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3866
1703313867
弗格森偏爱的政体整体上是现存的政体[29]（当然，除了专制政体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极权统治），因为依他之见，现存政体是通过自生自发秩序的各个过程自然地进化而来。在不列颠的情形下，这促使他建议保留其既存的君主立宪制。尽管在理论上弗格森个人“偏好”“小的”独立的国家，[30]但实际上，除了小的和亲密的部落群体之外，他不信任任何背景下的“大众的或者共和的”政府。对更加发达和广阔的社会而言，它们比“暴民统治”好不了多少，因而实际上不及他所偏爱的模式，即“混合君主制”。[31]［221］弗格森认为大众统治是对自由的威胁。毕竟，“当罗马元老院的所有权力转移至公众集会，罗马的自由就终结了。”[32]显然，“人民的权力并非人民的善”。[33]弗格森赞同罗马“尽可能阻止耳目闭塞的公众审议国家事务”的努力。[34]他警告，“若权力已经转至平民，其运用将充满恶意，缺乏判断”，他同时指出，公众集会往往混乱、“任性”和“无序”，[35]受“迷信”而非“理性”的影响。当一个政体“受累于进入其主权的人数”时，这个体制就会“不堪重负”，遭到毁灭。因而，企图使大众（“最欠思虑的公民”）卷入到公共决策中至少是“放肆”的。[36]具有发达的阶层体系的商业民族，即使具有“较小的规模”也“更适合贵族政府或混合共和国”。[37]在某些非常罕见的情形下，世袭君主制可能是合适的，但只能是在其等级划分为“虚荣和个人重要”感所维系，以强固的阶级结构支撑社会秩序的民众中。“这些的人民”缺乏美德，因而他们“无法统治自己”。他们愿意遵从等级的权威，而等级本身就意味着只有世袭君主制可以享有合法性。但这与理想的状态还是相去甚远，因为甚至这个政权中的君主也缺乏美德，并且也就是可以信赖他在关注“他自己的人身和尊严之外”会照看“公共的安全和秩序”。[38]
1703313868
1703313869
当然，混合或宪政（而非世袭）君主制与公民传统（特别是苏格兰人在其中耕耘并为自己打造那种公民人文主义版本）并非完全对立，后者不能像一般所想的那样可以简化为宪政共和主义。只要它们是有序建立起来的政府[39]便能在上述传统中找到一席之地，这就是弗格森的想法。混合君主制受到认可是因为它们至少是防止堕落的一种方式。这是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他在《李维罗马史论》中重申了波利比乌斯的主张，即单一的政治类型不稳定，注定要走向崩溃。[40]这样，弗格森便认可了一种带有制衡体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新波比利乌斯模式[41]。［222］他说到：“众所周知，为了维持自由而打造的政体，必须由很多部分组成；并且它们施展，维持或者限制执行权时，议会，人民机会，法庭，不同阶层的治安推事，必须结合起来彼此制衡。”[42]不列颠体系就是一个这样的政体。引入纯粹的或者单一的政体形式的企图，要么会导致专制要么会导致无政府[43]。相反，混合政体的一个优越之处是“它可以抵制任何许多邪恶而不被推翻。”[44]这是因为“在恰当地混合起来的政府”中可以找到一种“公共自由和公共秩序”赖以存在的“平衡”。[45]
1703313870
1703313871
二、讨论
1703313872
1703313873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弗格森持续和密集地批判机械化、政治精英主义、官僚化的中央集权以及商业主义的唯利是图的精神，但在他那里没有多少革命的或者激烈变革的精神。尽管他对大众政治参与抱有持续的修辞上的热情，但是他没有呼吁进行如下的改革，如普选（或者甚至适度地扩大选举权）、大众代表性制度、广泛的国民军计划或者专业化功能的倒返，这似乎与他对英国社会安排的看似开明的批判有冲突。因此，就谴责弗格森的保守主义以及弗格森明显只是对其大众政治参与的理想动点嘴皮子的批判而言，凯勒和莱赫曼似乎都是有道理的。
1703313874
1703313875
弗格森始终如一地反对任何种类的激进变革。他从未建议在任何他认为构成文明社会的毁灭性动因的制度或者发展上倒返，因为他最终还是商业以及现状的辩护者。虽然他领衔了保卫苏格兰国民军的运动，弗格森在捍卫联盟的问题上站在政府一边。此外，当威利为寻求扩大选举权的议会改革运动而试图征得弗格森的支持时，他遭到拒绝。[46]并且，虽然弗格森总是谴责帝国主义并坚持每个国家自决的权利，但是在美洲叛乱的例子中，他积极地捍卫不列颠帝国的统治权利。确实，在1778年［223］他作为卡莱尔代表团的秘书，被派到费城去进行和谈[47]，并且他可能也参与了1778年10月3日“针对议会成员的备忘录和呼吁”的写作。由弗格森和其他和谈代表（乔治·约翰顿，亨利·克林顿以及威廉·伊顿）发起的“备忘录”，针对的是大陆议会，各州立法机关以及“这个国家的所有居民。”它谴责“暴乱”并且以全面战争相威胁（如果他们不认输的话）。[48]弗格森在私人信件中写到，美洲人应该遭受“清醒的一击”，他抱怨美洲人拒不“屈服”抽干了苏格兰的资源。他“鄙视”（他承认自己就是鄙视）地宣称他“对大不列颠是足够偏袒的，以至于希望美洲人沉入海底”[49]并且甚至设计了一个镇压美洲人的军事计划。他将这一计划写在一篇没有出版的文章中，此文名为“对美洲殖民地从大不列颠最终分离出来的直接前景下可采取措施的回忆录”。和“备忘录”一脉相承，“回忆录”揭示出弗格森的态度是多么偏激，并且在他的下述顽固坚持中可以看到他认为美洲局势是多么无望，他坚持认为英国“不应该放松自己的措施，对她的敌人的要求做出让步，也不应该放弃对美洲的单独占有。”[50]
