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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Institutes，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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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政治视野》，前揭，pp.77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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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P.I.，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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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Edward Shils，《文明社会的美德》（“The Virtue of Civil Society”），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26 （1） Winter 1991，pp.3—20，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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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Varty，《文明或商业？》，前揭，p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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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黑格尔阅读和使用了用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的德语译本推动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概念在德国学术圈的流行，这一事实是观念史中的讽刺之一。” Oz-Salzberger，Introduction toEssay，前揭，p.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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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如约翰·基恩对18世纪思想家的一般论述。John Keane （ed）《市民社会和国家：欧洲的视角》（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London：Verso，1988，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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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Varty，《文明或商业？》，前揭，pp.30—31.Pocock，Virtue，Commerce and History，前揭，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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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Krishan Kumar，《文明社会：探究这一历史词汇的用处》（“Civil Society：An Inquiry into the Usefulness of an Historical Term”），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4 （3） September 1993，pp.375—395，p.377.Essay，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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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因此，奥兹萨尔伯格指出，“弗格森并不同意卢梭在他的《论不平等》（1755）中的著名论断，即土地的第一位占有者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造者’”。Introduction toEssay，前揭，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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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盖尔纳（Gellner），“Adam Ferguson and the Surprising Robustness of Civil Society”，前揭，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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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他的提法是：“野蛮的”（savage）、“未开化的”（barbarous）、“文雅的”（polished），而斯密的是，如狩猎、游牧、农业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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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野蛮社会更具美德、亲情和团结，但也更倾向“宗教迷信”及与之相伴的“对人类残忍和恶意的对待”。P.I.，p.305.虽然“野蛮人享有人身自由”并且彼此平等，她/他却失去了只能由“良好的政策”及“司法的规范管理”而带来的“自由”。Essay，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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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弗格森似乎对“国家”持有一种几乎不具争论性（更不用说含糊）的定义，即在特定范围内的一群人。有关“国家”这个术语在18世纪的含义的讨论参见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国家和习俗》（“Nations and Norm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43，1981，pp.74—87，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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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P.I.，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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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参见Essay，editors note Z，p.213，弗格森在此交互地使用这两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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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尽管如此，奥兹萨尔伯格还是让我们注意弗格森对这些分类明显的纠结。在《文明社会史论》的第一版，他写到：“从词源上看，文雅的（polished）这一术语最初指的是就法律和政府而言的国家状态。”在1768年的版本中，他补充说：“文明人（men civilized）指的是履行公民职责的人。”紧接此句他又说：“文明人指学者、时尚人物和商人。”Essay，p.195以及编者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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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首先注意到了这个企图，他写到：“弗格森标志着这样的时刻，即有关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论述开始从公民人文主义的论述中产生。” 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Adam Fergus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页26。布鲁尔还注意到弗格森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原初社会学（proto-sociology）之间的张力，参见他优秀的文章“Adam Ferguson and the Theme of Exploitation”，前揭，pp.461—478.约翰·波考克将这一苏格兰融合描述成“商业人文主义”（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页194），然而，在弗格森这里，这种融合并不那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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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虽然他偶尔在私人通信中称苏格兰为“北不列颠”。这在1707年之后并不稀罕。Broadie，《苏格兰启蒙运动》，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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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政治视野》（The Political Vision of Adam Ferguson），页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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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但考虑到他所处的背景，应该注意到，虽然这些张力让今天的读者震惊，弗格森自己是否强烈地感受到了它们是存在疑问的，因为党派标签在18世纪“非常模糊不清”。Addison Ward，《罗马史中的托利视角》（“The Tory View of Roman History”），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4 （3），1964，pp.41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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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政治视野》，前揭，页77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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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如布罗迪指出的，苏格兰文人将思考视为一种“社会行动”，他们是“将自己的著作置于公共领域，并在公共场合相互讨论和争辩的作者”。《苏格兰启蒙运动》，前揭，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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