物，不是年轻的主人公，而是他的第一个岳母，在她初次行经之后，她就被微贱奴媚的爪哇父母贱卖给一个酗酒、贪淫的荷兰种植园主，但是她完全掌握了她此后的命运，克服重重困难与殖民地秘密警察本身较量。（普南用了一记出人意料的妙着，让第四部小说的叙述者是高级土著特工，被荷兰人派去监视和纠缠主人公，直到后者死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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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小说把时间设定在1896—1916年间，即“共产主义之前”，它们根本上却以“共产主义之后”的印尼为指向。老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在许多情节里都昭然可见，这些情节如种植园主、领主代理人、殖民官员、土著贵族及秘密警察的压迫，农民、小商人、记者、妇女和少数族群的反抗等。但是我们（激进的印尼人）与他们（白人殖民者与其合作者华人贱民—企业家）对立的轴线消逝了，这条轴线自1940年代以降，无论对左派抑或右派，多少已成常轨。更险恶的人物一般是将来所称的“印尼人”，而男女主人公不但是民族身份混杂的一群人，而且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信仰纷繁各异。或许我们不该对这一切大惊小怪。在1970年代末，那时这批手稿写完了，普南充分意识到，为了使他历经十二年可怕监禁之后得以安全释放，明尼阿波利斯的众议员唐纳德·弗雷泽以及大赦国际功不可没；他也意识到适成对照地，“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对他的状况无动于衷。监狱昭示了共产党人证书与道德勇气之间的鸿沟有多宽。与此同时，他在奋笔疾书，言外之意直指野蛮的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在它的公民中间主张自身的合法性，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和“一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适合印尼民族，据说该民族的源头只在于也全在于一个古朴纯净、有千年之久、200%纯土著的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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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印尼激进主义，它可以描述得稍简略些。卡塔维查亚（Pipit Rochijat Kartawidjaja）现在四十岁出头，比普南小了不止一代。他在柏林过着岌岌可危的日子，因为他的护照很久以前就被剥夺了，借口是他那煽动性的、傲慢无礼的著作，但是他拒不放弃公民权和寻求政治避难。他的幸存下来，部分是由于他同德国绿党和社会民主党里边的活动家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1965年那时候，他的父亲是一家国有糖料作物种植园经理，是个虔信的穆斯林，饱受种植园工人的共产主义工会的抨击。他还是个上初中的小孩，自然被家庭忠诚拉进当地一个反共青年团的行列，一当时机来临，这个青年团就加入到matanza（屠宰）之中。有些屠夫就是卡塔维查亚的同学友朋。对他所目睹的场景的种种回忆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可是他无法条理连贯地思考它们或见诸行事，直到他去德国学习电气工程。在那里他娶了一位二流的印共知识分子的女儿为妻，大屠杀时这位知识分子碰巧离开了印尼。但是他跟他岳丈的关系冷若冰霜。自1980年代初以来，他因为三件事成了印尼自诩的激进分子中的闻人。其一，冷嘲热讽的文章汩汩涌出，笔锋直捣雅加达独裁政府，就这些文章而言，最显著的特色是它们超现实地混杂了政府官话、街头俚语、反语的马克思主义词汇、猥亵描写，以及纯诗的笔致。目的不外是让这个政权及其专制的发展语言去神秘化。其二，是对印度—爪哇古代传说的一系列再加工或新想象，那些传说支撑起了爪哇的小传统和大传统。在这里，克利须那神和阿周那可以作为公共信息官、异装癖的妓女、大学教授或宗教骗子，平等地谈话。他的规则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其三，是对他中学时遭遇大屠杀的记述——站在屠杀者一边的记述，独一无二，理当驰名。他坚定地认为，大屠杀决不应忘记，它们也不应成为哪一天更多的大屠杀的基点。对于把他和他的伙伴们引向屠宰场的那种不长脑子的认同，他耿耿于怀。这意味着推倒了“我们”和“他们”之间让人宽慰的任何隔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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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引用这篇题为《我是印共分子还是非印共分子？》[615]的奇文的两小段话，试着表现它的风味。第一，对顺着布兰塔斯河流经他家乡的那些可能是共产党人的尸体，他写道：“通常这些尸体不复有人样。脑袋没了。肚皮划开了。臭得难以想象。为了确保他们不沉河，这些皮囊被精心地绑在或钉在竹桩上。他们从谏义里出发，沿着布兰塔斯河流下。当尸首堆积在木筏上，印共党旗在上方猎猎招展的时候，这种起航达到了它的黄金时期。”第二，关于当地妓院的失业，他回忆说：“一旦对共党分子的清洗发动起来，嫖客们就不来寻欢了。原因只有一条：妓院门前悬挂着许多男共产党人的那话儿，像挂出来待售的一根根香蕉，大多数嫖客——和妓女——都吓得要死。”无论是对逃过一劫的老共产党人，还是对实施这恐怖的政府和政治集团，这都是一种令人十分恶心的语言，因为它让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是刽子手还是非刽子手？