1703313876
1703313877
弗格森反对美洲独立的立场，在英国政府委托并且匿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了详细的讨论[51]。这个小册子名为“对普锐斯博士最近出版的小册子的评论”[52]。普锐斯在1776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支持美洲的立场（《论公民自由的性质，政府的原则以及与美洲战争的正义性和政策》）[53]。在对普锐斯的粗鲁回应中，他捍卫现状，反对他认为欠考虑的美洲人在民主和社会平等方面的尝试，他确信这会将［224］“美洲人立刻抛入军事政府”。[54]美洲问题可以被轻易地解决，但不是通过继承，而是通过授予殖民地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55]。这一小册子完美地卫护了政府利益，据说引发了“高兴的”回应。[56]
1703313878
1703313879
弗格森有些狡猾地声称“大不列颠以及依附势力不是‘真正的帝国而是王国’”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作为“同一个国家”的成员，它们对彼此有义务，而这是美洲人现在想要逃避的[57]。很可能他认为这是合理的，考虑到英国是在与先前不列颠的居民交战，而不是与本地居民交战。而且，在他的周围，在支持英国反对美洲殖民地这一点上他一点也不孤立，因为这在温和的知识分子圈中是一个普遍的观点[58]。例如，罗伯森反对美洲人，卡梅斯勋爵同样如此，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如此。面对同样的情形，其他和弗格森同样亲近的人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休谟严厉地谴责殖民地政策，他对美洲革命的态度清楚地表现在他给艾略特爵士的一封信中：“让我们……将所有的愤怒放到一边；握手，友好地分手。”[59]部分地以自由贸易之名，斯密认为英国要么应该放弃其对殖民地的主权，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制度，在其中殖民地也承担防卫和内政管理的费用。”[60]米勒也支持美洲人（以及法国大革命）。[61]
1703313880
1703313881
弗格森对爱尔兰独立问题采取了一个保守派的立场（虽然相对于他对美国的立场而言远不那么严厉）。他承认爱尔兰人的不满应该被严肃地对待，并且为了“获得一些公正的措施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财产”，应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62]但是他对授权独立的想法犹豫不决。弗格森承认自己更为偏好小的国家和独立的立法机关，但是他也保证“就那些他喜欢的国家而言，他不会将这一点推进到比它们的安全所要求的更远地步”。弗格森相信与爱尔兰“最终的结盟”不仅对于保障内部繁荣，而且对于保障英国的安全免于“欧洲敌人”的侵犯具有根本意义。[63]
1703313882
1703313883
三、解释
1703313884
1703313885
［225］初看起来，弗格森的保守主义似乎带有矛盾的，甚至政治奴性的色彩，实际上弗格森的保守主义能够容易地追溯到他先前的神学的和社会学信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安排。
1703313886
1703313887
已经指出过，弗格森强调我们的关键制度的起源是多元的，并且在它们的发展中并没有什么长远设计。使它们暴露在放纵的改革者的任性之下，只会带来灾难。他心情沉重地认为，美洲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历史已经教导我们“没有什么时代比狂热地期望做出巨大而危险的改变的时代更为危险的了。”[64]在《原理》中，弗格森提出了这一夸张的问题；“我们应该祈求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屋顶之下？”在回答中他断然地主张，“当前的！”[65]我们伟大的成就不是起于一夜之间；是日积月累的发展使得它们适应于人类需要。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与我们的制度一同并借助后者而成长，而后者既是自然秩序的产物，也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基体。革命造成了我们无法应对的剧烈制度变迁，因为我们没有与之一起演变；“任何种类的突然变革都将把人抛入他们没有能力应对的境地。”[66]每个时代必须被允许去做出自己对这一物种发展的贡献，并且，因为所有变革都是受制于时间的，“没有一个时代能够一劳永逸地为接下来的时代立法。”[67]
