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2177
当暴力被“爱国者和战士”在这种环境下使用时，它就会变得对社会有用，产生“人类美德最光辉的事业”。[93]战争并非总是恶毒的。相反，它常常能为磨炼“人类最优秀的品质”提供机会。[94]弗格森的仁慈伦理学和他在冲突问题上的毫不含糊观点之间的明确分歧在这一点上特别显著。但是，以一种典型的方式，他以调和悖论的那种为人熟知的工具调和了这一冲突。我们表面上矛盾的本性，同时具有社会性和敌对性，实际上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们社会激情的力量强弱和我们为了保护社会而预备付出的努力直接相关，这在“真正的”战士的行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的暴力由于捍卫其同胞的安全的缘故“得到认可”并有益于社会。[95]外部压力有助于社会生活的维系。“敌人的侵犯通过将其成员更为牢固地团结在一起，通过预防其公民之不和否则就可能会造成纷争与分裂而往往有利于国家。”[96]弗格森表示，“如果我们指望赋予一个民族的多数人彼此之间有一种团结的感觉，但又不允许他们对反对他们的人抱有敌意，这将是徒劳的。”[97]威尔士将人类本性的这一讽刺称为“弗格森悖论”，并且提到杰弗逊用这个观念说明“印第安的爱是通过他们的恨展现的”。[98]当弗格森非常怀旧地谈到那些“其内部社会具有最为牢固之联系的单纯的小部落，作为独立国家处在对抗的状态，常常被最难平息的仇恨所激发”[99]时，他心中想到的或许是高地部落的系统。西塞罗也持类似观点：我们又将如何看待“残忍和野蛮”呢，当其“受到社会团结纽带的约束”而成为富有成效和值得称赞的“勇气”。[100]有关政治派系，沙夫茨伯里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写到，“派系的精神”，表面上是反社会的，实际上来源于“社会友爱和共同情感”的要求，虽然是以一种“不规则”的形式。常见的观点将政党政治［137］视为是完全自利的行动者的领地，与此相反，实际上，就参加党派而言，在“所有的品性中”，“彻底自私的那一种的作用是最弱的。”[101]
1703312178
1703312179
八、复杂性和紧张性
1703312180
1703312181
因为弗格森的神意论，特别是他对仁慈美德的强调，伯恩斯坦认为，“弗格森对冲突中显现的品质的赞赏对他的政治哲学构成一个问题……他并没有充分面对这个问题”。[102]但弗格森能够通过将其对我们的好斗性和侵略性的赞赏，与对许多重要的廊下派德性的赞赏并列起来回应他的批判者。这些并非和平主义和不动心的寂静的希腊—廊下派美德，而是政治活力和军事勇猛的更加热烈的罗马—廊下派公民美德。冲突具有公民的和道德的效用；甚至暴力也被认为与某些责任的必然要求和强制履行之间具有特殊关系，而这些责任是与指定位置相吻合的。还需要记得的是，弗格森为一种经验的社会科学而努力奋斗并且不愿将“体系”置于可观察的事实之前。换句话说，就算他是廊下派寂静主义的提倡者，但他也不会允许自己的任何道德偏见干涉他作为早期“社会科学家”的任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劝告他的读者警惕霍布斯主义者有关我们本质上究竟是善良还是邪恶的物种这个道德问题争论所引起的混乱。我们的社会本性并不必然排除暴力，而我们的暴力并不使我们邪恶。我们所固有的社会性是一个可观察到经验的事实，一条与我们的身体性质相关的法则。它并不具有道德的维度，也不会因为冲突的存在而被驳倒。[103]
1703312182
1703312183
奥兹萨拉伯格认为，弗格森同时信奉廊下派的价值观以及冲突，表明了一种“显著的矛盾”，他“简单地就是不想解决”这个矛盾。[104]还有人认为，弗格森对“联合和纠纷”的原则的兼容性的坚持表明，他已大大背离了廊下派的原则。[105]凯特勒认为这个“背离”反映了弗格森对“他所处时代受过教育的人们对廊下派教义所抱有的那种可疑的敬意”[106]的回应，但鉴于弗格森明显和频繁地表现出的对廊下派的热情，这种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107]同时，瓦萨科将所谓的弗格森背离廊下派与他在部落体系中的亲身经历相联系，据说，这种经历会触发斗争具有积极的社会［138］价值的看法。[108]这是一种更好的解释，然而这也假定了斗争性不能与廊下主义兼容。务必牢记，弗格森是罗马廊下主义而非希腊廊下主义的门徒。前者很少强调顺从，而是较为强积极能力的运用以及履行与公民身份相关的职责。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卫祖国的军事服务。每当他提到冲突的不可避免时，他便能将暴力追溯到必要和职责，从而使自己和廊下主义再次结盟。[109]
1703312184
1703312185
九、结论
1703312186
1703312187
上面已经指出，弗格森对冲突的角色的处理被认为是通向19和20世纪社会学的最初步伐中的一步。弗格森的思想没有多少不被后来的思想家如科瑟、埃利亚斯和马克思重述和充分地发展，这是事实，然而他的真正成就是在宗教的和远古的世界与现代的、世俗的社会学关注之间建立了桥梁。这种综合在他的“神意的功能主义”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呈现，借助这一功能主义，一种关于冲突的真正的功能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社会学被安置在目的论的，神学框架之中。弗格森巧妙地将他对前商业社会的怀旧之情和对塔西陀、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家所赞美的美德的赞赏，转化为某些特别新鲜和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东西。
1703312188
1703312189
[1] 例如，参见Lehmann，《亚当·弗格森》，前揭，页98—106；Barnes，《孔德之前的社会学》，前揭，页235；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结构》，前揭，页52。
1703312190
1703312191
[2] Lehmann，《亚当·弗格森》，前揭，页189—190。
1703312192
1703312193
[3] Forbes，《文明社会史论》“导言”（“Introduction” toEssay，p.xviii.）
1703312194
1703312195
[4] Kettler，《亚当·弗格森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45。
1703312196
1703312197
[5] Bryson，《人与社会》，前揭，页49。
1703312198
1703312199
[6] Forbes，“Introduction” toEssay，前揭，p.xvii.
1703312200
1703312201
[7]Essay，页24。
1703312202
1703312203
[8]Essay，页148—149。
1703312204
1703312205
[9]Essay，页25。
1703312206
1703312207
[10]Essay，页48。
1703312208
1703312209
[11]Essay，页21—25。
1703312210
1703312211
[12]Institutes，页22。
1703312212
1703312213
[13]P.II.，页293。
1703312214
1703312215
[14]P.I.，页197—199。“自然状态要么战火连绵，要么和和睦睦。”Essay，页21。
1703312216
1703312217
[15]Essay，页21。
1703312218
1703312219
[16] 萨勒兹伯格认为，弗格森“有关认识和道德发展的观念是政治性的”，并且既然他明确地将政治视为男性特有的行为，他对于道德和心理发展的观察就“严格地限制于在这一强势的性别上”。Oz-Salzberger，《解析启蒙运动》，前揭，页114—115。
1703312220
1703312221
[17] 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B.MacPherson，Ringwood：Penguin 1981，I，xiii），页184—188。
1703312222
1703312223
[18] 孟德斯鸠也反对霍布斯的这种“二元对立”，但他的立场不同于弗格森的地方在于具有契约论的倾向。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Laws），1.1.2.，页 6—7。
1703312224
1703312225
[19]P.I.，页16—17。
1703312226
[
上一页 ]
[ :1.7033121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