但卡塔维查亚不是在对他们讲话，而是在对一个年轻的印度尼西亚讲话，如果它开始进行根本的思考（它有朝一日必定会那么做），它也将直面在“共产主义之后”这个世界纪元而非印尼时间里，“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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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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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泰国，它不是一个驱鬼的问题，也许反倒是个召鬼的问题。泰共的覆灭一定程度上伴随着轻声呜咽，而不是骇人的巨响。虽然它的倾覆早于苏联的解体，但是时间相隔如此之近，严肃反思二者之一的人，很快就不得不反思另一个。头脑激进的泰国思想者们，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自由地、常常惬意地生活在一个欣欣向荣、富得俗气、腐化透顶的资产阶级半民主制下，不像他们的印尼同志，生活在心狠手辣的军政权淫威下。他们许多人最后拥有了可敬的职位，待在大学、媒体中和泰国议会里。对他们来说，问题典型地是这样一些：泰共的灰飞烟灭，是像它的保守主义敌人始终宣称的那样，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泰人的吗？他们自己忠诚于它，是天真年幼的幻觉的产物吗？他们彻头彻尾误解了本国的文化与历史吗？难道除了早早考虑福山的名言，尾随在亚当·斯密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没完没了的行列后面以外，就再没别的事可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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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最重要的激进思想者是学院派学者，而不是流亡的或被禁的非正统历史的想象者；他们殚精竭虑思索他们何以政治受挫，他们得胜的对手的力量何在。不过，这种思想几乎总是聚焦于历史，虽则方式大异其趣。且让我们仅仅简单讨论三篇重要文本，它们是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分子在最近十年里所作，其中两人是泰国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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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是社山·巴色军（Seksan Prasertkul）的论文。他是1973年10月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时光的杰出学生活动分子，1973—1975年间进一步激进化，在越南和老挝短期受训，1976年后奋勇参加武装游击斗争。像他许多同代人一样，社山到1980年代中期得出结论说，泰共领导层不但被一种“华族性”（Chineseness）严重致残，这种特性导致他们荒唐地、灾难性地同“小瓶”的北京休戚与共；更要紧的是，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将泰国民族主义拱手让给反动的佛教僧侣、右翼的军队领袖，尤其是让给紧紧攫住大传统和民众想象力的君主制。在他看来有一种暹罗史的建构至为根本，据这种历史说，暹罗是被心无私念、高瞻远瞩的一连串君王们从帝国主义手下拯救出来，并开始走上现代性之路的，那些明君始于我们从尤伯连纳（Yul Brynner）的精彩表演中认识的拉玛四世。在广泛细致的档案研究基础上，他写成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学位论文，不过将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历史编纂学完全颠倒了。[616]比如，他能够证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些老是被人轻鄙和边缘化的“中国人”和“泰国华裔”资产阶级，非但远不是一群乌合的买办，反而正是他们刚健有力地捍卫了泰国经济的独立性，使之不受英帝国主义之害；而此时君主政体和贵族却已向英帝国主义缴械投降，后来又与它狼狈为奸。他还令人信服地主张，泰国自由化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力，其实是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它单方面地、满不在乎地摧毁了重商主义的垄断体系，后者是旧皇权秩序的根基；然而同时，它又因此抽走了本地资产阶级消灭旧制度的历史政治任务的基石。因此，旧社会秩序许多成分苟延残喘到了当代泰国，一种虚妄无稽的、神秘化的泰国史叙述也出现了。他论证说，泰共最大的失误中，有它对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轻视，它对斯大林式庸俗马克思主义未经三思的采纳，以及由此导致的它长期不能造就一种统治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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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是通猜·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他是全国闻名的活动家“曼谷十八君子”之一，他们在1976年流血政变以后以“大逆不道”罪名被审判和定罪。通猜是泰国华裔，比社山小很多，思想上渐趋成熟的时期，正赶上我们回顾起来所称的“福柯时代”。所以他从另一个方向激烈攻击当代的旧制度。他做了一项出色的微观研究，研究了十九世纪曼谷制作的各种地图，以及围绕着这些地图的机构和话语，从而能够言之凿凿地表明，具有一种霸权性保守文化的不朽“泰国”或“暹罗”，是1870年代的发明。[617]欧洲帝国主义者们引入墨卡托绘图法，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测量学，想象连绵不断的无形边界，这造成了福柯式的“断裂”；在那断裂时刻之前，王朝的疆域是由它们的中心界定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臣民是无限可变、用途各异的一群群劳役劳工、步兵和纳税人，对这些人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才是他们的“民族”。