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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对爱尔兰独立问题采取了一个保守派的立场（虽然相对于他对美国的立场而言远不那么严厉）。他承认爱尔兰人的不满应该被严肃地对待，并且为了“获得一些公正的措施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财产”，应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62]但是他对授权独立的想法犹豫不决。弗格森承认自己更为偏好小的国家和独立的立法机关，但是他也保证“就那些他喜欢的国家而言，他不会将这一点推进到比它们的安全所要求的更远地步”。弗格森相信与爱尔兰“最终的结盟”不仅对于保障内部繁荣，而且对于保障英国的安全免于“欧洲敌人”的侵犯具有根本意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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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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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初看起来，弗格森的保守主义似乎带有矛盾的，甚至政治奴性的色彩，实际上弗格森的保守主义能够容易地追溯到他先前的神学的和社会学信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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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指出过，弗格森强调我们的关键制度的起源是多元的，并且在它们的发展中并没有什么长远设计。使它们暴露在放纵的改革者的任性之下，只会带来灾难。他心情沉重地认为，美洲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历史已经教导我们“没有什么时代比狂热地期望做出巨大而危险的改变的时代更为危险的了。”[64]在《原理》中，弗格森提出了这一夸张的问题；“我们应该祈求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我们应该住在什么样的屋顶之下？”在回答中他断然地主张，“当前的！”[65]我们伟大的成就不是起于一夜之间；是日积月累的发展使得它们适应于人类需要。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与我们的制度一同并借助后者而成长，而后者既是自然秩序的产物，也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基体。革命造成了我们无法应对的剧烈制度变迁，因为我们没有与之一起演变；“任何种类的突然变革都将把人抛入他们没有能力应对的境地。”[66]每个时代必须被允许去做出自己对这一物种发展的贡献，并且，因为所有变革都是受制于时间的，“没有一个时代能够一劳永逸地为接下来的时代立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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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弗格森支持现存秩序，不情愿扮演“伟大的立法者”的角色，不纯粹是策略性的或者建立在无法决断这一弱点之上（虽然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都存在），而是真正地信奉一种秩序。他认为这种秩序不仅是科学地完美的，而且是神所授予的。他作为道德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他面前揭示出一种看似不可反驳的复杂的证据模式，确证了那种被设计成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的社会体系的存在。这种体系只能被那些具有宏大的理性幻觉的干涉者所打乱。弗格森不仅认为，只要存在社会的地方“就应该也存在政府” 是“神的意志”，而且进一步，神也希望“人使自己适应自身的形式”而非其他。毕竟“变革相对于追随事物的实际秩序所带来的微不足道的不便而言更加危险”，预测“所有后果和影响”是困难的。激进的革命者类似于这样一个疯狂的建筑师，［226］他在“房屋已经建成”[68]之后，才将“他的计划”呈现给委托人。弗格森试图在任何他所确认的腐败的原因上避免修正主义，因为它们是在其他方面积极且进步的自生自发秩序之驱动力的产物。在承认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前的政府可能是有其缺陷的，正如我们居住的大厦的墙壁或者屋顶可能也有问题”之同时，弗格森警告革命者“小心，你们并不像屋顶就要倒塌那样立刻获得如此多的支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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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弗格森在其保守主义上并不是绝对的，他承认在一些处在滥权和暴政的状况之下的情形，人们具有“收回”他们的主权的权利。[70]他愿意呼吁变革甚至革命，但是仅仅当已经表明现存政体是压迫公民德性的政治奴役状态时。[71]和柏克（并非完全成功地）调和辉格的自由原则与托利的秩序概念的尝试一样，弗格森发现自己处在同一个麻烦的基础上。[72]专制主义有时会激起革命性的疯狂，导致正当的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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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利益如此依赖于拥有稳定的政府，当他们撕裂他们本身赖以保护的权力时，我们必须假设他们要么是疯了，要么是因为冤屈而变得绝望。[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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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最为极端的情况。弗格森赞成哈奇森更早时候对反抗权[74]的捍卫，但是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修正，即现存的秩序不管看起来多么难以容忍，都几乎总是比“变革”好，不管多么小的变革，总是会带来不受欢迎的、未预见到的变化。“变革”应该总是“最后的措施”。[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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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指出过，这一最后评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写下的，并且被弗格森出版于英国反雅各宾的歇斯底里期间。