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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49 [642]这个诡计有双重好处:结构上防止了单一的反对派冒出来,又缓和了国外对独裁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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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51 [643]雅加达的另一个笑话于焉浮现:苏加诺给自己安上终身总统的头衔,而苏哈托将终其一生让自己安享总统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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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53 [644]该政权的一项较为诡诈的举措,是改变国家的拼写体系,表面上是要使之符合马来西亚的拼写体系,实际上却是要从正字法上将苏哈托的统治与之前行之有效的一切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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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55 [645]在反殖革命(1945—1949)、半自由主义民主制(1949—1959)与苏加诺的威权主义—民粹主义训导民主制(1959—1965)期间,华人差不多总是在内阁中有其代表,在几乎所有政党的领导层中有其地位。显著的例外是1951年后的印尼共产党,就在那一年,它当时的领导人,一个名叫陈粦如(Tan Ling Djie)的混血华裔,被年轻有为的“本土”新秀们清除掉了。从此直到1965年的末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一个华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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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57 [646]一般引用的数字是300亿美元上下。比如参见,New York Times,199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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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59 [647]苏哈托子女们的暴发户心态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的幼子托米笑纳了兰博基尼豪华赛车制造公司。这类引起轰动的“投资”,在邻国马来西亚大概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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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61 [648]起码正式说来是如此。新加坡的李光耀,74岁,比苏哈托小两岁,1959年成为总理,到1990年才交出这把交椅。但他依旧是执政党的首脑,也是“内阁资政”,照样决定这个自治城邦里关系重大的一切事务。缅甸的奈温将军,如今87岁了,当政26年之后于1988年起正式引退,据传对政治上要紧的政策问题仍可一言而决。怪得很,1997年9月,亦即在他从公众视野消失约莫十年以后,他像侏儒怪一样又露面了,短暂访问了不堪金融危机之苦的苏哈托。他们谈了些什么?也许是他们作为裕仁天皇的帝国军队训练出来的年轻军人那段共同的少不更事的时期?(附带提一下,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72岁,菲律宾的拉莫斯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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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63 [649]对他们来说,影响个人发展的战斗经验来自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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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65 [650]从下面这则掌故我们可以略识哈比比的才智。几年前他的导师委派他去主管官办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协会,他在纽约会见虔诚的候选成员时语惊四座,他告诉他们说,先知穆罕默德不过是播放真主的卫星广播节目的“一台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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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67 [651]这是苏哈托1966年推翻苏加诺时的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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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69 [652]1930年代末,他毕业于中爪哇一所私立的穆斯林中学,然后参加了殖民地的雇佣军(荷兰皇家东印度军),在那里升为中士。日本人接管后,他转去他们的警察部门,后来又转去本土的辅助部队,那是日本人组建来准备迎战盟军袭击的。1945年秋天,反殖革命爆发了,这时他又加入国民军,成了一名下级军官。1950年代中期,他晋升为中爪哇的军队司令官,后因腐败被解职。但是1961年他成功地卷土重来,做了陆军战略指挥部的首长。在他那一代高级军人中,他是为数不多的从未出国受训的人之一。他不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设想自己欣欣然退隐到佛罗里达、夏威夷或里维埃拉,终老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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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71 [653]详参拙文,“Recensement et Politique en Asie du Sud-Est”, Genèses,26(1997年4月),第5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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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73 第四部分 所遗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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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75 [654]“他们那个时代”应该理解得适度宽泛些。比如,《战争与和平》出版于1860年代末,小说背景安排在俄罗斯,时间刚好早于托尔斯泰出生的1828年,也就是他父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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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77 [655]时代误植在两个方向起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种对合乎“时代”的着装和室内装饰的着迷,它不懈地强调简·奥斯丁小说的“摄政时期风格”(“这些书是伟大的历史小说”!),而发笑的读者们很少想到那些东西。另一方面,电影动用了知名男女演员饰演伍德豪斯先生和他的可人女儿,从而必定会产生现代版本的平庸化。(“甲或乙演这个或那个角色多出彩呀。”)在这两个方向,效果都是将关联性或感染力尽量消泯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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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79 [656]Foundational Fic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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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81 [657]如果琼·佛朗哥(Jean Franco)说得没错,第一本真正的拉美小说,即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é Joaquín Fernández de Lizardi)的《癞皮鹦鹉》(El Periquillo Sarniento),到1816年方才发表。