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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一章 导论：激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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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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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弗格森（1723—1816）生活和写作的时期，正是通常所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智识活动活跃期，这是“欧洲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1]在其所处的时代，弗格森是一位著名的、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他的思想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他在爱丁堡大学占有富于声望和令人垂涎的道德哲学讲席（1764—1785），并对外产生了重要的智识上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波及不列颠和欧洲（在欧洲，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所有主要语言），[2]也波及美洲。然而，他的声望长期被他的那些光芒四射的同时代人休谟、斯密遮蔽。[3]此外，尽管他和他们两人持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也常常能够见到一些材料，在这些材料中，他的观点和取向不自觉地与他们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成员混同在一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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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在19世纪的视野中近乎销声匿迹，这被归因为他不断批判“自私的体系”，而此时后者已经得到了不容质疑的尊重。正如邓肯·福布斯所言，弗格森的失误在于他神谕般地“揭露”了一个“充斥着追求相对而言无价值对象的次等公民的次等社会”。[5]［2］弗格森认为，文明社会不能沦为市场社会。更糟糕的是，市场自身可能包含有专制的种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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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被看成是试图“使处于发展初期的布尔乔亚文明合法化”（特别是在斯密的形象中），[7]但弗格森却并未如此，他以不断颠覆它并取消其合法性的姿态站在另一边。20世纪前期，对社会学的起源以及早期的现代性批判感兴趣的学者让他重见天日。更近一些时期以来，他又被探求有关文明社会的性质及其维系的早期资源的学者们重新发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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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成员（包括休谟、斯密、威廉·罗伯森、约翰·米勒、杜格尔·斯图沃特和卡梅斯勋爵）一样，弗格森受到周围的社会和物质的巨大变化之刺激而投身于研究社会。这项研究的目的并非简单描述或列举规律（以便发展一种道德科学）。他的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与对这些变化的规范性批判有关，特别是就这些变化对美德、共同体和社会生活的情感内容的影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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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时会认为，弗格森对政治腐败的关注使他在揭示机械化、劳动分工、官僚化、商业化、冷漠和过度扩张这些社会结构变量的因果地位方面预见到了19世纪社会学的许多方面。这种观点有相当的道理，尽管他是在对公民身份和德性的公民人文主义关注中获得最初灵感的。[9]我们还需牢记，他并非孤身奋战，而是与其他苏格兰人并肩作战，发展出了自己的观念，这些苏格兰人包括［3］斯密、休谟、罗伯森和米勒，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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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处在观察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的强大力量的有利位置。正如比约恩·埃里克森所述，在弗格森的时代，苏格兰是“一个鲜活的关于生存的阶段或模式的社会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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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的部落毫无疑问处于游牧阶段。尽管农耕正在向资本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转变，但农耕阶段依然历历在目；在18世纪下半叶，当苏格兰低地地区成为欧洲的经济奇迹之时，商业阶段势不可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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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首先阐述社会学的早期形态的是苏格兰人。[11]弗格森对这一特定情况十分敏感。作为一个高地人和讲盖尔语的人，他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时代人中是独特的。[12]这种独特性的一部分体现在，他和卢梭一样，认为现代性在社会、道德和情感方面是有代价的，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则不怎么愿意承认这种代价。虽然许多观点不一致，[13]当卢梭宣称“我们的心灵随着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而相应地腐化”[14]时，弗格森却忍不住寻思是否正确。弗格森反对越来越主导社会和商业生活的理性化、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自利，他试图重新发现社群以及主导它的驱动原则，也就是激情 （因而从含义上看就不是理性，或者至少不完全是理性）。他赞同卢梭对某些人的质疑，这些人借赞美“友情、怨恨和爱”等“浅薄的（simple）激情”[15]，来“嘲笑拥有古老名字的爱国主义和宗教”。[16]［4］结果出现了对非认知过程在两条战线上的辩护。一条是道德和情感的，潜藏在关注腐败和团结的美德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框架中，并且聚焦在自发的感情的重要性上。