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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43 [128]Essay,页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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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45 [129] “主控者是看不到的,但是他的操作是明显的”。“论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物”(“Of Things that are or May Be”,Collection of Essays,No.27 [1]),页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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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47 [130] 有人认为弗格森的历史观没有包含“任何可以在孔德或戈德温那里找到的可完善性主题的痕迹”。A.S.Skinner,《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的历史》(“Adam Ferguson: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见Political Studies,Vol.15,1967,页219—221、页220,与这一解读相反的观点(除了我的)参见John Veitch,《苏格兰大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Scottish Universities”),见Mind,Vol.2 (6) April,1877,页217;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122;Bernstein,《弗格森和进步的观念》,前揭,各处;Pierce,《苏格兰常识学派》,前揭,页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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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49 [131]P.I.,页47;Essay,页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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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51 [132]Essay,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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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53 [133]P.I.,页184;亦可参见P.I.,页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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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55 [134]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4.36.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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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57 [135] Robert Nisbet,《进步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London:Heinemann,1980),页45。塞涅卡的类比将会在接下来的1900年中被不同的思想家引用,从圣奥古斯丁到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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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59 [136]Essay,页10—11;P.I.,页36、页194;《论原因和后果,目的和意图,秩序,结合与设计》(“Of Cause and Effect,Ends and Means,Order,Combination and Design”),Collection of Essays,No.13,页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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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61 [137] 特别是在进步的内容和速度上,我们表现出了显著的活动范围。P.I.,页314;P.II.,页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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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63 [138]P.I.,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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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65 [139] Michael Lane,《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London:Jonathan Cape,1970),页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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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67 [140] 也就是说,我们道德上的自我实现,表现在对共同体的服务以及相互之间的仁爱上。P.II.,页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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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69 [141] 维尔克也提出了一种与弗格森在此提出的类似的历史解释。Willke,《亚当·弗格森的史学思想》,前揭,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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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71 [142] 我借用了凯特勒的“进步的目的论”的术语。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前揭,页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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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73 [143]Institutes,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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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75 [144]P.II.,页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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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77 [145] Joad,《哲学》(Philosophy),页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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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79 [146] 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详见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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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81 [147] 感谢约翰·格雷(John Gray)对该术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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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86 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1703309708]
1703312087 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七章 弗格森的早期冲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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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89 [123]本章将聚焦于弗格森在冲突理论领域上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为他赢得“社会学之父”的现代声誉的原因之一。[1]弗格森的理论或许是迄今为止对冲突的积极的、组织性的属性最先进的处理方式,[2]他的讨论有很多先见之明。他的冲突理论假定冲突是社会交往的真实媒介甚至形式,从而预见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冲突理论,也体现了早期的辩证性的历史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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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2091 弗格森在解释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秩序的保障中非常重视冲突的作用。冲突产生了很多积极的未意图后果:它防止社会的僵化;导致国家、正式的防卫制度和大规模的社群的形成;它在道德人格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维系了政府诸权力之间的平衡,防止专制的侵犯,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凝聚性的维持。因而冲突对于人类的繁荣和文明的进展非常重要。[3]因为冲突是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实现了所有这些方面,所以它在弗格森对文明社会出现的契约论解释的质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尽管他的方法具有真正的原创性,仍然应当记住,弗格森在塔西陀和马基雅维利等人那里获得了灵感。他在黑色守卫团[4]担任牧师的短暂但显然是愉快的经历,也可能塑造了他对“冲突”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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