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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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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再徘徊》有些特别。有人认为它是我的“巅峰之作”，其实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更接近事实。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 说得痛快。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 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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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进了这圈子的人，不论贤愚优劣，都叫记者。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是事实，无关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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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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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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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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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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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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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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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地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呈现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所谓“多种声音”，也就是说，大家今天谈论的不仅仅是所有人都能认定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一些有争议的思想。即使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甚至明显对立的言论，也能够兼听包容，不再像二十年以前那样，“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人们已经日益深切地理解了“不争论”这句话的含义，种种老式的和新式的“大批判”，也不再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变化之一。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但对于所有中国人——无论是赫赫有名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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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这种归纳一定有不精确和不严谨的毛病。事实上我们也在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难道今天我们国家的思想潮流就只有这五种吗？有没有第六种、第七种？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还有一些方面我们没有能够涉及。再比如，各种思潮是不是可以断然分开？其中有些思潮之间有没有交叉和融会，至少不是那样泾渭分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我们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五种声音”，只不过是对“多种声音”的一种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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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说当今中国是多种声音并存的局面，这并不是说没有一种声音成为主旋律。事实上，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也许可以说是经过近五十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建设自己国家的思想旗帜，这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理论从一个被曲解和被批判的地位，到最终为党和人民所接受，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段历史也说明了，一个好的思想为人们所认识，并且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往往要有一个过程，甚至要有无数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十之八九都是在只准许“一个声音”的岁月里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坚持“主旋律”，又最大限度地体现我们的包容度，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一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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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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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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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卷一 主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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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乍暖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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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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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大领袖再也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躺在广场中心他的纪念堂中。灵堂灯暗，面容犹明。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这尊躯体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颌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万世能够长存。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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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有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作“旧社会留下来的”，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或者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这些人了。他们来自全国三十个省市区，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一百一十七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当中，不学无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不堪言，很多人纷纷死去，就剩下这一百一十七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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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行服装。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皱皱巴巴。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尽。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敢相信。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然有些徇偻，却是活生生的。“我要去，”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能出门。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医生们想来想去，实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中央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三十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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