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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独秀文存》卷1，第25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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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独秀文存》卷1，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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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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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独秀文存》卷1，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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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独秀文存》卷1，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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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独秀文存》卷1，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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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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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独秀文存》卷1，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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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独秀文存》卷1，第300～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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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独秀文存》卷1，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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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他说：“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力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须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致的必然现象。”（《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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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陈独秀书信集》，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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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陈独秀书信集》，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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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陈独秀书信集》，第50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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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陈独秀书信集》，第497～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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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思考》，转引自[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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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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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正如格里德所说，尽管胡适“对民族主义的情感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感，但他本人与他为其思想偏见和政治战略感到悲哀的那些人一样是个民族主义者，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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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胡适留学日记》，第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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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胡适留学日记》，第832～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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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胡适写道：“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难者曰，此乃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诫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起死圣药也，则今日其求之时矣，不可缓矣。”（《胡适留学日记》，第492～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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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他说：“在名义上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民主……不多不少正是所有民主化的和正在民主化的力量总体，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思想诸方面的力量。构成中国这些新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的也正是这种认识。”（胡适：《1919年的知识中国》，第350页。参见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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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这篇宣言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丁文江和胡适等16人共同署名。依照当时引文署名的习惯，最后的署名人也就是宣言的起草人，而且后来胡适也把这篇宣言收在他的《胡适文存》第2集里，所以这篇宣言应是出自胡适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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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宣言写道：（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认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中国的恶势力作战。（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要求：（1）我们要求一个“宪制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2）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3）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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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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