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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变成最高价值，任何人敢对“进步”稍表迟疑都是反动、退后、落伍、保守的。在这种情况下，保守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就不能保持平衡。在西方，例如英国有保守党，它并不以“保守”为可耻。……中国人如果对旧东西有些留恋，说话时就总带几分抱歉的意思；虽然他心里并不是真的抱歉，因他总觉得保守、落伍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前进、创新、革命这才是真正价值的所在。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你要保持什么？因为这个“变”还没有定下来，没有东西可以保存。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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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习惯于从政治上以“进步”、“创新”、“革命”为标准去评判历史，而不大注意对一种思潮、一种思想，特别是对那些保守的思潮和思想进行文化史上的分解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中国的宪制主要不是受制于保守主义，而是被保守主义无法与“进步”、“创新”、“革命”的激进主义相互制衡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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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1]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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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源：《筹海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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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源：《筹海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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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源：《筹海篇·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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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源：《筹海篇·议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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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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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二·笔记二十七则·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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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四·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日记·卷上·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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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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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诗集，燕台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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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鸿章：《禀母》，见周惟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广益书局，1936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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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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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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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盛国颐：《盛宫保引述》。以上材料也可参见陈绛《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复旦学报》，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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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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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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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倭仁《倭文端公遗书补·密陈事宜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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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卷四《日记》。王家壁也认为，“国家之自强，正在用人行政”。《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13页，王家壁奏折附片。方浚颐也强调，“中国之强弱，视乎政事之得失，而不关乎货财之多寡；而世运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纯驳，而不关乎兵力之盛衰”。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二，《议复赫威两使臣论说》。也可参见陈绛《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复旦学报》，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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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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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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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家书卷一，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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