第二种是社会科学的。在论证激情是社会秩序的来源时，弗格森设想了一种非常先进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为社会科学的诞生提供了指导和帮助。他在此主要批判的是这样一种先天的推理，它与理性建构主义和契约论相关，并过度依赖工具理性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维系。弗格森代之以一种非认知的、非理性的历史和社会理论，这一理论预示了对社会模式、制度和习俗之发展与延续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理性、显性的契约和长期的规划退居次位，让位于激情和次理性的驱动力（sub-rational drives），后者不仅是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也是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总体均衡的推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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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位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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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学家们一般认为，“19世纪上半叶”社会学才诞生，[17]但有时候弗格森被认为是“第一位社会学家”或“现代社会学之父”。他影响了涂尔干、滕尼斯、韦伯、埃利亚斯（Elias）和哈耶克等许多人，或者堪为其先声。[18]孔德承认他对实证主义发展的贡献，[19]斯宾塞阅读他的著作，并在发展自己有关“劳动分工……社会分层、个体化和融合”的观念方面可能深受其影响。[20]在德国，弗格森的著作为人熟知并产生了一些影响。[21]［5］他影响了马克思[22]并且启发了黑格尔有关需求、市民社会和劳动分工的后果的观点。[23]龚普洛维奇（Ludwig Gumplowicz）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都将社会学的起源追溯至弗格森，[24]而巴尔内斯（Harry Barnes）曾说，“如果在圣西门和孔德之前有人配享有‘社会学之父’的称号，那人便是弗格森”。[25] 20世纪上半叶，这样的论断司空见惯。[26] 虽然有时这样的论断要么夸大其词，要么断章取义，但仍值得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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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现代社会科学还有许多启示，[27]他的著作［6］代表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的第一个持续的批评，这一批评建立在对新生的异化和失范后果，也就是社会亲密性的破坏的觉察和阶级剥削理论的基础之上。他的推测史和对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的详细阐述，也被誉为对现代社会学方法和思想的主要贡献。[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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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弗格森的著作是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学思想的前兆，但他是否值得享有“社会学之父”的头衔存在争议，尤其是因为，在英美社会学开始孕育和确立自己独立学科地位的这个世纪中，他似乎已经被遗忘了。然而，人们未曾看到的是，在这一段时间，他通过马克思、黑格尔、斯宾塞以及龚普洛维奇等重要的人物影响了这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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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那个时候社会学学科还没有与道德哲学分离，[29]但以此为理由取消弗格森第一位社会学家的头衔是不恰当的。同时，将“社会学之父”的头衔加诸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是对该学科多元起源的否定。[30]如果说［7］有人配享这个头衔的话，那么孟德斯鸠和赫勒敦（Ibn Kaldhoun）都享有优先权。按照弗格森自己的话来说，他只是在孟德斯鸠开始的基础上建设并加以完善（他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赫勒敦）。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与孟德斯鸠不那么系统和有组织的尝试相比，他成功创造出了一些更丰富和更“鲜明的社会学的”东西。[31]因而，认定他为社会学众多父母中的一位、而且是其中主要的一位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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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点十分重要，不能因为现代“社会学家”的标签，就掩盖弗格森规划中的古典倾向。在他看来（与后人的观点相反），他的著作是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同时也是道德哲学和自然神学[32]方面的实践。这些著作还试图重申上帝的角色在理解社会运作中的中心地位，而这一角色已经为曼德维尔、休谟[33]和众多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世俗论描述所质疑。但弗格森的视野并未因这一企图而受到多大限制，首先，因为他提及的上帝通过次级自然法则发挥作用，因而也是通过非人为的且不变的社会法则发挥作用，这种社会法则属于真正现代社会科学的范畴，[34]其次，因为在18世纪，道德哲学关注的范围远远不局限于伦理学，而是一门在19世纪已经分化为不同社会科学的学科。[35]弗格森极少让他的道德偏见干涉经验性的证据，这部分地和他的理论是一种廊下派式的神义论（Stoic theodicy）有关。弗格森坚信社会是一个被善意地创造出来、由社会法则统治、并趋于积极平衡的体系，他发现甚至我们明显的恶意，也有［8］潜在的积极功能。他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使其在观察经验世界时更多地使用科学的好奇心而非高压的道德教化。在某种程度上，弗格森发展社会学的努力，可以理解为格劳修斯从古典时代前基督教自然法传统中汲取资源的工作的延续。自然法并非援引宗教权威或圣经而建立，而是作为公正的（有益于社会和道德上必要）和自然的（普遍的和永恒的）法则被通情理的人们所感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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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的很多洞见都具有开创性，并且是真正现代的，不只是在社会科学历史上反理性主义和反契约论的趋势中标出了十字路口，更具体来说，在于他在以下主题上的观察：结构功能主义；异化和失范的影响；习惯；环境与社会的交叉；冲突社会学；情感社会学以及他对“具有自由之倾向的”（proto-liberal）习俗和价值的深刻洞见。