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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P.I.，页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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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Thoits，《情感社会学》，前揭，页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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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P.II.，页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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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Institutes，页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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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P.I.，页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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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ssay，页16。孟德斯鸠也用“自然法”这个术语解释文化中的普遍项的存在。《论法的精神》，1.1.1.，页1。同时参见《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J.Betts，London：Penguin，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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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P.II.，页 270。“前人的契约，惯例来源于此，并不约束他们的后代”。P.II.，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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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P.II.，页290。同时参见P.II.，页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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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Hume，Treatise，2.2.10.，页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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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P.II.，页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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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莱曼（William Lehmann）是第一个探究弗格森著作中的这些雏形心理学的人。Lehmann，《亚当·弗格森》，前揭，页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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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P.I.，页13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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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P.I.，页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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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P.I.，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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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P.I.，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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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社会：亚当·弗格森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思想 第九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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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在弗格森建立一个完整和综合的社会秩序理论的努力中，他小心地避免忽视物质环境的作用，部分是因为其艰苦的方面经常被其神学上的对手引做一个严酷的上帝的证据，但也因为他持有人类生活由多种力量支配的观点。物质因素被认为在塑造人类行为因而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用了一大节讨论“气候和环境的影响”，[1]而环境的主题贯穿了他所有的著作。孟德斯鸠被认为是系统地探索这些问题的第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2]在这一方面他是弗格森主要的灵感来源。[3]不过，对于环境影响的关注在18世纪已经很广泛，例如，气候对身体和心智都会产生影响的观点非常普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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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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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相信，物理环境是自生自发秩序和人类进程的关键中介。特别是，无论是在为我们的创造性和勤勉的能力设置障碍还是在提供有利条件上，它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并且激发进步。此外，物质世界，以其无限的神秘和［150］对称性，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并为理智能力运用和提升提供了对象。最终，某些环境有助于繁荣并为公民美德提供了温床。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弗格森可以被视为一个早期的人类生态学家，人类生态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试图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和组织与人类和地方性环境之间的互动联系起来。”[5]当然，人类生态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完全发展起来，[6]不过，弗格森对它的很多主题的预见也值得关注。但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弗格森并非一位世俗的适应进化论者。他的观点明确地建立在目的论的和存在之链的框架内，而后者的融贯性依赖于设计原则。因此，就其神学而言，就像关于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它们同样告诉我们甚多。有一种观点认为，弗格森有关生态因素的角色的观点决定了他对我们与上帝关系的理解。即使是最恶劣的世界，也是为了有益于我们而为我们创造的，但是我们被留下来在没有神的干预的情况下独自与之沟通。同时，它的丰裕、奇迹和秩序都表明了一颗进行设计的心灵，并因而持续地提醒我们上帝的存在以及它对我们不言而喻的爱。这一观点强调弗格森的理论不是充分发展的人类生态学。特别是，它不同于从责任视角出发的后现代方法，因为人类不对环境负责；弗格森似乎赞同18世纪普遍的信念，即认为自然不仅是人类拥有的，可以随着处置，而且还可以无限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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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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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孟德斯鸠的崇拜表现在将社会后果归因于物质环境。孟德斯鸠认为，国家的社会类型，它的制度和法律部分的是它的地形、气候和土壤以及它的人口规模的产物。[7]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了特定民族的“精神”。[8]弗格森写到，“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思维习惯”，[9]他赞同孟德斯鸠的观点，即如果我们坚持人性的普遍性，那么我们必须为地球上明显的法律和习俗的巨大差异寻求解释。但必须注意，孟德斯鸠远比弗格森强调差异性，也远比弗格森更愿意从与人性相反的社会状况中得出实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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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弗格森解释到，人类的繁荣大部分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即“‘温和’和‘中间’的地带”。无论是商业领域，治国术和公民艺术，战争，或人类在文学上的“天赋”的改进、“理性”或想象力的“丰富性”方面，人类这种“动物”总会在温和得而气候中“获得最主要的成就”。[10]任何极端的天气对人类的进步和生产力都是有害的。[11]环境不应该严酷到使生活无法忍受，但也不能舒适到使他们滋生懒惰。通常，“环境中等程度的不便”最能“激发人的精神，并以成功的希望激励人们去努力”。[12]追随孟德斯鸠，弗格森指出，温和的气候能鼓励人口的增长，因为它们赋予“谋生上较大的便利”，[13]和他之后的马尔萨斯一样，他相信出生率是由生存物资自发调控的。人类的“人口往往和其资源相匹配”。[14]影响繁衍和人口增长的非正式习俗和正式的政府政策（例如奖励和限制结婚，影响外来移民和移居国外的政策或禁止堕胎和弃婴的规定）似乎也是对物质环境的限制的回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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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认为，孟德斯鸠将人口的规模与政体的公民条件相联系是正确的；如果规模太小，公民容易受“具有感染性的情感”的影响；[16]而如果规模过大，共同的情感就得不到支持，失范的情况会产生并且最终暴君的出现成为可能。[17]民族的性格也受气候的影响。例如，“拉普兰人”适应他们的环境，他们“能吃苦耐劳，不知疲倦……能忍耐……麻木……而不善于变革”，[18]而那些生活于“炎热地区”的人展示了“温和的”性格，这种性格阻止他们参加任何打断他们“热爱轻松与愉悦”的活动。“东方土著人”的“温和和平静的性情”使得他们极能适应和忍耐，[19]而古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凶猛的精神以及对财产的保护似乎都来自于他们国家崎岖和难以接近的自然环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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