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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过渡时期——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建之间，暹罗成了遍及那些大陆国家的大规模美国干涉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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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个论题在我以下论文中有详尽阐述：“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变化中的生态学”，收入Charles Hirschman，Charles F. Keyes和Karl Hutterer编，《前途未卜的东南亚研究：美国视角下的反思》（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Balance: Reflections from America），Ann Arb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2，第2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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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弗尼瓦尔部分地算个例外。他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发表对英国在缅甸的殖民主义的辛辣批评，不过那只是在他辞去殖民地公职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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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然而应当注意的是，第一代“东南亚专家”（Southeast Asianists）中，许多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在美国军队里服役，或者是从战前的大学圈子里抽调到战略服务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和海军情报处（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的。战后有很多人留在国务院经年，是进步的、反殖的核心，直到麦卡锡主义兴起，将他们逐出为止。（战略服务处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始建于1942年，1945年10月解散，此后它的职能和职员就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接收。真正的中央情报局到1947年方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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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类课程的编排需要展现冷战之前的统一性因素，展现比那些年的政治冲突“深层”一点的东西。这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标准的（通用的）有关该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初版于1971年，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在其最新的修订版中，依旧可悲地名曰《寻找东南亚》（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就很说明问题。最有意思的“统一因素”肯定是对称亲属系统和随妻居住模式的广泛流行，这两者都倾向于给予妇女较好的社会地位。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对比，就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盛行的父系的、从夫居的系统，那使妇女严重地降到从属地位。一个不太要紧的共同因素是，东南亚沿海一带，但不是北部和西部，都使用发酵的鱼和软体动物制成的调味品，这赋予当地烹饪一种独特而相近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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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试比较同处冷战时期，却将“西欧”和“东欧”研究划分开来的刻板得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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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最卓越的典范是康奈尔大学有关东南亚的埃科尔斯藏书（Echols Collection），目前有西方语言和当地语言的将近50万种印刷卷册、缩微胶片与缩微平片，还有23000种期刊——比国会图书馆的收藏多一半。同一时代里，欧洲帝国中心那些财政捉襟见肘的大学，哪怕是在名义上采纳了一种东南亚研究模式的地方，往往都专注于本国的前殖民地，专注于使用现存的卷帙浩繁的殖民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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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虽然大部分来自东南亚的学生自然而然地做着有关他们祖国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可是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已经有少许人在做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这在以往年代里几乎不可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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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这种古怪的权威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真实，这一点最初给我深刻印象是在某个时候，我意识到从来没人愤怒地问过我是哪国公民（其实是爱尔兰），虽然我的口音显然不是美国的。十年后，当我被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传唤，去为印尼占领下的东帝汶的问题作证时，我感受到相同的轻微惊讶。我从不曾到过东帝汶，我对它的语言一窍不通，对它的历史和政治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这都不妨碍一个资深的东南亚专家觉得自己有资格介入，也没有妨碍该小组委员会当初召我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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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种认同感不是偶然的。1962年3月政变后，缅甸军事独裁政府事实上禁止学生出国留学。因战争四分五裂的印支国家正在战场上消耗它们的青年。印尼人则为1965—1966年的恐怖饱受创伤。马来西亚那时还唯英国是从，没送多少学生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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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此处有些悖论。沃尔特斯一直是军事总督杰拉德·坦普勒的深沉的景慕者，后者让定居的“华人”社区付出高昂代价，将25万华人强制性地隔离到“新村”之中，从而费尽周张地解决了战后马来亚共产主义叛乱的最大麻烦。但是自从沃尔特斯成为学者以后，他就毅然欣然地把他的工作限制在欧洲人尚未染指的那个东南亚了。短小精悍地展现了他的观点和学问的，是他的《东南亚视角下的历史、文化与宗教》（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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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根本不是恰以同一种形式表现的。如我在别处提到的，（荷兰人的）联合东印度公司用尽一切办法（包括禁奢法令、居住地隔离、强制遗产调节，还有利用与之勾结的商业精英），断然认定不讲任何形式“中国”话的一些人的华人身份。在菲律宾群岛（Las Islas Filipinas），这样的人法律上称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有他们自身特别的纳税义务、居住的可能选择，等等。“Mestizo”总是间接地表示外来的。参见拙文《东南亚的人口普查和政治》（“Recensement et politique en Asie du Sud-est”，Genèses，26 [1997年4月]），第55—76页。“华人”应当以相同的句法规则读如今天的“亚洲人”。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信“亚洲人”的巨量存在，但是很少有几个“亚洲”的人同样抱有这种稀奇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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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玛丽·萨默斯·海德惠斯（Mary Somers Heidhues）清晰地勾画了种种变异。