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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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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约瑟夫·布莱克的生平和品行纪闻，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演讲》（“Minutes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Joseph Black M.D”，Addressed to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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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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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向下列对写作本书给予支持的人士表示感谢：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慷慨资助确保了本书写作的顺利完成；能干的乔纳森·劳斯、卢克·淳维斯和尼克尔·文森特坚持不懈地协助我的研究；波林·格兰斯细心地打印了初稿；斯普林格委托的四名匿名读者撰写了博学而详尽的推荐信；我的丈夫菲利普·格兰斯给予我深深的爱意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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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感谢慷慨地允许我重印下列论文部分内容的期刊：《亚当·弗格森著作对19和20世纪社会思想的预见》，《欧洲社会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37（1），1996，pp.203—228；《亚当·弗格森和进步与衰落的悖论》，《政治思想史》，18（4），1997，pp.677—706；《弗格森和斯密论“人性”、“利益”以及慈爱在市场中的作用》，《欧洲观念史杂志》，4（1—2），1996，pp.353—399；《亚当·弗格森的看不见的手》，《欧洲的遗产》，3（6），1998，pp.42—65，http：//www.tandf.co.uk以及《冲突社会学在18世纪的先声》，《观念史杂志》，62（2）4月，2001，pp.281—299，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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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题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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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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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本·希尔和夏尔曼·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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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一章 导论：激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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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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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弗格森（1723—1816）生活和写作的时期，正是通常所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智识活动活跃期，这是“欧洲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1]在其所处的时代，弗格森是一位著名的、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的思想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他在爱丁堡大学占有富于声望和令人垂涎的道德哲学讲席（1764—1785），并对外产生了重要的智识上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波及不列颠和欧洲（在欧洲，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所有主要语言），[2]也波及美洲。然而，他的声望长期被他的那些光芒四射的同时代人休谟、斯密遮蔽。[3]此外，尽管他和他们两人持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也常常能够见到一些材料，在这些材料中，他的观点和取向不自觉地与他们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成员混同在一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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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在19世纪的视野中近乎销声匿迹，这被归因为他不断批判“自私的体系”，而此时后者已经得到了不容质疑的尊重。正如邓肯·福布斯所言，弗格森的失误在于他神谕般地“揭露”了一个“充斥着追求相对而言无价值对象的次等公民的次等社会”。[5]［2］弗格森认为，文明社会不能沦为市场社会。更糟糕的是，市场自身可能包含有专制的种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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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被看成是试图“使处于发展初期的布尔乔亚文明合法化”（特别是在斯密的形象中），[7]但弗格森却并未如此，他以不断颠覆它并取消其合法性的姿态站在另一边。20世纪前期，对社会学的起源以及早期的现代性批判感兴趣的学者让他重见天日。更近一些时期以来，他又被探求有关文明社会的性质及其维系的早期资源的学者们重新发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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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成员（包括休谟、斯密、威廉·罗伯森、约翰·米勒、杜格尔·斯图沃特和卡梅斯勋爵）一样，弗格森受到周围的社会和物质的巨大变化之刺激而投身于研究社会。这项研究的目的并非简单描述或列举规律（以便发展一种道德科学）。他的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对这些变化的规范性批判有关，特别是就这些变化对美德、共同体和社会生活的情感内容的影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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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会认为，弗格森对政治腐败的关注使他在揭示机械化、劳动分工、官僚化、商业化、冷漠和过度扩张这些社会结构变量的因果地位方面预见到了19世纪社会学的许多方面。这种观点有相当的道理，尽管他是在对公民身份和德性的公民人文主义关注中获得最初灵感的。[9]我们还需牢记，他并非孤身奋战，而是与其他苏格兰人并肩作战，发展出了自己的观念，这些苏格兰人包括［3］斯密、休谟、罗伯森和米勒，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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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处在观察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强大力量的有利位置。正如比约恩·埃里克森所述，在弗格森的时代，苏格兰是“一个鲜活的关于生存的阶段或模式的社会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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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的部落毫无疑问处于游牧阶段。尽管农耕正在向资本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转变，但农耕阶段依然历历在目；在18世纪下半叶，当苏格兰低地地区成为欧洲的经济奇迹之时，商业阶段势不可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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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首先阐述社会学的早期形态的是苏格兰人。[11]弗格森对这一特定情况十分敏感。作为一个高地人和讲盖尔语的人，他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时代人中是独特的。[12]这种独特性的一部分体现在，他和卢梭一样，认为现代性在社会、道德和情感方面是有代价的，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则不怎么愿意承认这种代价。虽然许多观点不一致，[13]当卢梭宣称“我们的心灵随着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而相应地腐化”[14]时，弗格森却忍不住寻思是否正确。弗格森反对越来越主导社会和商业生活的理性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自利，他试图重新发现社群以及主导它的驱动原则，也就是激情 （因而从含义上看就不是理性，或者至少不完全是理性）。他赞同卢梭对某些人的质疑，这些人借赞美“友情、怨恨和爱”等“浅薄的（simple）激情”[15]，来“嘲笑拥有古老名字的爱国主义和宗教”。[16]［4］结果出现了对非认知过程在两条战线上的辩护。一条是道德和情感的，潜藏在关注腐败和团结的美德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框架中，并且聚焦在自发的感情的重要性上。第二种是社会科学的。在论证激情是社会秩序的来源时，弗格森设想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为社会科学的诞生提供了指导和帮助。他在此主要批判的是这样一种先天的推理，它与理性建构主义和契约论相关，并过度依赖工具理性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维系。弗格森代之以一种非认知的、非理性的历史和社会理论，这一理论预示了对社会模式、制度和习俗之发展与延续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理性、显性的契约和长期的规划退居次位，让位于激情和次理性的驱动力（sub-rational drives），后者不仅是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也是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总体均衡的推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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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位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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