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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胡适留学日记》，第832～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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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胡适写道：“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难者曰，此乃迂远之谈，不切实用也。则将应之曰：此七年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诫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起死圣药也，则今日其求之时矣，不可缓矣。”（《胡适留学日记》，第492～4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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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他说：“在名义上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民主……不多不少正是所有民主化的和正在民主化的力量总体，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思想诸方面的力量。构成中国这些新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的也正是这种认识。”（胡适：《1919年的知识中国》，第350页。参见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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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这篇宣言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李大钊、丁文江和胡适等16人共同署名。依照当时引文署名的习惯，最后的署名人也就是宣言的起草人，而且后来胡适也把这篇宣言收在他的《胡适文存》第2集里，所以这篇宣言应是出自胡适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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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宣言写道：（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认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中国的恶势力作战。（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要求：（1）我们要求一个“宪制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2）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3）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功夫：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己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第2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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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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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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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胡适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周报》，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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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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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胡适文存》第3集，第8卷，第1149页、第1150～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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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他问道：“为什么不平等的条约不能阻碍日本的自由发展？”“为什么我们跪下来后就不能再站起来？”（《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第47页）早在1922年他就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过辩护，他写道：“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2期。参见《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美国的学者对之评论到：“这是人们可望在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看到的最友好的关于外国人对中国感兴趣的动机所做的解释了。尽管胡适的目的并不在于为帝国主义者辩护，而在于警告他的读者不要犯他认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固有的种种危险，但把他说成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是不难理解的。”（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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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参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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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30年12月10日。参见《胡适文存》第4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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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案》，《革命文献》第76辑，第75、7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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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192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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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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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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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胡适：《知难，行也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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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胡适反对孙中山“知难”命题，是因为孙中山为了强调对先知先觉式的领袖的服从和信仰，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智慧。虽然胡适对人民也缺乏充分的信任，认为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很低，但他始终乐观地坚信：只要建立了民主制度，人民通过这种制度的训练是能够学会自己负责任地利用这些制度的。这也是胡适在1929年反对国民党政府“训政”时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参见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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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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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胡适：《宪制问题》，《独立评论》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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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参见蒋廷黻：《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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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胡适：《从农村救治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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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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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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