[76]但是弗格森的立场早在这一时期之前就已经确立了，虽然它确实随着时间变得更加强硬。他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居住在“美国”的英国臣民比那些居住在“豪恩斯洛荒野或者芬奇利公地”的臣民有更多的权利“收回他们的忠顺”。[77]此外，除了反对革命之外，美国民主的整个概念使弗格森感到惊恐，他深深地相信大规模的共和国［226］是不稳定的。[78]最后，弗格森的反对中也存在一个经济面向。英国无法承受放弃它在建立，“照顾”和“保护”美国[79]方面做出的巨大投资，而且除了打一仗之外不要指望英国会这样做。[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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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弗格森在爱尔兰方面的立场，不那么容易在他的框架中得到调和，因为当英国人将统治强加于爱尔兰时，难道英国人不就是激进的变革者吗？弗格森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处理这个问题，也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爱尔兰就不是一个傲慢的帝国主义和暴政的明显例证？此外，尽管他全力地避免种族中心论的人类学，他也没有解释清楚下列事实，即在英国殖民期间美洲人已经繁衍生息，几乎不能被看成是一块可以被对立的诸帝国主义殖民者所瓜分的空白地域。就这一方面而言，弗格森的失望的批评者们确实有更为扎实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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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生自发秩序的约束，弗格森也从辉格—长老派保守主义的视角写作，这一保守主义认为其哲学性的作用是为“现存的制度秩序提供辩护性支持”，并将这一支持等同于公民德性。虽然温和派在宗教和智识自由的问题上持自由立场，但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一般是保守的。[81]同样，也可以将弗格森的立场看成是典型的廊下派的；忠顺于现存的秩序就是智慧，就是献身于普遍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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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比克泰德说，我所处的位置是上帝安排的。带着这一反思，一个人应该安于每一个位置；没有这个反思，他在任何位置都不会快乐。难道这是神的指定还不以压倒任何其他的考虑吗？这使得奴隶的处境适合于爱比克泰德，使得君王的位置适合于安东尼乌斯。这一考虑使得任何处境对一个理性的存在者来说都是适宜的，他不是对局部的利益，而是对普遍的善感到高兴。[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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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弗格森认为任何对社会机体的干扰都是非社会的。当“我们全力地抗拒我们的本性，逃避我们位置，并且消解我们自己时”，“我们都是社会的坏成员，或者是上帝手中的不情愿的工具。”[83]弗格森的保守主义从而受到了如下两方面的支持，一是对自生自发地产生的秩序的哲学上的信念，一是基督教/廊下派的信念。这一解读符合认为弗格森的保守主义具有神学功利主义维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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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虽然热情地赞扬斯巴达避免腐败的做法（这就是完全避免奢侈），弗格森不将苦行节俭作为现代商业国家病症的解决方法。这样的补救将会要求他弃绝商业技艺和市场社会本身[84]，这是弗格森对自生自发秩序法则的抽象信念以及对英国繁荣（特别是苏格兰）的具体关怀所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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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认为奢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是进步的动物，不断地在衣食住行和舒适方面造就进展。我们可以“提议在它们进步的任何阶段终止技艺的进展”，但是我们“仍然会被那些还没有进展到如此之远的人们谴责为奢侈。”[85]这是因为“生活的必需是一个模糊和相对的词汇。在野蛮人的观念中是一回事，在文雅的市民的观念中是另一回事。”[86]无法回到想象中的具有原初德性的宁静时代。在弗格森时代的辩论中，对奢侈的苛责被看成是在现实问题上的道德说教，对方便品方面的自然进展所造成的腐败的预告只不过是“决疑论者”的陈词滥调。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它所提供的方便品在道德上是中性的。[87]那些在禁欲生活中怀想德性以及将来不朽的人应该承认，“为了获得将来的幸福，而放弃当前状态的幸福无论如何不是必要的。”[88]弗格森和苏格兰长老派教会的其他温和分子一般回避禁欲主义并且如福格所指出的，“自由开明之人享受周日晚上的晚餐派对，看戏，玩牌和跳舞。”[89]弗格森公然地捍卫舞台剧，并且警告其批评者不要谩骂“那些无害的或者中性的对象”，他们应该保留自己的“反对”去针对“真正的邪恶和腐败。”[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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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奢侈还有其他合理理由。如果私有财产和商业主义方法被废除的话，占有欲，这一商业的驱动力量将会被侵蚀，而文明社会——更不用说进步本身，将会举步维艰。富人的炫耀性消费激发了穷人的劳动，他们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像社会地位更为优越的人一样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自利，这一商业主义的关键引擎，得以保存。[91]此外，因为人类需要的不可餍足性是进步的关键驱动，采用廊下的“限制需要”策略的任何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话。商业技艺上的追求不仅是内在野心的自然表达，而且“在人类的本性注定要改进的能力的施展中，构成了一个实质性部分。” ［229］特别是，已经指出过，商业发展了“审慎”以及其他冷静的德性，如进取心，节俭、冷静和消极正义。我们作为创造者的命运就是发明，改善我们的能力和将之专业化、追求商业技艺。财富的获得，一般要求训练和践行上述德性。从而可以同时获得财富本身和恰当使用财富所要求的自我约束。