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1260
1703311261
首先得到赞扬的是活力，特别是以“野心”和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活力。野心被定义为追求卓越的普遍欲望，一方面它可以是仁慈地、自觉地和社会性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个人性的和非自觉地表现出来。[157]即使个人的野心也值得赞赏，因为它盛产活力。相反，由于弗格森特别地谴责有闲阶级的无聊追求，［96］无所事事的奢侈和讲究受到彻底地贬斥。[158]
1703311262
1703311263
弗格森采纳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我们人类具有永不满足的本性。不断膨胀的需求致使我们“抱怨当下，怀念过往，向往未来”。[159]影响世界，改造世界，消除所有打扰我们幸福的障碍物和不便是我们的本性。人们“并非被造就来接受某种特殊的处境的”。[160]通过重申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强调顺从的否定[161]以及对廊下主义的直接批判，弗格森反驳了如下观点：“所有外部处境都是平等的；完美的人在法拉里斯的公牛和一床玫瑰中将享有同样的快乐”。[162]但弗格森充分意识到，这只是对廊下主义粗陋的理解，[163]因此他的批判针对的是流行的概念而非廊下主义本身。奥勒留——他的廊下主义（晚期的廊下主义）的标志是强调活力而非不动心，被标举为典型的积极行动者，他能够辨识出那些超出自己控制的环境，同时积极地履行处在自己直接控制范围内的责任和义务。依据自然生活涉及到这样一项技巧，即在有意识地施展上帝授予我们的积极能力的同时，在认识和遵循自然法则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164]
1703311264
1703311265
进取精神在其关乎社会需求时更能获得认同。公民人文主义有关公民和军事美德的主题在此产生回响。廊下主义的诫命——认识和履行与被安排的位置吻合的无论什么义务，尤其在我们“更高的”道德“使命”上，同样产生回响。正是在追求这些更高的使命时，我们“获得或保持了（我们的）美德”。[165]我们必须积极，持续地努力并运用我们的理性力量，但应在廊下主义所界定的审慎的范围内。智慧表现为一种对所有超出个人合理控制之外的外部条件和事件的明智的漠不关心。廊下主义要求认识义务，以便履行落在我们身上任何责任，但它也带有人类卓越的概念；带有我们具有超出我们身体之外以及安顿我们的英勇冲动的潜能的概念。弗格森说，“宿命论者”的观点是荒谬的。人类天性活跃，他们努力奋斗，克服困难，繁荣兴旺。[166]与《旧约》［97］将劳动视为一种人类堕落的可恶结果这一概念相反，[167]人类并非天生厌恶劳动。实际上我们的最大快乐就在于劳动和活动。[168]任何安逸的状态都被极力避免，因为我们人类厌恶无趣。对心灵的福祉来说，工作本身是愉悦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169]“认为幸福就在于免于辛劳或者无所事事是一种鄙陋的观点。”[170]
1703311266
1703311267
在人的构成中，处于支配地位且最不可抵抗的驱动力就是“野心”。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人们不可避免地被驱使着创造性地劳作，“放弃所有愉悦，忍耐所有苦难”。[171]18世纪的早期，对于“利益”的定义从关注人类愿望的总和转向更为狭隘地关注经济利益，[172]弗格森采用的是后面这个定义。“利益”的狭隘定义使得弗格森可以提出了被称之“野心”的这一新的，更为一般的对于诸欲求的界定。虽然弗格森并非始终如一，但是在这里似乎野心不同于自我保护，因为它的目标（无论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更多样化，并且在性质上可能是纯粹利他的或道德的。利益主要限于关注身体而野心一般指向进步，无论是道德的、智力的还是技术上的进步。利益和野心的运作有时会冲突；但在其他的时候，一项行动，例如关心财产，可能是野心和自我保护结合的结果。野心是本然的冲动，但它也涉及道德和理性的能力，这是区别于自我保护的另一种属性。野心（有时吸纳了自我保护）是无论经济的，科学的，艺术的还是智慧的人类主要成就的来源。弗格森并未将野心设想为贬义词，[173]他使用更为正面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术语将之定义为一种不停奋斗的本能，一种持续和不知满足的“追求胜过现在所拥有的更好事物的欲望”。野心就是不知满足的需要，刺激和驱使着我们迈向更大的进步。“是财富的不断增长，而不是到手的那些，使得欲求的想象力轻松自在。”[174]野心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它激发我们追求和保护财产，建立政治、法律和［98］社会“制度……以取得社会的和平和良好秩序”，是我们在科学、知识、艺术和“哲学”上所有进步的原因。[175]
1703311268
1703311269
野心是理解弗格森的完美主义和他试图为目的论和神意框架内进步的启蒙信念辩护的关键；它是“前进的特别原则”并且绝不会被耗尽。[176]然而弗格森猛烈地抨击骄奢淫逸的欲望的扩张，因为在“自然的”条件下，“自然的感官欲望比较容易满足”并且“限定在较窄的范围内”。[177]与未腐化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需求的无限扩张应当被引向“人类生活的更高的和更好的追求”。尽管在“单独的动物性生活（生存）的关注”中野心的发挥伴随着利益，在人类的实践和道德进步的更高级的领域中它的发挥更为关键。野心可能偶尔会误导我们去追求无价值的目标，如“拥有财富”或“权力”，而弗格森确信“智慧的生命，或早或晚，注定会发觉野心的真实道路”，[178]这一道路引导我们培育“社会秉性”这一通向德性和幸福的最终路径。[179]弗格森将这一进步性鞭策视为“持续的”、“普遍的”和最主要的动力。[180]最健康的目标是那些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并强调合作的目标。野心并非源自想要克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或低人一等的感觉，而是以与上帝的心灵交接的欲望为典型特征的一种更为良善的完美主义的表达。[181]
1703311270
1703311271
六、结论
1703311272
1703311273
尽管信奉目的论和神意论，弗格森对人类基本的社会性，以及这一事实影响个人化的驱动力之方式的强调，有助于为社会科学后来发展提供空间。他与法国唯物主义的冲突以及对本性/教养之争的探讨也是如此。他坚持认为，他虑的激情既是自然的也是适应性的，也显现出很大的先见之明。
1703311274
1703311275
