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6660
对马来西亚而言，在较远的将来，主要困难想必是它的教育体制的落后，和许多马来人中间的食利者心态，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是政府慷慨解囊的享有特权的受益者，那种模式让人想起科威特那样的地方。[637]就眼下来说，这个一成不变的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是靠加强它的威权控制呢，还是靠容许更民主的参与和更现实的公共问责，尚需留待日后观察。[638]
1703306661
1703306662
相比之下，实际上从东南亚冷战的“火热”阶段伊始，暹罗就是美国人的一个前线国家。早在1932年，文武官员的一个小集团推翻了专制主义君主政权，自1930年代末以降，军方在披汶·颂堪元帅的领导下，势力蒸蒸日上，把暹罗引入太平洋战争，成了日本人的盟国。日本战败后军方一时名声扫地，1947年通过军事政变重掌大权，立即跟华盛顿结成同盟。OSS（战略情报局，即中情局的前身）从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头目，“疯狂的比尔”·多诺万（“Wild Bill”Donovan），被艾森豪威尔派往曼谷任美国大使，这是那时代特有的事情。在铁腕人物沙立及其副手们的政权下（1958—1973），美国主宰进一步加强了。越战高峰时期，大约有5万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在泰国土地上，该国被一张军事基地的网格所覆盖，从那里实施对印度支那的海陆空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向暹罗注入了巨额款项，以供军事基础设施、农村发展以及教育之用；到1960年代末，日本人也正渐渐成为强大的投资势力。
1703306663
1703306664
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到1970年代中期）已经造就了大批新中产阶级，（1965年后）同样也造成了节节高的共产主义叛乱。这些发展状况，与对美国同盟不断增长的反抗一道，激成了1973年10月曼谷那突如其来、前所未见的群众动员，它在国王拉玛九世的审慎相助下，把独裁者们赶下了台。自由宪法颁布了，暹罗经历过的最公正选举举行了。到1976年3月，美国的军事存在撤离了，和北京的友善关系启幕了。然而同年，印度支那的多处共产主义胜利引发了泰国国内的极端对立，最终演化成1976年10月6日的流血政变，然后有数千名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的学生逃往共产主义游击区。
1703306665
1703306666
一个极右的军人主导政权的巩固，在那时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我们所见，亚洲的冷战此时迅急降温。1977年10月，极端分子又被另一场政变推翻，领导政变的是狡黠多智的江萨将军，他向游击区的大学生们发布大赦，而且重视培养同北京与河内的良好关系。[639]江萨的灵活政策被1979年中柬越三角战争幸运地推进了，在那次战争中，忠于北京的泰国共产党失去了它在印支的稳固后方，也失去了它新吸收的、极度民族主义的学生拥护者。到1980年，该党已沦落得不足为虑，陪它一起沦落的是其他任何明显的左派。
1703306667
1703306668
于是在1980年代初，其时受到中日美三国支持的暹罗，已经根本上走出了冷战阶段。尽管这个十年的多数时间是一位将军充任首相，但他的内阁是一些组织松散的保守政党所形成的各种联盟。经济“奇迹”为规模空前的贿选行为提供了资源，大企业和地方显要的政治权力稳步提升，受害的是军方和行政机构。1991年军队再度短暂掌权，不过不是拿传统的“红色恐慌”为理由，而是借口文职政客的腐败；但是他们在1992年“流血五月”的中产阶级大动员中被赶跑了。[640]
1703306669
1703306670
这段插曲的一个宝贵结果，是赞成根本性宪法改革的一场运动——它要削弱腐败的行政部门的集中化权力，遏制贿选，加强政党纪律，提高问责性。1997年7月泰铢崩盘，让那些最起劲地抵制改革的集团脸面丢尽。新宪法最近已经颁布，它在大多数方面都是进步的。金融危机本身并未造成政治动荡，甚至没有造成较大的示威游行，仅仅导致一个腐败的文官内阁垮台并被另一个略老实点的内阁取代。此外，由于长期成功地将“华人”融合进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到目前为止，不存在任何种族主义的攻击替罪羊行为。泰国的政治精英层，靠着唯国际风向是瞻，如愿撑住他们自己的地位已达一个半世纪；在顺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上，他们也很少惊怪抱怨；他们（也许正当地）寄望于该组织的是，当失业率上升、物价暴涨时，他们将会得到回报。基于前面列举的种种原因，奇迹在某个时候重返暹罗似乎不大可能，但是有充足理由相信，这个国家的后冷战政治秩序灵活通变又根深蒂固，足可确保在不远的将来经济适度复苏。
