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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这里的这些观点似乎都来源于古典或新古典。塞涅卡在《第七封信》中提出了有关享乐主义传染性影响的几乎相同的例子。[203]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预想其理想国家的覆灭所使用的词汇堪为弗格森之前兆：优生计划上的错误将导致不合格的领袖上位。[204]波利比乌斯主张，政治家的子孙的堕落将使“贵族制转变为寡头制”，[205]而克里希普（Chryssipus）则抨击整个贵族出身的概念，强调贵族的自负并坚持认为一个人父母的阶层是不相关的。[206]马基雅维利讨论世袭君主继承人的堕落问题，[207]而孟德斯鸠则担心贵族制的堕落［190］将产生“精神上的懈怠、懒散和放任，其结果便是国家残弱，失去动力”。[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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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弗格森的态度与那些和他相似的人有微妙的区别。他似乎担心的不仅是古老的贵族的消逝，还有新的暴富群体，这一新的精英阶层的纪律涣散，对骑士和贵族的传统规范所施加的义务视而不见。[209]弗格森赞同塔西陀的格言，即“对财富的羡慕会导致专制政府”，[210]他怒不可遏地责难新兴的富人贪得无厌的追求。那些“沉溺于奢侈”的人将毫无疑问地在战场这一德性的真正检验场上缺乏勇气。[211]任何对它们的尊重不仅是误入歧途，更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它“在缺乏对高贵出生和世袭荣耀之感知的前提下引入令人一种君臣式的服从关系，而这种感知原本是使得等级区分明确确定，并教导人们依照自己的地位活跃地和合宜地行事的。”愚蠢地“只尊重财富”会“遮蔽个人品质或家族地位的光泽”。[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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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日益繁荣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共同体出现两极分化；一极是挥金如土的富裕阶级，另一极是“苟活”（supine）和被剥夺的贫困阶级，他们沾染上了统治者的奴性，并且因为专业化和集权统治而远离公共生活。[213]一旦人们堕落，离专制便是一步之遥，因为“专制政体的法规是为了统治腐化堕落的人们而制定的”。[214]“奴性”对于混合君主制的完整性非常危险，混合君主制是唯一得益于冲突、暴动、内讧和倾轧的体制。各抒己见、批判性和直言不讳的公共生活保障了领袖的美德，但一旦人民无动于衷和堕落，宪政的君主制就有沦为专制的可能。“声色犬马是精神的混乱”，[215]它抑制或滥用我们的自然冲动，特别是那些与公民功能相关的。人天生爱搞派系和对立，在声色犬马的影响下变得温顺和冷漠。作为稳固宪政之特征的健康的冲突在“对奢侈的渴望甚至湮灭了党派的呼声”的地方消失无踪。[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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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以上条件共同为野心勃勃的暴君开辟了一条达成其目的的坦途。奢侈引发的冷漠和麻木，专业化对政治的隔绝效应，过度扩张造成的误导和疏离的状况，所有这些都为动摇并最终破坏政体创造了条件，［191］最终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暴政，要么是军事要么是专制的强力统治。因而堕落是政治和道德双双退化的结果。那些未能按自然本性生活，未能积极地展现他虑的激情的人将会和古罗马的公民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既然进步不可避免并且在诸多方面是有益的，那么我们应当谨记，“文明时代大肆吹嘘的诸多改进并非真的安然无恙”。[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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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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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进步和堕落的解释值得关注，因为他将有关退化的传统病理学和对商业化时代而言全新的那些原因综合起来，因而发出了社会生活研究之范式转变的最初号角。对实际的现代状况的印象与古典视角相结合产生了关于现代性的原创性观点。弗格森对于堕落问题的处理，显示他试图在廊下派的朴素苦行和对进步的更为现代的拥抱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有时他的方向摇摆不定，致使他似乎前后矛盾甚至混乱。特别是当他否定奢侈的道德维度并断定社会和技术进步的必然性和正面性时，他往往，明显无意识地假定了一种尚古的苦行主义。同样，他在国民军问题上的政策与他关于进步的一般观点相冲突，并且似乎很武断。然而，这些讨论仍然充满了许多有先见的，有时非常智慧的洞见，某些洞见更是预见和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学。他首次对商业扩张、官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影响给出了透彻地分析，尽管他的分析中并没有充分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显然已经暗含了（虽然纯粹是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处在胚胎期的异化和失范理论。弗格森也是最早解释消费主义对友谊和政治生活的不利影响，以及在维护强大的政体上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之重要性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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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ttler，《亚当·斯密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前揭，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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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赫希曼，《激情和利益》，前揭，页120；Lehmann，《亚当·斯密》，前揭，页154—155；Bryson，《18世纪的几个社会概念》，前揭，页421以及Horne，《嫉妒与商业社会》，前揭，页55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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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ssay，页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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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ssay，页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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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ocock，《马基雅维利和休谟之间》，前揭，页153—169、页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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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剥削问题》，前揭，页465。布鲁尔认为，“弗格森对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影响了吉本的更加著名的研究。” 《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页15。马克思提及弗格森地方，参见K.Marx，《资本论》（Capital，Progress Publishers，Moscow，1977，3 Vols，Vol.1，页334、341—342）；《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International Publishers，New York：1969，页129—130）。对马克思/弗格森关联性的深入讨论参见Lehmann，“评论”，页169；Meek，《苏格兰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贡献》；R.Bendix，《授权统治·导言》（Mandate to Rule，An Introduction），见Social Forces，Vol.55 （2），1976，pp.252—253；E.Garnsey，《重新发现劳动分工》（“The Rediscovery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见Theory and Society，Vol.10，1981，pp.337—358，页341；Hamowy，《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以及Ballestrem，《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来源》，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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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orbes，“Introduction” toEssay，页x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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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剥削问题》，前揭，页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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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ellner，《亚当·弗格森和市民社会惊人的稳固性》，前揭，页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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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结构》，前揭，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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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amic，《经验和启蒙》，前揭，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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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例如，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旅行之后，他记录了工业发展水平给其留下的深刻印象。Letter to John Douglas July 21，1781，Correspondence，No.198，II，页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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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结构》，前揭，页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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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前揭，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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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755至1775年间，苏格兰五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全国平均数的三倍。” 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前揭，页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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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这些变革在19世纪彻底实现。Joseph Mahon，《恩格斯和城市问题》（“Engels and the Question about Cities”），见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Vol.3 （1），1982，pp.43—77，页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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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rewer，《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前揭，页24—25；亦可参见C.P.Kindleberger，《历史背景：亚当·斯密和工业革命》（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Adam Smit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见T.Wilson and A.Skinner （eds），《市场和国家》（The Market and th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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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assmore，《人的完美性》，前揭，页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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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Whitney，《尚古主义和进步的观念》，前揭，页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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