弗格森对人类生活的驱动力原则的兴趣构成了早期的情感社会学，而他对早期自由主义隐含的享乐主义的反对，照亮了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他与斯密和休谟的分歧，为观念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分叉口提供了洞见。弗格森取得的成就，部分是因为他敏锐地观察到了现代性和市场伦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99］以及他为处理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局限所做的准备。这些准备使他避免了那种僵化的、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对利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早期批判，而赞赏进步的积极影响。
1703311276
1703311277
[1] 例如，参见J.Pierce，《苏格兰常识学派和个体心理学》（“The Scottish Common Sense School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见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Vol.31，1975，页137—149、页140。
1703311278
1703311279
[2] Vidal，《18世纪的心理学》，前揭，页90。
1703311280
1703311281
[3] 虽然在提及制度或者机构时，他也常使用“心智”一词。
1703311282
1703311283
[4] 《给吉本的信》（Letter to Edward Gibbon），April 18，1776，Correspondence，No.88，I.页141。
1703311284
1703311285
[5] 哈孔森也已经注意到了斯密和休谟的心理学也是如此。Knud Haakonssen，《立法者的科学：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自然法理学》（The Science of the Legislator：The Natural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页6。
1703311286
1703311287
[6]Essay，页8—9。
1703311288
1703311289
[7]Analysis，页7。
1703311290
1703311291
[8] 第八章将更深入探讨这一点。
1703311292
1703311293
[9] 罗伯森（John Robertso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苏格兰对启蒙运动的贡献》，前揭，页48。
1703311294
1703311295
[10] M.Wertheimer，《心理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Psychology，New York：Holt，Rhinehart and Winston，1970），页20。
1703311296
1703311297
[11] John P.Wright“18世纪苏格兰生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和生命灵魂”（Materialism and the Life Soul in Eighteenth Century Scottish Physiology），见《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Paul Wood （ed.），Rochester：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2000，页182。
1703311298
1703311299
[12] Wertheimer，《心理学简史》，前揭，页20。
1703311300
1703311301
[13] 实际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始终将人的身体视为“机器”，例如，参见3.14.12，页242以及 3.14.2，页234。
1703311302
1703311303
[14] 根据霍瑟萨尔（David Hothersall）对于功能心理学的定义。D.Hothersall，《心理学史》（History of Psychology：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5），页21。
1703311304
1703311305
[15]Institutes，页11。同样的观点在“Joseph Black”（页109）和Principles，I（页1）中反复出现。这种方法似乎为培根首创（Wood，《人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页94—95），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指出，为了“理解道德上的善为何物”，“我们必须研究人类的灵魂”。Aristotle，《伦理学》（Ethics，translated by J.A.K.Thomson，London：Penguin，1976，Book I.Xiii），页87。需要记住，18世纪的道德哲学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学。Viner，《上帝的作用》，前揭，页78。对于“常识”学派心理学的一般讨论，参见Philip Flynn，《苏格兰哲学家、苏格兰评论家和心灵科学》（“Scottish Philosophers，Scotch Reviewers，and the Science of Mind”），见The Dalhousie Review，Vol.68，1988，页259—283。亦可参见Pierce，《苏格兰常识学派和个体心理学》，前揭，页137—149。
1703311306
1703311307
[16] 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格森接近马勒伯朗士的真正的有预见性的心理学，后者也认为人类行为是上帝超越意志的动力因。Reed，《理论、概念和实验》（Theory，Concept and Experiment），页342。虽然，弗格森将我们的官能和激情确定为这些动力因，马勒伯朗士几乎提出了一种充分发展的有关无意识心智的力量的理论。弗格森的方法也远离狄德罗、霍尔巴赫、马拉（Marat）和哈特利（Hartley）等人提出那种萌芽期的精神病“科学”，因为他将自己限定在神学框架内工作；这种关于人的研究没有被充分地采纳，因为对弗格森而言，更关键的是人类而不是物质和细胞。有关对精神疾病的观念从形而上学过渡到生理事件的讨论，参见Sergio Moravia，《启蒙运动和人的科学》（“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Sciences of Man”），见History of Science，Vol.18，1980，页247—268、页263—264。
1703311308
1703311309
[17]P.I.，页 49。
[
上一页 ]
[ :1.703311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