1703306671
1703306672
然而印尼完全是另一回事。其实在1964—1965年间，印尼经济就已垮了，原因在于恶性通胀、军队对大型国有部门的贪腐管理，以及苏加诺的独裁主义政策。经济崩溃作为主因造成了一种心理氛围，在这种氛围下，1965年10月到1966年1月间，一场浩大的屠戮发生了，直指合法的、赤手空拳的印尼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付出的代价是至少50万人的生命，还有其他无数人多年的监禁——未经审判，却常常受到严刑拷打。[641]后来没多久，那位激进的民粹主义总统、华盛顿眼里的妖怪苏加诺紧跟着下台了。当时，美国军队正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进步神速，此时此刻，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外最大的共产党遭到可怕毁灭，这立即给大屠杀的主事者苏哈托将军赢来了美国赞助。1966年春，印尼第一个“热”冷战政权，尾随着恐怖活动建立起来了。
1703306673
1703306674
在早期岁月里，独裁政权对美国的心愿百依百顺，也因为这么做，它得到丰厚犒赏。美国培养出来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团队掌管了经济，他们止住了恶性通胀，将许多国有化公司私有化或者归还给原来的外国所有者，鼓励外国投资开发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或投向制造业。印尼和美国达成一项密约，允许美国核潜艇通过印尼海域，无须浮出水面以致暴露在苏联卫星的追踪眼皮之下。作为回馈，华盛顿组织了“支援印尼政府间集团”（Intergovernmental Group for Indonesia，IGGI），这是美国、日本与欧洲资本主义大国组成的一个大财团，要在本世纪的下一个二十五年里，给印尼的“发展”专款大量、稳定地输液。这些政策，既是苏哈托权力巩固的关键根基，也是1970年代、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印尼奇迹的关键根基；它们给刚发现富藏石油的印尼带来的效能，被1973年欧佩克的石油提价行动大大增强了。华盛顿那么称心如意，以致1975年12月后，当苏哈托决定入侵并占领葡萄牙从前的小殖民地东帝汶时，福特和卡特政府竟对这一事实装聋作哑：实现这次入侵，用的武器九成是美国造，严重违背两国1958年的双边武器协定。进而，它们还在国际论坛上为雅加达辩解，又秘密提供越战中使用的威力极大的OV-10攻击型武装直升机，帮助摧毁东帝汶人的抵抗，摧毁东帝汶的农村环境和社会，真是太有效了！（20万以上东帝汶人，亦即总人口的1/3，在1975—1979年间非自然死亡。）
1703306675
1703306676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哈托政权渐渐改变了它的内部特性，改变方式将具有非同小可的长期后果。在早年，他是将军们的统治小集团中的首席执政，他的权力是军队的权力，他的权威是基于恐惧，基于美国人收拾的经济稳定化的有益影响。那时候，富得出了名的人是高级军官们，最负盛名者是苏托沃（Ibnu Sutowo）将军，他久居国家石油公司即“佩塔米纳”（Pertamina）总裁之职，想方设法弄得它在1975年欧佩克成就如日中天时破了产。然而时间一长，苏哈托把他的袍泽们撇在一边，创立了个人独裁统治，雅加达的饶舌之徒今天称之为“我们的泰坦尼克”。手段不外两招。
1703306677
1703306678
一方面，他改进了扎根于庞大的官僚机构之中的选举体制和执政党，这保证他彻底控制着立法机关和人民协商会议（它选定总统，为政府政策制订大政方针）。他狡猾地创立和资助了两个名义上的反对党，一个给虔敬的穆斯林，另一个给基督徒和害怕这些穆斯林的其他人。[642]这些机制，还有他从国内外源头上可以弄到手的无限资金，使无尽系列的装模作样的“自由选举”成为可能，也使他本人得以永久连任总统，遇不到反对。[643]
1703306679
1703306680
另一方面，他开始利用十分招人嫌恶的印尼华人少数族群，确保他对全国财富的个人控制。在该政权初期，苏哈托与“赤色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关闭了华人学校和报刊，强迫华人改名，改得听起来像穆斯林或爪哇人，还立法规定 tjina/cina（大致相当于“中国佬”）是这些人的官方称谓。[644]他后来看样子逐渐认识到，对华人的政治—文化压制与强制集中居住，能够达到别的目的。一方面，华人被全盘取消了正式的政治权力，那种程度是前所未见的。[645]与此同时，“华人少数族群”受激而群聚于商业，他们中的小股精英在苏哈托的私人保护下，被拔擢到超级大亨的地位。在这种“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体制下，我们可以说华人有经济权而无政治权，而本土的印尼人（苏哈托的对手或接班人会从中升起）或许有政治地位，却没有富集的、独立的财源。