闽南人在菲律宾、爪哇，还有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和堤岸—西贡等商业飞地占有优势；广州人在马来亚乡村以及直到二战前在柬埔寨占支配地位；潮州人在暹罗、苏门答腊和二战后的柬埔寨；客家人在北婆罗洲和西婆罗洲；而迟来的海南人主要定居在越南南部和暹罗。在缅甸，很大数量的移民是从云南经陆路而来的。定居密度也大相径庭。殖民地的马来亚位于一个极端；二战前夕，这个半岛上的“华人”实际上多于“马来人”。与此相对，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和老挝，“华人”比例可能从未高过5%。参见她的《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族群》（Southeast Asia’s Chinese Minorities），Hawthorn, Victoria: Longmans Australia，1974，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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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参见郑力人，“英属马来亚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1894—1941”（Liren Zheng，“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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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所熟悉的东南亚三国语言中，全都有对“华人”的贬抑词汇，但是只有苏哈托的印尼执意要求官方使用这种词汇。于是就有了这样可叹可哀的情境：华人血统的年轻人在读者问答专栏或别的地方，用英语单词“Chinese”来自称。（Saya seorang Chinese ［我是华人］，而不是自我贬低的Saya seorang Cina ［我是中国佬］。）虽然对华人的普遍怨憎在本地区处处都很平常，二十世纪暹罗和菲律宾却不曾经历过反华大屠杀或种族骚乱；适成对照的是，从1910年代现代政治开幕以降，印尼的这种暴行史就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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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996年秋我在耶鲁大学给研究生授课时，体会到了这个难题的尖锐性。这些学生中间有一个是美国出生的，说话是地道的美国腔，他坚持说他“绝对是”中国人。另一个学生出身于大陆精英的国民党人家庭，他告诉我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来耶鲁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学会流利地说台湾话。第三个发了一通脾气，因为他在美国老是被挑出来当作中国人。“我不是中国人，”他说，带着必胜的微笑，“我是新加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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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李光耀在1957年首次成为首席部长（Chief Minister），这归功于那时势力强大的有组织左派的支持。一旦掌权，他就同英国人配合，力图压制这些盟友。伦敦关心的是让新加坡脱离左派的掌握，尤其是考虑到毗邻的言论过激的印尼政府；这就导致它构想出马来西亚这个计策，不稳定的新加坡将被吸纳进去。保守的马来领导人起初对这么多华人加入他们的国家这种前景心存顾虑，现在也被说服同意了，因为公认为“土著的”沙巴和沙捞越将同时移交给他们。这一合并仅仅维持了两年（1963—1965），主要因为李光耀的野心不止于做个市长。到那时为止，他已经获得了对新加坡的绝对控制，可以决定让这个城市成为世所公认的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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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杰拉德·陈（Gerald Tan），《东盟：经济发展与合作》（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1996，第188—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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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陈可真是个好“新加坡人”和“东盟主义者”（ASEAN-ist），他谨慎地不提这桩麻烦事。参见陈，《东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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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参见陈，《东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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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这真的是仅有的可能性。没有哪个成员国具备打国家间常规战争的军力。何况，这些军队多半在忙着镇压自己的国民，支撑现有的威权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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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也许值得说一说使这一策略原则合理化的唯一的意识形态公式：“亚洲价值”（Asian values）。首先也是最醒目的，它们不是——谢天谢地——“东南亚价值”。理由很充分：主要皈依基督教的菲律宾1986年废除了它的独裁政府；君主制的佛教国家暹罗自1970年代末以来也时作时辍地“民主化”了。这两国都没有表现出对“亚洲价值”的任何真正兴趣。尽管苏哈托独裁政权统治了数十年之久，但一心只扫门前雪且深刻分裂的印尼也没有这种兴趣。喧嚣声主要来自新加坡专政国家，较小程度上也来自吉隆坡屹立不倒的马来政府，它们各自基于自身的缘由，热衷于在非宗教基础上（“亚洲”一词，在后共产主义时代，首要地意在掩盖/取代宗教差异）将其行为合理化，并与北方和东方的“儒教”世界搭建起有利可图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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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截至本文写作时为止，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暹罗和老挝的国家领导人都已年逾古稀。缅甸的“政界元老”奈温还要更老。很奇怪，只有柬埔寨有个年轻的“铁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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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这本书即经典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和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它的显著特点是假定了印尼的绝对现代性，这——唉！——在他的学生的著述里见不着了。它对“爪哇猿人”（Java Man）、古代王国和编年史，甚至早期的殖民主义都不置一词。它假设印度尼西亚是随着它的民族主义运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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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卡欣在形成东南亚研究的上乘传统上具有中心地位，这不能轻描淡写。他在太平洋战争的最早日子里就开始了他同亚洲的联系，那时他帮助一个贵格会教徒进行活动，要迫使拘押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的那些债务人履行义务。后来他参了军，受训马来（印尼）语，为的是空降到爪哇或苏门答腊的日本人后方。军事就是军事，他最后其实是在意大利服役。1948年他作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学生，动身去印度尼西亚做田野工作，当时反抗重返印尼的荷兰人的革命战争正在展开。他成了许多印尼领导人的密友，当他回到美国后，在华盛顿为他们的事业积极从事院外活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和革命》对我这一代的东南亚专家施加了强大的学术和道德—政治影响力。1960和1970年代，他是批评美国卷入印度支那的最早、最杰出的东南亚专家。从这场战斗中产生了《美国在越南》（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New York: Bell，1967），是与约翰·刘易斯（John F. Lewis）合作的；还有精湛的《干涉：美国如何卷入越南》（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New York: Knopf，1986）。1990年代，他回归印尼研究，结撰成《以颠覆为对外政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印尼的隐秘溃败》（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New York: New Press，1995），是同奥德丽·卡欣（Audrey Kahin）合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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