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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代议制，但并未形成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通道。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主权由国会、总统、内阁及司法部门来行使。“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移、保有财产等项自由以及请愿、诉讼、应文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项权利。约法以近代西方宪制取代了古老的政府体制，人民也被允诺了广泛的自由和权利，然而，整个这些条款仍然隐含着革命激进主义与现实保守主义的巨大矛盾。代议制不是现实形成的，而是由约法建立的；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不是拥有的，而是宣示的。它是由一批先进的革命党人从法国和美国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摘抄下来传达给中国民众的，而不是在中国社会的实际进程中中国民众自己实际拥有的自由权利的一种明证和标志。约法就像一张空头支票，无法兑付。理想的激进并未取代现实的保守，由约法确立起来的新政治体制没有而且也不愿意将“上等社会”从他们优越的地位上替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不仅未受到任何损伤，而且还相当积极。在四川和陕西，尽管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对政治参与表现得十分活跃，但他们并没有对军官、政客、地方自治政府领导人的政治优势构成威胁。后者是社会的上层人物，他们大都是一些士绅。在革命者内部，无论具体观点上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同意将政治权力控制在上层阶级，特别是士绅们手里。1911年10月底，当湖南的革命都督焦达峰开始依靠秘密会社建立其政权时，他被杀害了。同时，一个以省议会领导人谭延闿为中心的，就社会意义而言更为保守的集团摄取了权力。1912年3月，当贵州革命政府坚持与下层阶级成员结盟时，又被邻近省份的武装力量推翻了。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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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国家权力的分立制，但其分配方式含混不清。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既是一个代议机构也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其职权包括议决法律、预算与决算、议决税法、币制和度量衡之准则，同意对国务员及外交使节的任命，选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同意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等等。这种规定类似于英国的“议会主权”模式又不完全实行“议会至上”原则。因为约法没有规定参议院对内阁的信任权问题，也没有规定内阁对参议院的解散问题，因而立法与行政权之间的制约关系是模糊的。而且，行政权的含混也为权力的实际运作带来困难。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被规定行使国家行政权，临时大总统虽然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统率全国海陆军，但它又不负实际责任。约法规定，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为国务员，其职责是“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并规定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时应由国务员副署。名义上是“辅佐”实际上是代行其责，临时大总统只是一个虚位，而这个虚位恰恰又是为握有实权的袁世凯准备的。共和主义者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又企图把他置于一个空位，用参议院和内阁捆绑住他的手脚。除去袁世凯的野心这一点暂且不论，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在国家事务上发挥作用，这一点约法起草者们不是不知，只是他们不希望把总统制下的总统这个位置给予袁世凯。这样的因人立法反映出了革命党人在国家政治问题把握上的矛盾，也为以后约法的实施留下了无穷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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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规定上，约法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绝不能沉默的。革命党人大都是地方自治的热心支持者，然而，革命的胜利又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国家必须统一的目标。统一的中国是面对西方列强必须做出的紧急的、现实的抉择。然而，国家如何统一呢？在这一点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如袁世凯竭力主张中央集权制，而革命者的大多数则希望完成地方自治以实现联邦式的统一。而后一看法在革命后的几个月里占了绝对的上风。大多数省份在革命后事实上也实行了自治，他们不想放弃其日益增长的特权，包括指挥地方军、规定税收自留额及选择地方和省级官员的权力。事实上，民国初期的中国已基本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各省联邦的形式。在西方列强不断向中国主权凌侵的情形下，这种松散的结构已嘎嘎作响不堪重负。无论革命者看到还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们不信任袁世凯，所以他们不希望袁世凯改变现状，也不想他在中央集权化方面有所作为，只让他作为一种国家统一的象征就够了。现实的重压与革命党人在主观上好恶取舍的矛盾并没能在约法中予以正确处理，以致于中央集权化的努力必须在约法之外寻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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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规定了对约法的严格修订程序，但并没有设置实施约法的专门机构。为了防止新总统上任后擅自涂改约法，所以在附则中特别规定了修改约法的严格程序：修改约法必须“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这一规定固然从程序上使约法难以修改，但并不能在事实上保证它不遭破坏。约法既然是为了对付野心家的，它就不能没有一个实施的机构。然而，遗憾的是，约法本身只是一个文本，它的效力全仗于参议员、临时大总统、国务员等官员政客的良心与善行。当《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交到袁世凯手里，让他依靠自己的政治操守去保护实施的时候，悲剧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想淡化临时大总统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又希望他能保全革命和共和，这种含混与矛盾注定了它的悲剧结果。对此，外国评论家评论道：“一个总统，他既是合法的，但又不承担明确的革命或共和义务，这就注定成为一个巨大的隐患。”325《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在中国宪制史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它扬起了中国宪制的航帆，因而受到了后人的尊敬，对此，中国的权威史学家们对它已作了科学的评价，在此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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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四 探求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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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共和革命的导师，他的思想既是革命的原则，同时也是革命后新国家蓝图中的重要绘制材料。这些材料包括：民权问题、五权宪法、训政学说等。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宪制蓝图本身，毋宁说是国家富强这张大图纸上的一道工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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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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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主义”在孙中山的宪制思想体系里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其含义相当于现代的民主（Democracy）概念包含的内容。所以，人们也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称为民主主义，与其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一起看作他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而“民权”一词则是当时思想界一个颇为流行的提法，实际上也与“民主”一词没有多少分别。民权既是孙中山孜孜以求的终生理想，也是他的共和革命欲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民主”的理想更多地摆在了迅速改变中国，并使之成为富强国家这一更大的目标之下。孙中山的宪制方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设计和修改，但贯乎于其中的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它串起了孙中山一个又一个新思想、新主意，并耗尽了他一生理论思考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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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并给这个组织取了一个饶富意味的名字——兴中会。从此以后，他便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开始了革命的生涯。他把这场革命称作“共和革命”。关于共和革命的性质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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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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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既表明了国民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的承接关系，又指出了两者间的性质差别。