参见她的An Introduction to Spanish-American Litera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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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83 [658]萨默最富启迪的附加命题之一是,夫妇生活作为乌托邦征兆的这个主题,往往在这些小说中塑造出本世纪大体绝迹的一类男女主人公。男主角令人侧目地女性化和色情化,女主角却胸怀公益、独立自主、“敢作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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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85 [659]普拉姆迪亚之外,印尼独立以来还出了两位堪称卓越的小说家,这两人都可谓强烈地亲近于“魔幻现实主义”。基督徒巴塔克人伊万·西马图庞(Iwan Simatupang)英年早逝,在1959年,也就是他的国家独立十年之内,业已创作出令人惊叹的《红色的红》(Merahnya Merah);巴厘人普图·维查雅(Putu Wijaya)的笔墨生涯贯穿了苏哈托的“新秩序”全期,创作了大量小说、短篇故事和其他虚构作品,也都透着“魔幻现实主义”格调,其中最像阿斯图里亚斯风格的是让人惊悚的《胆量》(Ny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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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87 [660]当然有一种地方性的变调。如我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的,主人公先后娶了一个神经衰弱的欧亚混血美人,一个激进的华人偷渡者,和一个来自荷属东印度最东端的手握兵器的穆斯林公主。黎刹的《不许犯我》,说来奇怪,范围没那么辽远。形式上看,推动它的情节发展的,是梅斯蒂索人男主角伊瓦腊对他青梅竹马的梅斯蒂索女友玛丽亚·克拉腊不得善果的爱。但是民族的能量出于他和埃利亚斯的关系,后者是他的革命的、土著的镜像,最后为他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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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89 [661]这个主题,还有别的许多主题,在谢平的论文里有出色分析。参见Pheng Cheah,“Spectral Nationality: The Idea of Freedom in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Experience of Freedom in Postcoloniality”(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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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91 [662]下文中,我将参考1991年版的《叙事人》原著(El Hablador, Barcelona: Biblioteca de Bolsillo,1991),虽然该书初版于1987年。引文的英译出自鄙人之手,尽管我也受益于海伦·莱恩的英译本——The Storyteller (London: Faber & Faber,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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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93 [663]《叙事人》引文的中译,参考了孙家孟的中译本,见《谁是杀人犯·叙事人》,《略萨全集》之三十七,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特向原译者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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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95 [664]萨默在她论《叙事人》的绝好文章中,为了探讨这个组织的超出《叙事人》所言的现实,广泛引证了戴维·斯托尔(David Stoll)的《传教士还是帝国创始人?拉丁美洲的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Fishers of Men or Founders of Empire? The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Press,1982])。1950年代初,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从前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在反共的美国创办了语言学院。它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情局接受了大笔资助,用于它在整个低度发展世界的传道工作,但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到1970年代中期,它简直快成以下这些政府的官方机构了: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苏里南、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以及巴西。“威克利夫在印第安人中间的影响,其他跨国组织无一能及。它对印第安人语言和忠诚的熟练掌握,它的后勤系统和官方联系,都无与匹敌。”然而没过多久,“每个政府都面临了相同的令人忧虑的现象:印第安人日渐明显地、好战地组织起来了,对这样一种趋势,暑期语言学院如同别的许多掮客一样,大体是无心地起了推动作用。识字率的提升、贸易语言和群际接触都有助于这些散居社群的成员们自认为是一体的族群。”1976—1981年间,暑期语言学院被逐出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秘鲁。参见Sommer,“About-Face: The Talker Turns”, Boundary 2,23: 1(Spring 1996),第91—133页,在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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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09597 [665]具体提到的有弗朗斯·玛丽·卡瑟维茨—勒纳尔(法国人),约翰逊·艾伦(北美人),格哈德·贝尔(瑞士人),华金·巴利亚勒斯神父(西班牙人),还有卡米诺·迭斯·坎塞柯和维克多·J.格瓦拉(秘鲁人)。卡瑟维茨—勒纳尔(Casevitz-Renard)1972年开始发表关于玛奇根加的著述,她的第一篇论文是 “Les Matsigueng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61(1972),第215—253页;艾伦·约翰逊(Allen Johnson,不是约翰逊·艾伦)开始于1975年,处女作是“Time Allocation in a Machiguenga Community”, Ethnology,14(1975),第301—310页;格哈德·贝尔(Gerhard Baer)开始于1976年,那年的代表作是“Was Mythen Aussagen: Das Beispeil der Matsigenka, Ost-Peru”,Paideuma,22(1976),第189—198页,1984年随之出版了《秘鲁东部玛奇根加人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Matsigenka Ost-Peru,Basel: Wepf);对巴利亚勒斯神父(Father Barriales),我只找到一本《玛奇根加人》(Matsigenka,S.A. Victoria: Heraclio Fournier,1977);卡米诺·迭斯·坎塞柯(Camino Díez Canseco)从1977年开始发表论文,第一篇是“Trueque, Correrías e Intercambio entre los Quechuas Andinos y los Piros y Machiguengas de la Montaña Peruana”, Amazonia Peruana,1: 2(1977),第123—140页。(在此,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发现一份刊物是专门研究秘鲁亚马逊地区的。)迄今为止我没看见格瓦拉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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