为什么“泰国”统治者的军队中充斥着中国水兵、马来领航员和越南弓箭手，这就是原因之一。通猜进一步表明，在1870年代之后，新的皇家绘图部门如何开始以欧洲人的方式，创造出全盘假想的历史地图，这些地图将他讽刺性地所称的“泰国的地理体（Geobody）”推回到传说的往昔的薄雾之中。这样一种主张说：远非持续、毅然、爱国地捍卫始于古代的泰国，统治阶级实际上在稍多于一个世纪之前发明了这个泰国，而且发明它的那种方式有力支持了该阶级的统治权。不消说，它的推论显见是颠覆性的。但是通猜也认为，他的目的是为多样化的另类历史叙事开启一个巨大空间，那种叙事是去中心的、地方化的、平等主义的、民众的。如此以往，道路将被扫清，有利于未来对历史主体性的反霸权的左翼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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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加信·泰差皮拉（Kasian Tejapira），一位泰国华裔，三人中年龄最小的，小得无缘参加1973年10月的暴动，却也是1970年代晚期忠诚的地下马克思主义者。跟另外两人不一样，大约在世界共产主义自我毁灭之际，他才着手他的研究。或许正是因此，他的研究深受本雅明影响，旨在半反讽地复原1940和1950年代朝气蓬勃的泰国马克思主义。他周密省察了其中的形容词（泰国的）和名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认识到以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无摩擦地迁移，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那自始至终不过是幻觉罢了。他是这么想问题的第一个泰国知识分子。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某种文化商品，在不同时代，它有着可描绘的各不相同的“需求”和“供给”。[618]他也是思虑及此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博大精微，非此处所能撮其要，但从下面这段出自它的开篇的引文里，我们能够略窥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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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身处现今这个后共产主义世界里，对英语读者来说……这样一本书一定显得多此一举：它论述的是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在一个遥远、恬适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以其转世化身出现、如今已归西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甚至这本书的“存在权利”似乎都很可疑。毕竟，过去十年间，泰国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实践与组织已经证明是破产了，土崩瓦解了，就像世界各地其他国家里它的大多数同党一样。那么为什么要费工夫读——且别说写——这具政治遗体的如此冗长乏味的讣告呢？我的回答是，共产主义虽死，但共产主义的幽灵还缠着我们；这死者与活人有过如此长期、猛烈的交锋，如果不在它的亲密对话者的文化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它是不会逝去的；还有，就其本身而言，唯有通过对共产主义鬼故事的书写、阅读和理解，活着的人们才能充分感知到他们自身潜意识的文化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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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收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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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依旧残存着文化抵抗的基本要素，那种抵抗是长期致力于有摩擦地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泰国文化所锻炼和形塑出来的。只要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浩劫仍然降临到泰国人头上，就会有日新月异的激进分子重整旗鼓，将这些要素铸成强大的文化武器，为他们自身的和人类的生存与尊严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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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这里，我们这三位泰国激进学者邂逅了普南和卡塔维查亚。他们以不同方式，不停地写呀写呀写呀，要找回天使退去的脚下那散落的碎片的可贵精华；这绝不全是为了他们的同胞。