1703313888
1703313889
因此，弗格森支持现存秩序，不情愿扮演“伟大的立法者”的角色，不纯粹是策略性的或者建立在无法决断这一弱点之上（虽然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都存在），而是真正地信奉一种秩序。他认为这种秩序不仅是科学地完美的，而且是神所授予的。他作为道德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他面前揭示出一种看似不可反驳的复杂的证据模式，确证了那种被设计成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的社会体系的存在。这种体系只能被那些具有宏大的理性幻觉的干涉者所打乱。弗格森不仅认为，只要存在社会的地方“就应该也存在政府” 是“神的意志”，而且进一步，神也希望“人使自己适应自身的形式”而非其他。毕竟“变革相对于追随事物的实际秩序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不便而言更加危险”，预测“所有后果和影响”是困难的。激进的革命者类似于这样一个疯狂的建筑师，［226］他在“房屋已经建成”[68]之后，才将“他的计划”呈现给委托人。弗格森试图在任何他所确认的腐败的原因上避免修正主义，因为它们是在其他方面积极且进步的自生自发秩序之驱动力的产物。在承认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前的政府可能是有其缺陷的，正如我们居住的大厦的墙壁或者屋顶可能也有问题”之同时，弗格森警告革命者“小心，你们并不像屋顶就要倒塌那样立刻获得如此多的支持。”[69]
1703313890
1703313891
但是弗格森在其保守主义上并不是绝对的，他承认在一些处在滥权和暴政的状况之下的情形，人们具有“收回”他们的主权的权利。[70]他愿意呼吁变革甚至革命，但是仅仅当已经表明现存政体是压迫公民德性的政治奴役状态时。[71]和柏克（并非完全成功地）调和辉格的自由原则与托利的秩序概念的尝试一样，弗格森发现自己处在同一个麻烦的基础上。[72]专制主义有时会激起革命性的疯狂，导致正当的暴乱：
1703313892
1703313893
大众的利益如此依赖于拥有稳定的政府，当他们撕裂他们本身赖以保护的权力时，我们必须假设他们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因为冤屈而变得绝望。[73]
1703313894
1703313895
但是这是最为极端的情况。弗格森赞成哈奇森更早时候对反抗权[74]的捍卫，但是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即现存的秩序不管看起来多么难以容忍，都几乎总是比“变革”好，不管多么小的变革，总是会带来不受欢迎的、未预见到的变化。“变革”应该总是“最后的措施”。[75]
1703313896
1703313897
已经指出过，这一最后评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写下的，并且被弗格森出版于英国反雅各宾的歇斯底里期间。[76]但是弗格森的立场早在这一时期之前就已经确立了，虽然它确实随着时间变得更加强硬。他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居住在“美国”的英国臣民比那些居住在“豪恩斯洛荒野或者芬奇利公地”的臣民有更多的权利“收回他们的忠顺”。[77]此外，除了反对革命之外，美国民主的整个概念使弗格森感到惊恐，他深深地相信大规模的共和国［226］是不稳定的。[78]最后，弗格森的反对中也存在一个经济面向。英国无法承受放弃它在建立，“照顾”和“保护”美国[79]方面做出的巨大投资，而且除了打一仗之外不要指望英国会这样做。[80]
1703313898
1703313899
然而，弗格森在爱尔兰方面的立场，不那么容易在他的框架中得到调和，因为当英国人将统治强加于爱尔兰时，难道英国人不就是激进的变革者吗？弗格森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处理这个问题，也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爱尔兰就不是一个傲慢的帝国主义和暴政的明显例证？此外，尽管他全力地避免种族中心论的人类学，他也没有解释清楚下列事实，即在英国殖民期间美洲人已经繁衍生息，几乎不能被看成是一块可以被对立的诸帝国主义殖民者所瓜分的空白地域。就这一方面而言，弗格森的失望的批评者们确实有更为扎实的依据。
1703313900
1703313901
除了自生自发秩序的约束，弗格森也从辉格—长老派保守主义的视角写作，这一保守主义认为其哲学性的作用是为“现存的制度秩序提供辩护性支持”，并将这一支持等同于公民德性。虽然温和派在宗教和智识自由的问题上持自由立场，但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一般是保守的。[81]同样，也可以将弗格森的立场看成是典型的廊下派的；忠顺于现存的秩序就是智慧，就是献身于普遍之善：
1703313902
1703313903