这个差别的要紧处就在于国民革命要争取的不但是一个汉人掌权的王朝，而且是一个为民争得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政治。在有的情形下，“自由、平等、博爱”又被孙中山不尽严格地统称为“人权”，并把这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权的存否看作国家兴亡、贫富、强弱的根本。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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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把人权剥离开来，再还原为自由、平等、博爱的问题，那么便可发现同一个时期的孙中山在面对不同问题时，他对自由的信念以及对自由的诠解是非常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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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反驳康、梁关于中国民众民主素质低下，故不能进行共和革命的改良观点时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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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门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讥曰：“此种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之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于外谓之“事体”，禀赋于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西国之有条不紊，界线秩然，然何得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惟中国今日富于此野蛮之自由，则他日容易变为文明之自由。倘无此性质，何由而变？是犹琢玉，必其石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若无其质，虽琢无成也。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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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存在于中国宗法族制中的积习是自由，那么兴共和革命的意义就成了问题。因为中国既然有“自由之质”的存在，那么照理是可以通过改革式的“琢玉”之功得到精美之自由的。然而，孙中山已经把自由视作一种无节制的放纵，这意味着关于自由会带来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的信念于他是不会坚持多久的。但这时的孙中山仍沉醉于对“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伟大价值的怀想中，他相信这些价值会成为中国富强的因子。同时，孙中山也知道要把自由、平等、博爱转化成为国家强盛出力的东西，就必须为之设计出一个最先进的、合理的制度。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与一种最先进的制度结合必然会产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一制度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最先进的”美国式民主共和制。有了这种奇妙的结合，中国就自然会“迎头赶上”，甚至还会超过美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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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孙就已开始按照美国的图纸设计他的宪制方案。在他看来，只要建立了像美国那样的代议政治，民权的落实便无可发愁。首先应该有一个像山姆大叔那里的国会，它由人民选出来的议员构成，并代表人民订立法律，有了这样的机关和法律，就可实现“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329的政治理想；民国政府应是一个对民负责且有效率的政府，因而应像美国那样行总统之制而弃责任内阁之制；总统就像一个饭铺里的总管或领班，他一声号令，伙计们便可各司其责。况且，一个民选总统的号令是决计不会错的。鉴于“中国各大行省有如美利坚合众国诸州”的国情，孙中山主张民国应采取美国那样的国家结构。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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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制的方案既然已经有了草图，那就只等以后根据社会的进化状况去不断地涂抹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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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疏离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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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在武昌的枪声中，一个油灯枯干的封建王朝倒下了，“民国”取代了专制制度，孙中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权主义似乎已经在这烟去的枪声中实现了。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怎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呢？对此，他踌躇满志，对未来的中国充满了自信。他曾乐观地认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必定会使得“专制政体”乃至“帝王思想”“不谋而绝迹于天下”，甚至断然地认定：“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331基于对国家形势的这样一种判定，孙中山把权力交给袁世凯后，自己便欣然就任“全国铁路总监”的空头职务，为“民生主义”干实业去了，并且许诺以在野之身用20年时间修铁路20万里，好像中国民众已坐稳了天下，只等迅速脱贫过好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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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袁世凯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家伙。时局的迅速逆转无情地击碎了孙中山的强国梦。1913年，以袁世凯为首的武人刺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扯下了拥护民主共和的面纱；1915年，袁世凯砸烂了民国的招牌，把共和踩在自己的皇位之下；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拥戴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中国又有了皇帝……贪婪、卑鄙、肮脏、混乱、杀戮和复辟取代了孙中山为民族复兴国家自强所作的一切努力。中国社会不仅失掉了民主共和生存的机会，而且黑暗已经挡住了国家富强的去路。孙中山面对这样一个国家、社会，不能不为之悲怆，为之震憾：是西方宪制的价值和制度不适宜中国，还是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不为中国的社会所容纳？尽管孙中山对此并不十分清晰，但这已经预示了他的思想行程将发生重大的转折，与之相应的宪制方案也将被大刀阔斧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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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转折与方案的修改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孙中山对中国历史的重新体察和对革命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辛亥革命前，像近代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孙中山也是达尔文主义的真诚信奉者，相信竞争进化的原理。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社会的种种混乱、纷争与倒退，特别是中国民众的麻木、散慢以及革命队伍的涣散和分裂，动摇了孙中山那种乐观的竞争进化信念，与之相伴的自由、平等价值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缝。当孙中山这位革命家以现实的目光重新体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时，便对进化的法则进行了极大修正。332现在的孙中山坚信：进化的竞争必然导致强权和混乱，而只有道德的互助才会使中国团结合群。虽然孙中山并未彻底放弃进化论，但他现在做的是要消弭竞争的信念，把进化论变为一种道德论。为此，他进一步把世界的发展划分成“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三个彼此不同的时期，并对后两期进化作了如下的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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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元之始而至于成人，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矣，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入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人类进化之目的矣。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天堂者是也。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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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没有解释人类为什么要竞争，而只用道德论来解释人类进化的客观过程，这是靠不住的。其实，现在他要点破的是这一点：中国人只有团结互助才会组成一个合群的民族国家，如果人人都为自己的“自由”而竞争，中国就不会改变目前这种“散沙”状况，那么，在世界进化的脚步下，中国就会失去民族复兴的希望。只要孙中山记起了道德，并把道德论装在进化论的口袋里，这就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吸引力，特别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对他更有着独特的魅力。一个团结合群的中国毕竟离不开自己祖宗的教诲，而西方近代的那一套自由、平等学说离国家富强的目标则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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