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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在上述段落中，人类的缺陷是借助目的论的语言设想的。我们的弱点是上帝为了保障我们的幸福和繁荣这一专门目的而故意授予的。弗格森对人类缺陷是故意和有目的地赋予的强调构成了对其思想的任何纯粹演化论的解释的有力反证。他同意西塞罗的《论至善和至恶》（de Finibus）中加图的观点，即创造的意志蕴含着保存的意志。“自然既想要后代得以繁衍又没有在其出生时提供条件善加照顾，这并非是不一致的。”[42]在这一情形下，与出生和儿童期养育相关的缺陷就产生了相互依赖以及感情上的强烈联系，后者反过来又造成了我们人类的安全所依赖的持久的社会纽带。表面上看对出生不利的环境，蕴含了“人类必定与其同类形成的社会连接的萌芽”。这就确保了人类的社会性，也确保了我们注定进步的模式（社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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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人口水平时，弗格森预示了马尔萨斯，他告诉我们人口的增长是物质繁荣自发的副产品。[44]然而，人类努力增加繁荣出于不同和不相干的动机，即当前的轻松和舒适，“这是为了造福已经存在的人们，而不是为了增加人口”。[45]人口的增长是自利以及渴求个人安全的非意图的结果。刺激人口增加的刻意企图往往会失败；它们也确实“阻碍”和“误导”这一过程。同样，企图阻止增长也是误入歧途，因为“人口增长总是与其资源相适应，不需要政府的帮助来改善繁殖的法则，只需要它保障安全和丰裕”。当善意的立法者打算干涉自然的微妙平衡时，他们就陷入到“损害他们无法大为促进的利益，造成他们不能修复的破坏”的危险之中。当人们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受人为政策的阻碍，［109］“他们将遵循自然的倾向而行并取得相较国家事务委员会所能设计出来的更为显著的效果”。[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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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自由就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基础。[47]对弗格森来说，罗马军事独裁者屋大维的人口法律既令人生厌又事与愿违。对屋大维和其他想要干预社会均衡的主权者，我们只能说，“他们在设计疗法的同时也调配了毒药。他们给生命的原则泼冷水，让它们失去作用，同时又努力想通过外敷，恢复衰弱病体的青春”。保持可持续的人口水平的重要任务不应委托给不可靠且善变的“主权者或单个人的智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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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指出，非意图的后果具有涟漪效应，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积极的非意图结果。它们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下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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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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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赞同曼德维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发源于无数个人的行为，他们并非有意，甚至也完全不理解自己创造的惊人复杂性。[49]人类似乎具有任何个人都不具有的特异禀赋。语言是一种社会产物，对那些教导说言说最初是由“一些理性和文明的创立者”传播的“诗人们”，我们应该抱有怀疑。弗格森彻底摒弃了契约论者和理性主义对语言起源的解释，他声称“不管是交往还是谈话，无论其形式多么粗陋，都与人类共始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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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格森的体系中，语言发挥着许多关键功能。言词让我们能够以口头传说的形式保留我们共同的历史，后者反过来又激发我们的“激情”并增进共同的情感。[51]既然言词有这么大的地域差异，它便有助于维护共同体的界限。但这并不阻碍其穿越文明或在文明之间发挥协助知识传播和发明的［110］功能。经由语言，“科学发现、发明的模式或者天才的成就，无论它们起于何处，都能找到通往世界的道路，成为人类的财富”。语言帮助我们保存现有的成就并分享新成就，而我们掌握外国方言的能力帮助我们“保留在过去的很多代中已经不再被言说的知识”。[52]弗格森记录了语言对于人类的一般进步所作出的（至少从人类视角看）意想不到的贡献。“人类在表达和交流上的特殊天赋将人类的努力聚合起来服务于智力进程中的一个共同的进步目标。”[53]弗格森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正是语言让我们适合于政治生活并注定过政治生活。[54]语言的普遍性确证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的宿命，[55]而社会反过来也不可避免地通向政治社会。[56]言说的能力为了这一特定目的，也就是使我们为了生存，繁荣和进步而一起生活与合作，被内置在我们的基本构成之中。人类是仅有的注定要过政治生活的物种，因为只有人类具有言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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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言说是普遍的，“人类特有的”和天生的，[57]那么所有人（但只有人）都将参与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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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语言的例子阐明了自然和技艺之间亲密的共生关系这一重要的弗格森主义原则。言说的倾向是先天的，而它同时也是“人类天赋最先和最精彩的产物……在此，被创造出来的心智本身也是创造者”。