1703306681
1703306682
这些“宫廷大亨”也是为苏哈托大家族聚敛惊天巨富的代理人，马科斯家的赃物，虽鼎盛时期，[646]比之这一巨富也相形见绌。他们超级大亨的地位有赖于凭借政治手段，将关键经济部门重新组成卡特尔和垄断化，特别是银行业、进口贸易和自然资源开发。苏哈托的“皇子公主们”和其他亲属，在这些大亨的公司里获赠大量股权，从大亨持有的银行拿到无限度贷款，对特殊的出口商品（如丁香）和进口商品（如塑料）拥有分拆的垄断经营权。[647]上层树立的榜样，在“奇迹”年月里向下蔓延，结果印尼经常与尼日利亚和中国为伍，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三个国家之一；因此像它这样一个国家，1960年同南韩的发展水平相当，三十年后却完全被后者超越。
1703306683
1703306684
时光流逝也一定会有它的社会、政治后果。苏哈托当国家元首，为时之久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位非君主的领袖——另两个人除外：卡斯特罗，还有差距不大的多哥的纳辛贝·埃亚德马（Gnassingbe Eyadema）。[648]很多年来，他可以依靠对1965—1966年大屠杀的记忆，让印尼公众政治上噤若寒蝉。但是今天，要到45岁左右的人才可能保留着这种记忆，大多数印尼人都远远小于这个年纪。苏哈托政府依旧抬出“潜伏的”或“死灰复燃的”共产主义幽灵，证明它的压制是正当的，可是这冷得结冰的冷战修辞谁也说服不了。而今率领军队的将军们，在大屠杀发生之际还是嘴上无毛的军校学员，比他们的总统小了整整一代。[649]1990年代初，人数多得多的新一代工厂工人涌现出来，其中许多是妇女，他们越来越无所畏惧，通过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反抗，逐渐消蚀了政府对劳动力的公司控制。因奇迹而生的新中产阶级，早先的感恩戴德，已经变成对资本主义亚洲最后一个冷战政权的贪婪与压迫的沮丧感和怨憎感，特别是因为他们眼瞅着别的地方处处在欢快地松绑减压。
1703306685
1703306686
印尼卢比的灾难性崩盘（比该地区其他任何一种膨胀的货币所遭遇的崩溃都剧烈得多）意味着，不论印尼人还是外国人，人人都感到，经济危机不可分地牵连到政治危机，这在印尼现代史上要第二次出现了。很可反映这种形势特点的是，尽管经济破产了，“发展之父”苏哈托的政治机器仍然确保了他全体一致地再次当选总统，他那位半痴的门徒、德国培养的航空工程师哈比比当选为副总统。[650]他的张扬好胜的女儿“杜杜”（Tutut）出任社会事务部长，他最喜欢的华人大亨做商务部长，同时他的女婿是军队精英荟萃的战略指挥部的司令官。[651]两个政党，几十个社会组织，在经受多年的压制和操纵后，似乎已肢残力怯，不能组织目标明确的社会运动，就是靠那种运动，南韩、菲律宾和暹罗才摆脱了它们的冷战政治体制。结果，迄今为止，全体居民对金融危机之痛的反应，竟主要是针对他们鞭长可及的华人闹闹事，或打劫后者的财物——典型地是在乡野小镇上。这种骚乱的效果只不过是进一步摧残了经济。
1703306687
1703306688
苏哈托心知肚明：在全世界所有宗主国眼里，他被当成一个大问题，而不再是有用的盟友。他知道克林顿希望他垮台；大屠杀那会儿，克林顿还是个学生。但是当他的泰坦尼克下沉的时候，他将紧抓不放。他太老了，太守旧了，太骄傲了，不愿卷铺盖走人。[652]新秩序是由他建的，也是为他建的，没了他不可能苟存。可是有了他，它也在劫难逃。还没人清楚地知道在他之后可能如何，这种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只是加重了对永久受损的国家前途、对暴力和混乱肆虐的可能性的普遍忧惧。在天上或地下的某个地方，苏加诺想必在搓他那双鬼手。
1703306689
1703306690
1703306691
1703306692
1703306694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 15 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
1703306695
1703306696
人们很容易忘记，少数族群（minorities）是与多数族群（majorities）协同形成的——而且这在东南亚还是晚近的事。该地区任何一种本土语言，都缺少表达这两个概念的传统语词。它们诞生于政治和文化革命中，造成这种革命的，是殖民地国家的成熟和与之作对的大众民族主义兴起。前者根本改变了统治的结构和目标，后者改变了统治的合法性。
1703306697
1703306698
东南亚晚近的殖民地国家，跟它的所有前辈们不同，它是从地图和司法上想象自身的，自认为是精确标明的地理边界之内的最高权力，而那种边界又是国际法从外部加以认可的。因此它着迷于条约、协定、治外法权和边界委员会。这种对国际法的服从——再没有比对无人居住的南极洲的庄严分割更好的例子了——有另外一面，就是国内的专制主义，它被认为是一种国家权利，其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古代东南亚的任何一国。（东南亚比较研究学者中的佼佼者约翰·弗尼瓦尔谈到了“利维坦的铸就”，此话并非无的放矢。）而且，在十九世纪的东南亚殖民地，这种起源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绝对君主制的国家权利，背后支撑着它的是一种复杂精致的官僚机构、无往不克的军事威力，以及工业资本主义那永不安宁的动力。