现代的过去——共产主义是其中如此核心的部分——必须加以深切的再检视，再探询，可能的话复原，因为，借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话说，我们等着听前方雷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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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4 各寻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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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11日，恰在苏哈托指挥了一场将“民族之父”苏加诺赶下台的武装政变32年以后，这位印尼总统凭借傀儡的“人民协商会议”的一致投票，开始了第七个五年总统任期，在宣誓就职时，他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经历的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那种经济增长，今后我们再不会安享了。”[619]这一番话，是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城镇、宾夕法尼亚和比利时的煤钢带、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的废弃城镇的语言，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由盛及衰，只留下满目疮痍和破落的社会体系。这番话也激起笔者就“亚洲危机”提出两个相关问题，在当代报刊杂志对“亚洲危机”近因的连篇累牍的分析中，它们很少被提出来。第一问是：什么因素使得世界银行所谓过去二十年的“亚洲奇迹”成为可能？第二问：是不是苏哈托的预测不但对印尼有效，对东南亚其他先进国家也有效？[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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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在1950年代预测，一代人之内“奇迹”要在该地区发生，这人一定会被认作痴人说梦。印度尼西亚刚遭受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占领、战争和革命的毁坏，识字率顶多10%。即便十年之后，印尼全国积累的收入，也比美国大型大学的收入高不了多少。菲律宾经济在殖民时代就很虚弱，到1950年代早被交战的日、美军队践踏成一堆瓦砾。除了（或许）有四分之一人口掌握的美式英语外，这个国家缺少一种国语把它结成一体。暹罗是个睡意沉沉的谷物出口国，就算在1960年代，它也缺乏全国性的、行之有效的初等教育系统。马来亚的锡加橡胶的殖民经济已是有气无力，这个殖民地成了一块战场，宗主国英国的军队与强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暴动对垒。还须多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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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这一“奇迹”之成为可能，要满足四项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仅仅存在于从南韩延伸到印度洋东岸的、由沿海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狭长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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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条件是该地区冷战的特具弧形。二十世纪第三个25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冷战比这儿“更热”，后来由于1970年代中期北京—华盛顿恢复邦交，也许又没哪个地方冷却得更快，更显著。美国人打过的仅有的两场大战都在这个地带：在朝鲜半岛上，他们被迫接受了代价高昂的平局，而在印度支那，他们遭遇了更惨痛、更耻辱的战败。东南亚的每个大国——印尼除外——都发生了持久、严重的共产主义叛乱，印尼本身到1960年代初还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那是社会主义集团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美国人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大举干涉所有这些国家，唯马来西亚例外，在当地共产主义造反运动的整个非常时期内，它依旧是个殖民地。臭名昭著的多米诺理论就是专为东南亚发明的。为了撑起这一排摇摇晃晃的多米诺骨牌，华盛顿全力以赴扶植这样的政权：效忠于它，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威权主义，反共——通常但并非一律是军人统治。[621]许多政权通过防御协定同美国拴在一起，美国人还在有些国家布下了花样百出的军事设施。大败亏输只是鼓励华盛顿在它余下的政治牌背后投入更多武力和财力。美国的这个热带对跖区领受的五花八门的“援助”，世界上别的地区无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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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印支“陷落”后巩固起来的华盛顿—北京反莫斯科联盟，意味着自1970年代末期直至苏联解体，东南亚那些国家如果愿意，就能继续从华盛顿的冷战慨赠中获利，不会面临什么严峻的国内或国外麻烦（我们下文将看到，菲律宾部分是个例外）。跟这整个过程很相似的事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不曾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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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可能条件是该地区地缘上接近日本这一造化。