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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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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陈炽：《庸书·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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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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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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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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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王韬：《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冬季陈翼为、许象枢课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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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陈炽：《报馆》，《庸书》外篇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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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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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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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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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新政真诠》初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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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邵作舟：《危言·除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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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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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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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吏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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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参见薛福成《出使日记》，光绪十六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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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中国近代工业和商业是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家新办的几十个工厂，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发展起来的，是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在新的条件下的扩充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8年民族资本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工厂有49家，多办在洋务活动比较活跃的广东、上海及江浙一带。正是由于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对清廷的冲击所引起的变法和洋务派人士在朝廷中的某些有限的作用，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某些特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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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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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杞忧生〈易言〉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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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陈炽：《庸书·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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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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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张之洞：《劝学篇·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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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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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当甲午战败的消息传至湖南，那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谭嗣同再也坐不住了，发出了“四万万人齐泪下，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忧患之思；梁启超则血泪交横：“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也写道：“大抵东方变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辛亥革命老人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过他们当时的心情：“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以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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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源》，中华书局，1954年，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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