爱比克泰德说，我所处的位置是上帝安排的。带着这一反思，一个人应该安于每一个位置；没有这个反思，他在任何位置都不会快乐。难道这是神的指定还不以压倒任何其他的考虑吗？这使得奴隶的处境适合于爱比克泰德，使得君王的位置适合于安东尼乌斯。这一考虑使得任何处境对一个理性的存在者来说都是适宜的，他不是对局部的利益，而是对普遍的善感到高兴。[82]
1703313904
1703313905
因此，弗格森认为任何对社会机体的干扰都是非社会的。当“我们全力地抗拒我们的本性，逃避我们位置，并且消解我们自己时”，“我们都是社会的坏成员，或者是上帝手中的不情愿的工具。”[83]弗格森的保守主义从而受到了如下两方面的支持，一是对自生自发地产生的秩序的哲学上的信念，一是基督教/廊下派的信念。这一解读符合认为弗格森的保守主义具有神学功利主义维度的观点。
1703313906
1703313907
［228］虽然热情地赞扬斯巴达避免腐败的做法（这就是完全避免奢侈），弗格森不将苦行节俭作为现代商业国家病症的解决方法。这样的补救将会要求他弃绝商业技艺和市场社会本身[84]，这是弗格森对自生自发秩序法则的抽象信念以及对英国繁荣（特别是苏格兰）的具体关怀所不允许的。
1703313908
1703313909
弗格森认为奢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是进步的动物，不断地在衣食住行和舒适方面造就进展。我们可以“提议在它们进步的任何阶段终止技艺的进展”，但是我们“仍然会被那些还没有进展到如此之远的人们谴责为奢侈。”[85]这是因为“生活的必需是一个模糊和相对的词汇。在野蛮人的观念中是一回事，在文雅的市民的观念中是另一回事。”[86]无法回到想象中的具有原初德性的宁静时代。在弗格森时代的辩论中，对奢侈的苛责被看成是在现实问题上的道德说教，对方便品方面的自然进展所造成的腐败的预告只不过是“决疑论者”的陈词滥调。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它所提供的方便品在道德上是中性的。[87]那些在禁欲生活中怀想德性以及将来不朽的人应该承认，“为了获得将来的幸福，而放弃当前状态的幸福无论如何不是必要的。”[88]弗格森和苏格兰长老派教会的其他温和分子一般回避禁欲主义并且如福格所指出的，“自由开明之人享受周日晚上的晚餐派对，看戏，玩牌和跳舞。”[89]弗格森公然地捍卫舞台剧，并且警告其批评者不要谩骂“那些无害的或者中性的对象”，他们应该保留自己的“反对”去针对“真正的邪恶和腐败。”[90]
1703313910
1703313911
容忍奢侈还有其他合理理由。如果私有财产和商业主义方法被废除的话，占有欲，这一商业的驱动力量将会被侵蚀，而文明社会——更不用说进步本身，将会举步维艰。富人的炫耀性消费激发了穷人的劳动，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像社会地位更为优越的人一样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自利，这一商业主义的关键引擎，得以保存。[91]此外，因为人类需要的不可餍足性是进步的关键驱动，采用廊下的“限制需要”策略的任何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话。商业技艺上的追求不仅是内在野心的自然表达，而且“在人类的本性注定要改进的能力的施展中，构成了一个实质性部分。” ［229］特别是，已经指出过，商业发展了“审慎”以及其他冷静的德性，如进取心，节俭、冷静和消极正义。我们作为创造者的命运就是发明，改善我们的能力和将之专业化、追求商业技艺。财富的获得，一般要求训练和践行上述德性。从而可以同时获得财富本身和恰当使用财富所要求的自我约束。我们对财富精心的和自觉的追求提供了财富获得之后恰当地使用财富的调控机制。提供财富的“进步本身”也提供了“享受上的品味以及行为上的合度”[92]。奢侈甚至对具有混合宪政或君主立宪制以及高度发展的阶级结构的国家具有正面好处。[93]“除了对艺术和商业的鼓励之外”，它提供了投射在“世袭的或者建制性的显贵”之上的“光彩”，给予现存的社会秩序以重要支持。[94]奢侈提供了“使不同阶层相互依赖，并对彼此有用的方法”，间接地产生了社会整合。因此，我们必须“忍受商业技艺的果实”，劳作“以获得享受”。[95]
1703313912
1703313913
奢侈仅仅在两个条件下成为问题：首先，当它是以恰当地关注公民生活为代价而追求时；其次，当用于奢侈的财富是通过掠夺而得，而不是借助在其他时候也将调控其消费的勤勉来获得时。
1703313914
1703313915
假设财富毫不费力而一次性地获得，假设野蛮人突然暴富，住在宫殿之中，供以庞大的产业或者收入所能提供的一切衣食住行或者享用上的手段，他将要么不会对这样的财产抱有永远的喜爱，要么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享受它，他将受到粗野和不受控制的激情的影响，展示出本性的野蛮，由于这样的本性，在欲望和他的处境的艰难之间，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
上一页 ]
[ :1.70331386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