[58]所有人类进步都是社会事件，语言的发明成了这种进步无价的催化剂。弗格森的完美主义被设想为人类自我创造的过程，但是它也是在一个为神所植入的倾向和本能所界定和塑造的目的性框架中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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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技术成就和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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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认为，发明或者“机器艺术”的改良是社会演变的强有力决定性因素。而发明本身很少是有意识的发明的结果。相反，他们往往是人们努力保障其个人需要的意外结果。在人们受到“保护”并自由地从事自己的职业的地方，“工具”自然会积累起来。[59]我们摆脱逆境，清除道路上的实际障碍的欲望［111］激发了新技术。发明是人渴望行动和“有所事事”的特定心理需要的产物。人类天生厌恶无所事事和乏味。[60]弗格森以马基雅维利的语调声称，调动我们的资源反抗命运，与自然搏斗是我们的本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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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自然、专业化的发展及其影响的阐释是其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的核心部分。他的论述始于对亚当·斯密关于专业化来源的解释的含蓄批评。斯密将劳动分工的起源归因于人类“交换和交易”的特有本能。[62]相比之下，弗格森将劳动功能的专业化倾向建立在人类自然的多样性以及特定的环境因素（即人类经验范围内所面临的极为多样的处境和障碍上）的基础上。[63]这一进程是一种典型的渐进演变，建立在随着时间推移的微小的，逐步的改进而非行动者方面任何长期计划的基础之上。[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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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对人类进步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产生财富和繁荣。专业化也会带来某些意想不到却很重要的社会制度。职业的专业化不可避免导致劳动的社会分工，进而产生与其说对社会有害不如说对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的社会阶层。结构化的不均衡体系通过为工人提供广泛的工作激励而刺激着市场，通过长效的工作刺激机制为市场提供工人。阶层的嫉妒和仿效对于保持商业经济的运动极为重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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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弗格森对契约论的抨击：国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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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各自对自发秩序的解释中，斯密、休谟、米勒、斯图尔特和弗格森有一个共同点，极力拒绝早期现代政治哲学中的契约论。这种拒绝为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过渡指明了道路，实际上使之成为可能。[66]弗格森认为，人类本能、个体心理、习惯、风尚和习俗、物质环境以及冲突都在正规政府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他对国家起源的讨论摒弃了关于自然状态以及社会或者政治契约的所有理性概念。卢梭假定前社会的“人”独立、“孤独、闲适”地生活着，“分散于其他动物之中”，[67]与此相反，弗格森坚持，人一直是成群结队地生活。[68]正如他［112］非常明确地指出，卢梭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按照他自己的推理“为了形成任何约定，人必定已经在社会中了，在他们能够为了无论什么目的而达成一致之前，必定已经实际上一起行动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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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试图“发现自然人”，他假定社会状态是对这些知识的阻碍，弗格森对此明确表示反对。[70]他进一步反对笛卡尔的理性建构主义，后者源自亚里士多德对于自然和习俗的划分。弗格森将这种区分称为虚假的二分法，他描述了许多位于自然与人为两者之中间地带的许多现象，也就是那些同时是自然和习俗的产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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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源自本能，源自“联合”与“冲突”的原则，与此同时，它的正式制度有着非正式的自生自发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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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通过这些虽称不上正规却顺畅的程序，单凭年龄，人们就可以在地方会议中获得一席之地；凭年轻、热情和在沙场上的勇武就可以得到领导的头衔；在任何紧要关头，整个社会都可以集结起来。我们不妨大胆地说，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元老院、行政机构和公民议会这些古代立法者因之而闻名遐迩的机构的渊源。[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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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同时指责西方文化的傲慢和更加普遍的物种傲慢，他指出，当我们将其他物种的成就归功于“大自然的智慧”（本能）之时，开化了的人类的成就却“被归功于他们自己，并且被认为标志着胜过那些野蛮心智的能力”。