我们对财富精心的和自觉的追求提供了财富获得之后恰当地使用财富的调控机制。提供财富的“进步本身”也提供了“享受上的品味以及行为上的合度”[92]。奢侈甚至对具有混合宪政或君主立宪制以及高度发展的阶级结构的国家具有正面好处。[93]“除了对艺术和商业的鼓励之外”，它提供了投射在“世袭的或者建制性的显贵”之上的“光彩”，给予现存的社会秩序以重要支持。[94]奢侈提供了“使不同阶层相互依赖，并对彼此有用的方法”，间接地产生了社会整合。因此，我们必须“忍受商业技艺的果实”，劳作“以获得享受”。[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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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仅仅在两个条件下成为问题：首先，当它是以恰当地关注公民生活为代价而追求时；其次，当用于奢侈的财富是通过掠夺而得，而不是借助在其他时候也将调控其消费的勤勉来获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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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财富毫不费力而一次性地获得，假设野蛮人突然暴富，住在宫殿之中，供以庞大的产业或者收入所能提供的一切衣食住行或者享用上的手段，他将要么不会对这样的财产抱有永远的喜爱，要么不知道怎么使用或者享受它，他将受到粗野和不受控制的激情的影响，展示出本性的野蛮，由于这样的本性，在欲望和他的处境的艰难之间，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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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帝国主义获得的奢侈是如此有害，因为它没有“勤勉，冷静和节俭的德性随之而来，而这些是自然赋予来作为获取的手段的。”[96]因此，弗格森嘱咐其读者漠视道学家们提出的清教徒式的抱怨，承认奢侈是发展的积极过程无害且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劳作的创造性副产品。[97]除此之外，智慧之人将会知道品格并非必然与外在表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在心智的品质中寻找人的品格，而不是在他们的食物，或者他们服装的样式中寻找。”[98]一旦关于优先级的恰当感觉成立，奢侈和腐败不一定就是同义的；道学家们对身体相关的事情的执念应该代之［230］以更为建设性地关注心智教育。[99]总而言之，只要没有“偏好”奢侈胜过“义务”，“朋友，国家或者人类”，[100]文雅的国家应该就能够同时一方面享受财富，安全和权力，另一方面享受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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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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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弗格森审慎地关注当前的趋势，他似乎不相信这一体系需要大规模检修。似乎他心中所想的不过是一些小的明智的修补。类似柏克，他认为为了防止最终可能会导致彻底革命或“变革”的退化趋势，少数小的改革是可以允许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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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不愿支持一些领域中的改革的犹豫态度，部分地可以归结为这一事实，即正好是在变革的机会展现出来，特别是在他生命中的晚期阶段展现出来的时候，他的保守倾向似乎变得更为顽固了。与此同时，任何弗格森的读者都会相当敏感地为这一点所困惑，即弗格森没有就造就（那种他如此热衷于鼓吹的）新的公共领域的制度机制做出什么建议。除了他对精选的市民国民军计划相对温和的呼吁，单独一次提到公民教育计划，（使用秘密的手段）保护下述自由，如言论自由，“反抗”权和抗议权以及维持现存体制之外，就没有什么能激发乐观主义的了。最引人注目的忽略可能是他对政治平等原则的放弃，而政治平等原则是他轮流地捍卫和批评过的。他对爱尔兰和美国的态度也难以与他的其他思想并置，一如他对军事专业化表面上武断的态度一样。给定他对进步和自由意志的信念以及他相信人是历史的承担者，人们会纳闷变化原则如何安排在政治学中。他似乎关闭了人类制度演变的可能性，没有给人类的能动性留下多少空间。［231］坚持认为进步应该不知不觉，零敲碎打地前进是一回事，明显地拒绝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所有其他变革是另一回事。[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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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解决这些弗格森在其一生的工作中所造成问题的具体方法，部分地是一个瘫痪了的哲学立场的症状。作为不仅有社会学敏感性而且有社会良知的道德学家，他对正在商业化的英国的状况感到震惊，但是作为一个捍卫自生自发成长法则的反契约论的完美主义者，他既不能鼓励激进的变革也无法鼓吹回到原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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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似乎相信他对英国公众，特别是对其政治家所做的警告，是一个足以带来恰当修正的激励。这是他对其时代的社会问题的特别贡献；这一针对性提醒本身就是一项公民行动。在一封给威利的信中，弗格森称自己为“我们宪制的诚挚的朋友”，他反思道，既然他“不能在实践中对它有用”，他至少能够“在（他的）思辨中赋予其应得的尊重。”[103]尽管弗格森已经将自己描述得如此窘迫，弗格森的保守主义虽然令人失望，但是不应该被单纯地解释成不负责任或者不真诚的标志，而是应该解释成他执着于一组成熟的哲学和道德信条的逻辑结果。这就是他同时对下述两方面，廊下派—长老派教义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自生自发秩序的安排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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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ettler，《亚当·弗格森》，前揭，页179、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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