1703306699
1703306700
正如殖民地国家从它的欧洲君主制先驱那里借鉴良多一样，二十世纪民族主义也从它的对手那里广借博取，所依凭的恰是较早时期以来席卷欧美的相同学说。人民（the People）新近被设想为与殖民地统治者相对立的一个政治实体，他们将继承后者的至上权利（summary rights），但由于决定性的承认机制，又使自己服从当时最新的国际法的那些程式。这个悖论清晰地表现在各主权国家争先恐后加入联合国及其公约、议定书、下属组织和语言中。
1703306701
1703306702
然而，“东南亚殖民地国家”这个正式的抽象名称，掩盖了结构、能力和目标的繁复多样。最早的欧洲征服者葡萄牙人，十七世纪的时候已经被荷兰人排挤到一边去了，此后只在僻远的小小帝汶岛的图上一半勉强容身。直到今天，葡萄牙像爱尔兰似的，依旧是欧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西班牙，这个自十七世纪以来每况愈下的宗主国，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从东南亚扫地出门了；它对菲律宾的不通于时的前工业化统治，留下了跟其他殖民强国迥然不同的残余。在另一端，工业大国——英、法、美、日——直到十九、二十世纪才纷至沓来，却以它们开创的广阔疾骤的变革，大大弥补了它们的迟来。小国荷兰落在这两端之间的某个地方。
1703306703
1703306704
而且众所周知，欧洲的殖民地国家与该地区从前存在过的政治实体，两者间几乎没有或者一点没有匹配之处。国名足可说明事实：菲律宾是以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讳命名的，除了不断烦扰西班牙直到它结束统治的几个新生的穆斯林苏丹领地以外，菲律宾不包含任何真正意义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种拟古的复合词是现代的发明和地图上的地带，部分或全部覆盖了很大一批传统王国和公国；马来西亚是从大英帝国最后一次旧货清仓当中兴起的，它的词尾“亚”（-ia）暴露了它的现代性。即便像缅甸和越南那种殖民地，看上去最像是欧洲人到来之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直系后裔，其实跟它们相距十万八千里。广袤的英属缅甸，在其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是英属印度的外围部分，本来可能最终成为东面的克什米尔。在印支出现两个讲越南语的重要国家也并非难事，就像南方群岛上出现了讲马来语的两个国家一样。同样地，暹罗虽然幸免于殖民化，它仍然发现自己承袭了不管怎样杂七杂八的领土，这些领土是竞逐的欧洲列强留下来当作它们间的缓冲带的。
1703306705
1703306706
考虑到这些形势，二十世纪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反抗利维坦的斗争中，面对着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这些斗争不应由于其领袖如今多已辞世而被遗忘。除一种例外，全部优势都在敌人那边——财富、武器、科学知识、外部支援等等。统治者唯一的关键弱点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种族主义所作所为，他们成了一望而知的少数族群，兴许是东南亚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族群。这里的要害在于，他们是自认的（白人）少数族群。世纪之交他们从宗主国来到这里，此时多数统治已成为宗主国政治上的合法性规范，并且这种规范正通过报纸和教室迅速向亚洲传播。如此一来，即便在他们自己眼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合法。正是这一点最能够解释，为什么二十世纪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很少以绝然的帝国主义信念顽抗到底。
1703306707
1703306708
民族主义者有不少人深谙这个弱点，特别是曾在欧洲本土待过一段时间的那些人；从他们的观点看，中心问题是创造一个政治多数派，一个人数众多的“我们”。这场斗争的性质、时机和深度，在决定二战后那些民族国家对待疆界内新少数族群的政策上，比其他任何东西作用更大——那些国家疆界原是由殖民主义划定的。
1703306709
[
上一页 ]
[ :1.7033066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