弗格森关于制度的宏观社会学——他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是迄今为止最综合和复杂的体系，他也对古典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潮流有重大贡献，这就是被哈耶克（他也引用弗格森作为直接的思想渊源）所发展和大众化的反建构主义和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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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弗格森的情感社会学以哈奇森的方法（特别是他对社会激情的效用的强调）为基础，但它更复杂，也更社会学，标示着一颗领先于其时代的精妙头脑。通过将我们的“激情”、“情感”、“欲望和厌恶”作为独立变量，他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变革和均衡的精当理论，这标志着与关于社会制度和秩序之起源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和契约论神话的彻底决裂。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述：“弗格森有我们时代的风格，我们可以视情况选择对我们的时代而言适合的语言或者他的时代的语言讨论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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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弗格森对早期自由主义蕴含的享乐主义的异议，标志着自由主义价值和情感发展上的关键一刻。弗格森所处的社会环境宣扬享受、政治上的安定和进步带来的风俗上的柔化。弗格森反对他感受到的社会的懒散的、伊壁鸠鲁式的倾向，坚持认为任何社会离开了公民美德便无法繁荣；它同样也离不开仁慈和团结的美德。公正、美德、审慎和合宜等冷冰冰和消极的美德以及节俭、廉洁和守时（斯密将其提升为现代秩序的支柱）等次要的美德当然是有用的，但它们还不足以维持像人类这样如此“气血旺盛”和复杂的物种。我们不能指望它们支撑一个社会，这是一个孕育人类的幸福、安全和美德的基体以及一个需要被理解为比审慎互动的市场远为复杂的实体。弗格森在休谟那里也没有得到多少安慰，后者坚信“产业和［9］改进”的时代是具有空前的文明、理性、进步和社会性的黄金时代。虽然斯密和休谟也提出了有关社会秩序的非理性主义理论，但他们对这一进步的社会后果更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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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变革、美德及社群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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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已经表明，在当时社会学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但弗格森仍然是它的前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社会学”这个术语的含义无疑存在争议，其“边界宽广、难以划定”。[38]然而，如果将其宽松地界定为关注对社会、冲突和变革的研究，以及关注于确立关于社会世界的法则的知识，那么弗格森无疑是一位早期开创者。如果社会学的恰当目标是社会结构（即一种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超越于或独立于任何特定时刻在这种结构中占有位置的特定群体或个人），那么弗格森感兴趣的东西可以被适当地认定为是社会学的。[39]作为知识分子，弗格森的意图在此也是相关的。据说，社会学是作为理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造成的意义深远的剧变的尝试而兴起的，[40]而这也正是激励弗格森的地方。麦克雷描述得十分恰当：“弗格森很困惑，他想公正地评估我们从社会变革中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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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想理解他自己所在社会的明显的感情和道德堕落背后的过程。他也希望发现能够做些什么来弥补由于民众对“公共情感无动于衷”而使国家遭致的损失。[42]他特别恼怒于笛福、孟德斯鸠和休谟等思想家提出的标准论证，后者认为古典的美德概念是尚武的，因为孕育它的社会在经济上是原始的。根据这种观点，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它也能良好运转。[43]弗格森反驳说，离开了公民美德，一个社会无论如何发达都不能存活和繁荣，并且这也正是通往物质进步的过程中牺牲掉的。现代性使［10］专业化、差异化、个体化、私有化、非人化和享乐主义水平不断提升，不可避免地导致没有足够早地察觉道德腐化之迹象的那些国家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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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的观点不仅应该置于商业化的背景中来认识，还应该考虑1707年“合并法案”（the Act of Union）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虽然早在1603年王冠集于一人后，苏格兰法院和王室就转到伦敦，[44]然而菲利普森认为该法案对苏格兰的灵魂来说只是“外伤”。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的废除“剥夺”了苏格兰的政治机构和任何政治独立的希望，苏格兰知识界被迫面临如何在传统基体（matrixes）缺失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美德的难题。[45]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一部分是要寻找一种能够有助于他们解释自身独特处境的“不同于公民美德的替代性语言”。正如菲利普森所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早期社会学是他们对于启蒙运动事业的“独特贡献”。[46]他们在逆境和边缘中写作，但是成就巨大。休谟在私人通信中很好地把握了他们这种强韧的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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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奇怪吗，当我们失去我们的国王、我们的议会、我们独立的政府甚至我们的贵族阶级时，我们却对我们使用的陈腐的方言的语调和发音不满；这不奇怪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成为欧洲学界的翘楚吗？[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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