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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期，1929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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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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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胡适：《知难，行也不易——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述评》，《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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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胡适反对孙中山“知难”命题，是因为孙中山为了强调对先知先觉式的领袖的服从和信仰，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智慧。虽然胡适对人民也缺乏充分的信任，认为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很低，但他始终乐观地坚信：只要建立了民主制度，人民通过这种制度的训练是能够学会自己负责任地利用这些制度的。这也是胡适在1929年反对国民党政府“训政”时所持的一个主要理由。（参见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月》第2卷，第4期，192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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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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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胡适：《宪制问题》，《独立评论》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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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参见蒋廷黻：《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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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胡适：《从农村救治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第49号，193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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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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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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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胡适：《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独立评论》第1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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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胡适：《再谈谈宪制》，《独立评论》第236号，1937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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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胡适：《民权的保障》，《独立评论》第38号，1933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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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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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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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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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第884～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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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第9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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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第902～903页，第9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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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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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胡适文存》，第1集，第4卷，第987～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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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葛懋春等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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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胡适认为，文学并非是达官贵人的私产，而应成为普及新思想的有用工具。而且，从进化的观点看，只有白话文才能推动新思想的普及。因为文学的改革与普及新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严复则提供了反面的例证。严复用古雅艰涩的古文表达他的新思想，但其思想除了在占少数人的文人学士中间有过影响外，并没有在大多数国民中产生作用。（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第1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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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杜威：《人的本质与行为》，转引自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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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杜威：《普遍的信仰》，转引自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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