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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转引自Rosengren，In the Eyes，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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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同上，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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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玛奇根加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无人留意。但是再往北去，沿着普图马约河的秘鲁上游，施于当地土人的同样橡胶热暴行突然演变成了涉及“部落少数族群”命运的最早的国际大丑闻之一。称得上“模范”人物的是身败名裂的爱尔兰爱国者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由于揭露了利奥波德二世政府在尚不属于比利时的刚果的野蛮行径，他早已驰名世界，又因他1912年的报告，作为濒危少数族群的保护人再添令誉。那篇报告披露了他的直接先行者、美国冒险家—旅行家哈尔登堡（W.E. Hardenburg）谓之“魔鬼天堂”的地方。1909—1913年，凯斯门特是英国驻里约热内卢领事。他根据哈尔登堡的报道采取适当行动，寻找切入点。他发现恶棍头目是胡安·阿拉尼亚（Juan Araña），这是个秘鲁企业家，资本不足，但利马的政治关系“过硬”，再跟英国后台老板合组了“秘鲁亚马逊公司”。凯斯门特也得知，阿拉尼亚雇用了数量可观的（英国的）巴巴多斯黑人充当工头、打手和刽子手。正是基于伦敦城应为普图马约恐怖行为负责这一点，凯斯门特赢下了一场连续举行的听证会。1911年，乔治·“温莎”五世授予他有点怪诞的爵士头衔，表彰他为英国的体面所做的贡献。五年后他被摘除了这种暧昧的荣誉，那时，1916年复活节起义刚刚过去，他因背叛英国的罪名遭到审判。1916年8月3日，凯斯门特被处决。有关这些事情，参见W.E. Hardenburg，The Putumayo: The Devil’s Paradise（London: T. Fisher Unwin，1912）；Roger Sawyer，Casement: The Flawed Hero（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第7—9章；Brian Inglis，Roger Casement（London: Hodder & Stoughton，1973），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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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引文出自Bennett，“Illness and Order”，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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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对照一下附在罗森格伦和贝内特两书后的渊博书目，可以看出自1970年代初期以后“科学的”出版物的一种突然、飞速的数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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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参见罗森格伦饶有启发的叙述，In the Eye，第176—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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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这是贝内特的结论，“Illness and Order”，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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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我无力查遍这全部报道，但罗森格伦和贝内特的著作如此周详，他们的书目如此广博，如果说他们的专业同仁的著述中有某篇提到过叙事人，而他们竟不予理睬，这似乎难以置信。再说，尽管N.声称多明我会修士时常在其作品中谈起叙事人，但他们从未出现在本书第453页注释1提及的多明我会修士写作的三篇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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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Sommer，“About-Face”，第113页。我对《叙事人》的看法有别于她，但我从她的著作里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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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冒着惹恼读者的危险，我将尽量把英语中story-teller这个粗俗的陈词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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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参见“Der Erzähler: Betrachtungen zum Werk Nikolai Lesskows”，见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en （Frankfurt-am-Main: Suhrkamp，1961），第409—456，在第409页。（以下的英译引文系本人修改英译本原文而成，参见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Harry Zohn英译 ［New York: Schocken，1969］，第83—109页。）这一行将消亡正与玛奇根加人的命运相呼应。［本雅明的引文的中译，以王斑译《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为本，有改动。该文收入《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特向原译者致谢。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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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参见“Der Erzähler: Betrachtungen zum Werk Nikolai Lesskows”，见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en （Frankfurt-am-Main: Suhrkamp，1961），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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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同上，第412页。有启发的是，左恩把Hörer译作“readers”（读者），把fühlbar macht 译作“making it possible to see”（造成……瞥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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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同上，第413—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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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同上，第415—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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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同上，第420—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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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事实上，对任何一个故事，‘后来怎样了？’总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然而小说家则止于写下‘剧终’，邀请读者加入生命意义的预兆性实现，无望越此雷池半步。”“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的死亡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同上，第427—428页。看来要译出原文那恶毒的词序是不可能的：“Das was den Leser zum Roman zieht, ist die Hoffnung, sein fröstelndes Leben an einem Tod von dem er liest, zu wär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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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英文：It was Vera Petrovna who told me the story about the four horses found frozen up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Volga during the bitter winter of 1834.］“魔幻现实主义”之于列斯科夫和果戈理，就如会腹语术的人之于老祖母，在她周围很少有艺术大师的光晕飘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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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在东南亚殖民地，早期的译本是传教士与百无聊赖的官员怀着业余的古文物学和人种学兴趣出版的。往后，专业人种学家，甚至还有某些作家，都插手了。最终，在后殖民时代，国家的人类学家，国家的男女文人，间或还有两者的结合体，纷纷赶来了。我曾帮着翻译过泰国1960和1970年代的短篇故事，收集在《镜像：美国时期的暹罗文学与政治》（In the Mirr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Bangkok: Duang Kamon，1985）里，其中有两个关于“少数民族”的故事，饱含着同情心。故事之一涉及一出悲剧，发生在海上族（Sea People，指摩根族，“海上吉普赛人”——译注）的一个偏远贫困的滨海村庄里，它被写来作为当代曼谷以武力争雄的国家政治的一种寓言。另一则故事出于一位赫蒙族（Hmong）小伙子之口，半带牧歌风味，故事让这个少年懵懂地称他自身的民族为“苗族”（Meo），这是曼谷官场所用的轻蔑术语。1990年代，一位天才的爪哇作家，痛心于身处雅加达征服者铁蹄下的东帝汶人的命运，发表了关于他们的一系列故事，是从他的相识故旧那里听来的。考虑到在被占的东帝汶占主导的“美洲式”状况，这位年轻人——他可算是征服者的子侄辈——聪明地选择了爪哇形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参见Seno Gumira Adjidarma，Saksi Mata ［眼见为实］（Yogyakarta: Bentang，1994）。这本书翻成英语用了中规中矩的标题：《目击者》（Eyewitness，New York: Harper Collins Internationa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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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我们前面说过，在提名道姓的人物中，唯有施耐尔先生据说（两次）真的听到叙事人讲故事，但在这两个场合他都发现那娓娓述说的事情莫名其妙。只有耳朵接收到的东西，他不能当作好的指教加以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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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这种解释同萨默的开创性著作——略萨想必读过——的若干论点如此严丝合缝，以至于不能排除学院的殷勤或取笑的成分的可能性。但它也与前文所引的本雅明的话一致：“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表征中把不可通约性推向极致。”然而：我们须得立于何地，好容许自己将玛奇根加人看作秘鲁人，看作秘鲁的“人口统计学的极端”之一呢？（《绿房子》当然是略萨的一部早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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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El Hablador，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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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看起来，“极端的差异”不仅是地理上的或社会—经济的，它们也延伸到人类史的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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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略萨说过，他半带惊恐地迷恋于愿为一种思想牺牲一切的那种人。这对在这些思想方面没有个人偏好的人们而言，大概很平常。不平常的是略萨的创造力在他的某些小说中虚构出了这般人物。一个精彩的例子是《狂人玛伊塔》（1984）的主人公玛伊塔，他是个注定失败、徒劳无功、胆怯地搞同性恋的地下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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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原文可参见Wolfgang J. Mommsen和Rita Aldenhoff编，Max Weber: Landarbeiterfrage, Nationalstaat und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Schriften und Reden, 1892—1899 （Tübingen: J.C.B. Mohr，1993），第2卷，第545—574页。可用但不一定辨析入微的英译文收在Keith Tribe编，Reading Web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9），第188—220页。［该文中译见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选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5—108页。此处引文多有借鉴，特此鸣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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