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09013
[380]然而他的确做了努力，要给自己披上佛教的合法性外衣，尤其是在紧张不安的时刻。例如1956年，当他的政权日薄西山的时候，他拿政府的钱整修了1239座庙宇。（1955年，这个数字还只是413座，而1954年更是区区164座。）参见Thak，“The Sarit Regime”，第128页。他也耗金无数，用于佛历2500年的庆祝活动（1957年），还企图不让君主制分享这随之而来的荣耀。作为回敬，宫廷针锋相对地置身该进程事外。同上，第129—130页。
1703309014
1703309015
[381]披汶之“恢复民主”在1957年的舞弊选举中臻于顶点，对此的描述，参见Wilson，Politics in Thailand，第29—31页。现代暹罗政治史上最古怪的讽刺之一是：曼谷市中心著名的民主纪念碑——1973年10月14日示威及之后的学生激进主义最重要的视觉符号，竟是暹罗踞位最久的独裁者建造起来的。
1703309016
1703309017
[382]对沙立玩弄传统符号这方面的分析，见Thak，“The Sarit Regime”，第397—402页。1959年底、1960年初，国王和王后首次离开这个国家，访问了西贡、雅加达和仰光。1960年6月和1961年1月之间，他们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西德、葡萄牙、西班牙、瑞士、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卢森堡及荷兰（请注意这些国家有一半都多少称得上君主制）。在沙立于1963年末死去之前，他们出访了更多的国家：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菲律宾。随着马来西亚和联合王国王室成员的来访，对泰国君主制的国际“承认”水到渠成。
1703309018
1703309019
[383]同上，第410—425页，有精彩的详细描述。塔克也提到，皇室有组织地、直接地参与了反共、平叛的宣传运动。
1703309020
1703309021
[384]沙立愿意为人犯处决和其他体制暴力承担个人责任，这完全符合十九世纪前泰国国王的作风。
1703309022
1703309023
[385]参见Mahāmakuta Educational Council编，Act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Buddhist Order of Sangha （Bangkok: The Buddhist University，1963），其中全文收录了1962年条例及其取代的管理制度（1941年起生效）。1941年体系是三分的，权威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间分划。1962年体系创立了一个单一的行政—司法统治集团。石井米雄（Yoneo Ishii）说得很对，新规定完全泯除了“民主的理念，那本是前一法令的精神”。（参见他的“Church and State in Thailand”，Asian Survey，8: 10 ［1968年10月］，第869页。）它们还允许世俗当局（警察）无需征求僧伽当局意见就逮捕僧人，我相信这是开先河的。
1703309024
1703309025
[386]关于这个案件，参见Somporn，“Rightist Phoenix”，第384页；S.J. Tambiah，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第257—260页。尽管这两个人，帕·披莫丹（Phra Phimonladham）和帕·萨沙纳索蓬（Phra Sasanasophon），已经被法庭彻底宣布无罪，但掌权僧伽太怯懦、贪财或妒忌，没有恢复他们的原位。1973年10月后，为他们平反昭雪的一场静悄悄的运动展开了，起初收效甚微。然后到1975年1月12日，在现代泰国史上没有先例的一桩行动中，许多年轻僧人在曼谷的玛哈泰寺绝食示威，除非僧王同意重理此案，否则拒绝进食（The Nation，1975年1月13日）。示威引起轰动，1月17日，僧王屈服，答应本月内恢复名誉。（Bangkok Post，1975年1月18日。）1月30日，一个特别任命的僧伽委员会终于为两人洗清罪名。（Bangkok Post，1976年2月23日）
1703309026
1703309027
僧王颂德·帕·阿力雅翁沙达雁（Somdet Phra Ariyawongsakhatayan）在起初的陷害中与沙立合谋，1971年12月18日，他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死得让人毛骨悚然。许多泰国人都认为他的下场是滥用权力的因果报应。
1703309028
1703309029
[387]参见Charles F. Keyes，“Buddh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0: 3（1971年5月），第551—567页，尤其是第559—565页；另见Ishii，“Church and State”，第864—871页。
