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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Benjamin Disraeli，Tancred, or The New Crusade（1847; London: Longmans, Green Co.，1882），第378页。 年轻的蒙塔丘特勋爵（Lord Montacute）认为他的英格兰、他的欧洲遭到启蒙理性主义、资产阶级商业主义及法国大革命传统的致命威胁，于是动身轻舟驶往圣地巴勒斯坦，在“这个世界的造物主屈尊造访过的此世的唯一地区”（第421页）寻求灵魂的复活。这一探索把他领向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种种历险，那是后来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政治冒险活动的原型。他在历险中受到智慧勇敢的希伯来人的指引，也只得靠妈妈和爸爸——贝拉蒙特公爵夫人和公爵救他出险境。这部小说尤为醒目的是犹太人迪斯雷利在巴比伦式放逐中发现自身“族群身份”（ethnicity）的方式。他在十三岁上，就遵父命接受洗礼，加入英国国教而英国化了。蒙塔丘特大富大贵，不像英国人，但可以说精神上是犹太教的（迪斯雷利再三坚持说基督和使徒们全是犹太人）：他是这位未来的联合王国保守党首相的妙趣横生又自命不凡的自我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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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这一非宗教的使命被理解得有多快，在《坦克雷德》的一段对话中有趣地表现出来（第162页）。主人公向伯蒂小姐也是贝莱尔夫人建议说，她和她的夫君加入他的耶路撒冷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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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绝不可能，”伯蒂小姐说，“奥古斯塔斯断断不会同意；他离开伦敦不能超过六个礼拜，他太想念他的俱乐部了。要是耶路撒冷不过是人们想去就去的地方，事情还有商量；比方说要是有铁路通向那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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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坦克雷德叫了起来，一脸惊恐。“到耶路撒冷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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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想永远不会有的，”伯蒂小姐沉思着说，“那里车辆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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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参见Eric Hobsbawm，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New York: Mentor，1962），第166—167页。［中译本见王章辉等译，《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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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这个进程典型的工业性方面是官方在该时代发明了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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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An interview with Pedro Calosa”，见David Sturtevant，Popular Uprising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4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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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这个论题在拙著《想象的共同体》（修订版，London: Verso，1991）第十章有详尽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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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Atlas, and Yearbook, 1987（Boston: McGraw-Hill，1987），第787页；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Atlas, and Yearbook, 1993（Boston: McGraw-Hill，1993），第830页。这些表格缺少1980年的数字，它大概介于八百万到九百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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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Perry Anderson，A Zone of Engagement（London: Verso，1992），第353页。亦见该书所引文献。［中译本见佩里·安德森著，郭英剑等译，《交锋地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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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Immigration”，The New Funk and Wagnalls Encyclopedia，共25卷（New York: Unicorn，1945—1946），第19卷，第6892页。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2（New York: World Almanac，1992），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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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参见Paul Kennedy，“The American Prospec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3年3月4日，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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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New York Times，199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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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参见“In Europe’s Upheaval，Doors Close to Foreigners”，New York Times，1993年2月10日。请注意，这些数字不包括全世界据估计存在着的2500万政治流亡者，他们多半住在祖国之外那些污秽不堪的“临时”住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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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资料源于美国人口普查署的图表，转引自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2，第942，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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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For the Cambodian Vote, a Fourth of July Flavor”，New York Times，199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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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去年男女同性恋者的彩车获得科克市一等奖。但是在纽约，爱尔兰人的旧制度（the Ancient Order of the Hibernians）阴魂不散，就好像同性恋与爱尔兰特性凿枘难合似的。结果，“真正的爱尔兰”就西移到了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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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980年代末的伦巴第联盟（Lega Lombarda），如今的北部同盟（Lega Nord），虽然与这些运动并非严格可比，却也说明，接近于族群化的某种东西甚至能够威胁到一个可谓的核心国家，让它分崩离析。这个联盟对南方意大利人经常持有傲慢鄙夷的态度，仿佛后者是低人一等的另一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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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十九世纪以来这点上有个重要变化。如今要求将这样的人遣送回“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是做得到的，但在一百年前，这等天佑的家国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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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Praful Bidwai，“Bringing Down the Temple: Democracy at Risk in India”，The Nation，1993年1月23日，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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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这样的人为数甚众。南亚以外地区的南亚人，据官方统计有870万。细目如下：欧洲1,482,034（其中1,260,000在联合王国）；非洲1,389,722；亚洲1,862,654（其中1,170,000在马来西亚）；中东1,317,141，大多在海湾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957,330（其中730,350在圭亚那和特立尼达）；北美728,500（其中500,000在美国）；以及太平洋地区954,109（其中839,340在斐济）。韦纳（Myron Weiner）教授友好相告：虽然这个表格统计的是国外的南亚人，但输出移民的主要地区长期以来就在目前的印度疆域内。他还相信这些数字太保守了：比如，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的印度裔人口将近900,000。照他的估计，极有可能的是，居留海外的印度人的真实总数在1100万到1200万之间。“Introduction: Themes in the Study of the South Asian Diaspora”，见Colin Clarke，Ceri Peach和Steven Vertovec编，South Asians Overseas: Migration and Ethnicit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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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参见《亚洲周刊》（Asiaweek）广泛详尽的报道，199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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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一个象征性人物是加拿大公民苏萨克（Goyko Šušak）。他是以渥太华为基地的成功的比萨饼商人，百万富豪，多年经营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右翼网络，网罗了“海外的”北美克罗地亚人，运用他从中榨取的丰富资金，为图季曼首次竞选克罗地亚总统收买选票，给自己赢得了克罗地亚国防部长宝座的回报。参见《纽约时报》1994年1月16日的出色访谈。他在五角大楼的良好人脉给他博取了退役美国将军们的帮助，他们谋划了克罗地亚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č）军队的闪电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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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参见“Revenge of the Armenian Diaspora”，Financial Times，199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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