[73]制度与人类共存，因为我们本能地发展它们。正规政府这类表面上人造的结构，实际上完全是自然的，因为它们内在于神的计划之中，也就是说，它们内在于神所设定的人性之中。[74]弗格森再次提出了他奇怪的“缺陷”论证，他主张政治制度并非来自于这样的本能，而是来自于它们的缺陷。政府是为了弥补我们自然的贪婪和好战性产生的消极效应所亟须的。“就像商业艺术起源于人类动物本性的需求，这种被称作政治的艺术起源于本能性的社会的需求和缺陷”。[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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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产生并非基于对政治秩序的有意识的欲望，而是为了对抗过度追求私人财产所导致的恶行。以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弗格森指出，尽管我们具有天生的社会性，但也有时候我们是被迫具有社会性。我们的“炫耀性比较”的本能倾向［113］导致了人们之间的敌意，为了保护公民及其私人财产，正式的政府便出现了。[76]国家的出现也为了抵消私人财产的另一个不利影响，即私人财产所带来的阶级压迫的可能性。正规政府的出现“不是为了建立从属关系，而是为了纠正已经存在的从属关系的滥用”。[77]休谟也认为实定的司法体系的产生是为了保护和调控私人财产的使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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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格森也不允许自然的表面缺陷玷污了造物主的名，因为它们是上帝故意地安排人的构成之中，以激励他们通过冲突和敌对而发展自己的能力。[79]但是既然造物主是仁慈的，“他”也顺便为人类提供了救治有用本能的负面效应的解药，也即赋予他构建正规政府的本能刺激。[80]文明社会是人类需求的产物，而正规的政府是对私人财产造成的恶的直接回应。这些安排是更加广阔、自我矫正的自生自发秩序体系的一部分。我们表面上偶然的制度，实际上是间接的产品，甚至我们的心理如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是精细的自我调节的工具。弗格森似乎是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基础上从事建造，后者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的需求。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他也在模仿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起源的目的论因果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优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一切事物的目的因都在该事物之前作为其最终存在的一部分已经先出现了。国家的发展是必然的，而在它之前的原始形态（是其成型过程的一部分）是由它们的目的（例如，国家本身）引起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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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格森的著作中，认为人类的缺陷是“上帝”为了更高的目的而故意植入的观念司空见惯，也非常符合他有关冲突和逆境的积极社会功能的整体构想。这也为将弗格森主义的自生自发秩序解释成神义论/目的论的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这样的主张在纯粹的演化论体系中没有逻辑上的地位。[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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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强调我们关键制度的起源是多元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任何长期的人类规划。政府的匀称性和复杂性，其各个部分之间的协调一致，都无法设想成是单个立法者的作品，无论其多么智慧。完善的制度往往反应和体现了一代代行动者的集体智慧，他们通过几个世纪的适应、冲突和妥协零敲碎打和辩证地塑造了这样的制度。［114］因而，弗格森和柏克（以及斯密）一样，都厌恶任何激进的变革或革命的精神。[83]这会破坏“自然”，自然的运作模式完全是次理性的演化性的。“没有任何制度是通过协商一致而形成的，也没有任何政府是计划的翻版”。人们“轻松地从一种政府形式过渡到另一种政府形式”。[84]尽管弗格森承认，一旦建立，某些体系（在这里是自由的制度）可能会“受到个别人的警惕、活动和热忱有意地保护”，[85]政府本质上还是源自人类缺陷的冲突的非意图结果。反过来，政府的非意图后果加强了安全，增加了社会福利，促进了所有人更大程度上的自由。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所导致的状态带有有意识的人类设计的各种特征，但是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相更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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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历史是盲目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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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方法的一个重要成分是，相信理性和有意的计划在历史的展开中仅仅发挥了次要作用。相反，微观层面的短期目标追求（被本性所驱动，因习惯而加强）在长期取得了未曾梦想的后果。我们无法确定任何制度起源的准确时间，有两个原因：首先，制度的确立很少是单一的可辨认的行动者的事情，其次，它们是为本能所激发的，从而与人类同在。[86]发明是逐渐演化出来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的产物。例如，以语言为例，“无论个人的天赋多么突出，都无法创造语言”。[87]人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这绝非单个个人甚至不是单个世代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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