1703309030
1703309031
[388]宏扬佛教的沙立死后，结果显示他靠贪污聚敛了1.4亿美金的财富，养了大约80个情妇。参见塔克，《沙立政权》，第427—430页，他还引述了有关这桩丑闻的许多当代泰语文献。
1703309032
1703309033
[389]史密斯等人《区域手册》的“教育与社会”部分（第175—177页）对此有朴实的说明。
1703309034
1703309035
[390]关于这一点的一些有用材料，参见Chatcharintr Chaiyawat的文章，“Protests divide the monkhood”, Bangkok Post，1975年2月23日。亦见Kaufman，Bangkhuad，第224—226页，提供了一个地方社区环境下的类似资料。1971年左右，对高级僧侣的胡作非为的讽刺性评说，开始可以公开听到。例如参见Phra Maha Sathienpong Punnawanno，“Phra Song Thai nai Ro¸ b 25 Pī” （泰国僧伽廿五年），见Sangkhomsat Parithat （社会科学评论），9: 6（1971年12月），第28页。这条引证我受惠于颂汶·素森兰（Somboon Suksamran）先生的未刊稿，“泰国政治中的佛教僧侣”。在导致他侬和巴博被推翻的一系列抗议示威期间，僧侣们日益作为同情的见证人到场。
1703309036
1703309037
[391]1974年11月19日，有一群共百名僧人，手挽着手，实际上组成了一场大规模农民示威的第一线。那些农民11天前就来到曼谷，力陈土地改革的要求。Somboon Suksamran，“The Buddhist Monkhood”，第6页。可以想见，这一举动在“中庸的”和右翼的新闻界激起了发疯般的反应，它们冷着脸坚持说，僧伽过去始终超脱政治，应当继续发扬。12月8日，“激进”僧人空素法师（Phra Maha Jad Khongsuk）宣布成立“泰国佛教徒联合会”，以期推进僧伽的民主化与佛徒教育的社会服务取向。Prachathipatai，1974年12月9日，亦见Bangkok Post，1974年12月10—12日。前面第215页注释2提到的、发生于1975年1月的绝食示威，是叫做Yuwasong（青年僧侣）的一个团体组织的，它向1974年以来的全泰学生中心（NSCT）学到很多有关政治组织的东西。
1703309038
1703309039
[392]比如，参见空素法师在“泰国真是佛教国家吗”研讨会上的演讲，发表在Phā Tat Phutsasanā （给佛教动手术），Bangkok: Pharbsuwan Press，1974，第48—49页，转引自Somboon Suksamran，“The Buddhist Monkhood”，第22页。
1703309040
1703309041
[393]对吉滴乌斗职业生涯和政治思想的最佳叙述，见Charles F. Keyes，“Political Crisis and Militant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hailand”，见Bordwell Smith编，Religion and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ailand, Burma, and Laos（Chambersburg, Pa.: Wilson，1977）。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吉滴乌斗著名的1976年演说——“杀死共产主义者不是过错”的精妙透析。凯斯引用演说文字如下：“［杀死共产主义者不是杀人］因为不管谁破坏国族、国教、君主制，这等兽类就不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必定不想杀人，但想杀死魔鬼（Māra）；这是全体泰国人的义务……当我们杀一条鱼，做成一道烧菜，放进一个和尚的化缘钵里时，正好与此相似。杀鱼肯定有罪孽，但我们把它放到和尚的化缘钵里，就增进了大得多的功德。”凯斯的译文是根据Kitti Wuttho，Khā Khōmmūnit mai bāp（Bangkok: Abhidhamma Foundation of Wat Māhadhātu, 1976）。自由主义报刊、全泰学生中心和其他人高声抗议这篇演说的“反佛教”性质和吉滴乌斗在秘密极右组织纳瓦朋（Nawaphon，见第220页注释2）的成员身份，但僧伽统治集团对此视若无睹，拒不给予哪怕是温和的申斥，尽管先前他们曾以“不合僧侣身份的政治活动”为名，准备将空素等人（暂时）赶出所在寺院。
1703309042
1703309043
[394]参见Thanet，“Khwām khluanwai”，第30页。
1703309044
1703309045
[395]参见Neher，“Stability”，第1101页。
1703309046
1703309047