东京到十九世纪末才姗姗来迟参与帝国主义游戏，它面对着北部边境的沙皇帝国，固守东南亚、支配中国的欧洲列强，同时美国人正横渡太平洋快速推进——阿拉斯加，夏威夷，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从1895年取得台湾、1910年强夺朝鲜入手，日本统治阶级试图运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为他们的国家在东亚和东南亚创造一个霸权区域，要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区域相当。最终结果是1937年中日战争的开火，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2年东南亚大部地区的被攻取，和1945年8月原子弹的一炸而溃。战后恢复期间，从前的野心并未消失，只是采取了本质上是经济的外观。华盛顿自信它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控制，又热衷于将日本经济建成亚洲资本主义活力的基石，所以没有在东京的道路上设置什么真正的障碍。但是在战后初期的年月里，毛泽东的中国向日本资本关闭，而南韩人对日本殖民主义的苦痛记忆也决不会让他们持更欢迎的态度。东南亚是可获得的唯一现实的机会，特别是因为欧洲列强如今已丧失它们在那里的殖民堡垒。从195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战争赔偿协议，东南亚国家获得了购买日本产品的大量资金支持，东京的经济势力范围急剧扩大：先是在暹罗，那是它二战时期的同盟；后来在其他新兴民族国家，它们曾在日本军事统治下有过不那么愉悦的经历。到1970年代初，日本已成为该地区最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既是自然资源（木材、石油等）的开采者，又是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上的投资者。这一切意味着东南亚是世界上得天独厚的地区：最富强的两大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深深地、总体上合作地卷入此地四十年。后来，当南韩和台湾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地发动起来以后，它们追随头雁，增强了业已甚巨的原本限于美日的资本与技术流入。[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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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可能条件极具讽刺性，它就是中国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外建设强大、专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毛主义的构想阻碍了中国在东南亚扮演重大的经济角色，或者说，阻碍了中国与东南亚竞争，直到1980年代中期。[623]只有在那时，这个过去的“中央王国”，连同它那广大的国内市场，它那受着中共铁腕统治的一贫如洗、一望无际的大群农民和工人，才开始从美国、日本、欧共体、台湾乃至南韩吸引巨额投资。因而到1990年代，中国大陆终于有机会在制造业出口上打败东南亚了，这种形势看上去一定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回顾起来，可见这个亚洲第一大国离奇地隔绝世界市场四十年，东南亚奇迹部分地就是托它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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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条件间接联系着第三项。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开火，在这悲郁的衰落世纪期间，数百万年轻人，多是文盲男子，离开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前往劳动力贫乏的东南亚的欧洲殖民地以及暹罗。[624]这些人讲的是（总体上）彼此不通的话，比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语、海南话和潮汕话，一直到世纪之交，他们大多数极少自认是中国人。他们按宗族、家乡的村庄或地区，也按语言群体识别他们自身。在环境有利的地方，特别是在佛教的暹罗和基督教的菲律宾，与当地人通婚，接受同化，这很普遍，时间一长就造成一个独特的混血社会阶层。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比如在（穆斯林的）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按殖民者的决策，他们往往被强行隔离聚居。然而1900年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妇女们开始从广东和福建过来了；学校开始建起来了，教孩子们全汉语的书写，也教官话口语；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取得了各种新进展。在这个时候，移民社群变得更加根深而稳定。尽管大部分移民久居贫寒（比如直到二战，他们构成了暹罗和马来亚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主体），但是数量不菲的人，凭借勤奋工作的习惯与背井离乡带来的自由，顺着职业阶梯一步一步地攀升——小买卖、企业主、专门职业，甚至政府机构。尤其是在荷属东印度，这些人渐渐形成一个明显的中间层，介于殖民行政机构与绝大部分是农民的本地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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