[396]重中之重的是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诗人、语言学家、随笔作家和社会评论家集·普密萨（Jit Phumisak）的各种著作，他刚过36岁就被独裁政府的特务杀害。1974年之前，他的多数著作要么是甫一出版即遭查禁，要么只能以手稿形式存在。在他侬—巴博政权下，人所共知的是，哪怕提一提集·普密萨的名字都是忌讳。然而1974—1975年，他的Chomnā Sakdinā Thai nai Patchuban （今日泰国封建主义的面目）出了三版，成为整整一代激进化青年人的圣经。
1703309048
1703309049
[397]可见一斑的是1976年11月6日他宁政权的公共关系处发表的恼羞成怒的如下评论：“我们的文化，被我们的祖先和风俗［原文如此！］保持着的文化，受到了忽视，说它过时了，认为它是一只恐龙或者别的灭绝生物。有些人不敬父母，学生蔑视老师。他们奉行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对我们的文化多么危险，也听不进更了解那种意识形态的那些人的忠言。过去三年里，国家安全时时受到威胁。对国家安全表示关注的任何人，都遭到自称有进步思想的那些人的嘲弄，认为他们是官僚社会的废物……”FBIS每日报道，1976年11月8日。
1703309050
1703309051
[398]有趣的是，创立于1974年的极右组织纳瓦朋（总理他宁被普遍认为是它的成员），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是（现在还是）中老年的大学教授。这些人多是在国外二流大学拿的文学硕士学位，向独裁政府献媚早有前科，被年轻人看待他们的那种公然批评甚至鄙夷的方式激怒了，那些年轻人拿的是一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受到了反战运动的理想主义影响。在许多要案中，一些大学高官被罢免，罪名是腐败、可耻的怠惰和无能、替国家官僚机构暗中监视学生。关于纳瓦朋，譬如可参见Keyes，“Political Crisis”，第8—12页。
1703309052
1703309053
[399]第一个案子，案主是左翼学生活动分子巴登·丹龙乍龙（Praderm Damrongcharoen），他被控在为一家无名学生杂志写的诗里影射国王。巴登很幸运，最终于1975年2月底被判无罪（事详The Nation，1975年3月1日）。第二个案子涉及记者社尼·宋那（Seni Sungnat），他因在狂热的右派报纸《暹罗之星》上批评王后的一篇演讲，被控冒犯王后。1976年2月4日，社尼被判两年监禁。（参见Prachachart Weekly Digest，15 ［1976年2月10日］，第36页。）对一名右翼记者的惩处，清晰表明了“大逆不道罪”（lèse majesté）的起诉并非只是针对左派的别有用心的弄权，而是根源于真心的文化—意识形态恐慌。
1703309054
1703309055
[400]Kaufman，Bangkhuad，第229—231页，精当描写了一个地方社区里的这种冲突。
1703309056
1703309057
[401]他侬—巴博政府立即恢复与金边的外交关系，在1970年夏差点儿就要向柬埔寨派遣泰国军队，支援朗诺政权和美国—南越的“进驻”。甚至在1950年代初，当高棉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在他争取柬埔寨独立的“国王十字军”（Royal Crusade）过程中来到曼谷，披汶政府就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对待他。参见Roger M. Smith，Cambodia’s Foreign Polic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5），第48页。不过，柬埔寨的政治变局并不是全然没有越过国界被人利用。例如吉滴乌斗证明他反共的好战性有理，部分根据就是据称在柬埔寨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主义者大肆屠戮高棉和尚。
1703309058
1703309059
[402]那时候，军队独自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电台，以及曼谷除一家之外的全部电视台。参见全泰反法西斯阵线（National Anti-Fascism Front of Thailand），“Three Years of Thai Democracy”, Thailand Information Resource，No. 1（1977年5月），第3页。
1703309060
1703309061
[403]巴曼是日本大企业的知名合伙人，也是最近死去却无人哀悼的警察总监炮·西耶侬的连襟。炮·西耶侬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暴虐行为，前文已简要列举过。
1703309062
[
上一页 ]
[ :1.70330901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