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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确实不同了！那个冬天的一个早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公社人山人海。可不是赶集，也不是开批判大会，而是高考。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李忱，那时候在这个公社的单家大队插队。那一天，天还没有亮，他就从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里的冰层，舀了一瓢冰水喝了，便匆匆走了十五里地赶到这里。他比大多数人来得晚。当然，拥挤在这里的人们并不都是考生，很多人只是来看热闹。另一个知青，在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参加了这一天的高考。“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他在二十年后回忆说：“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在安徽，汪永年来到考场上。这是十二年来他第二次参加高考。1965年，他从皖西一个古老的县城高中毕业，在那年高考中名列前茅，他期待着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只得到了一个“该生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通知。爷爷是地主，爸爸有“历史问题”，就凭这两条，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与大学无缘了，没有想到十二年以后，他居然再一次走进考场。尽管他说恢复高考对他“无异于一声春雷”，但是他还是有些犹疑。“这一回真的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吗？”他嘀咕着，把“清华大学”四个字填写在第三志愿里面。他太想上清华大学了，但他知道这根本没有可能，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十二年前那个政治问题在今天不会没有丝毫影响，所以写下“清华大学”，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苦涩的安慰”。那个年代的事情叫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奇特。瞿汉金坐在南通县金余公社的考场上时，心里还在默默感谢他的“开明书记”。他感谢的这个人是公社党委书记，名叫浩胜福。一个月前，瞿金汉像要做什么亏心事似的报告书记，他想参加冬天的高考，浩书记说：“年轻人只要符合条件，一律准考。”莫非考试和书记有什么关系？莫非学习还要什么人批准不成？是的，那个时候，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要过这一关。不少人就是因为党的书记不批准，才没有能够走进考场的。这就难怪浩书记的这一句话，就叫瞿金汉激动得泪眼膝胧，直到二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国治华是在黑龙江走进考场的。他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当农工，搞宣传，开拖拉机，当教员。经历的事情既多又新鲜，可是他说，惟有那几天的考试“令人神往又令人难忘”，“岁月始终抹不掉我的留恋和思念”。姚昆企带着一支烧得半焦的钢笔走进考场。那时他随着父母从城里到湘黔边境一个少数民族山村安家。童年编织的大学梦早已破灭，而现在，他说：“一种强烈的渴望开始涌动。”二十天以前，在开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两块钱。他用这点钱给自己买了二十个鸡蛋，算好了一天吃一个。他白天做工，晚上靠着煤油灯读书。有一个晚上实在太累，不觉睡着了，忽然一股剌鼻的味道使他醒来，原来是钢笔掉进下面的火盆。笔筒已经烧焦。但是他所有的积蓄都买了鸡蛋，再没有钱来买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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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几天考场上的情形真是空前绝后。不过，更加令人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考试的成绩十几天就出来了，有二十万人在年底之前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又经过第二年夏天和第三年的夏天，全国的大学就录取了总计八十八万名学生。这是从一千八百万考生当中筛选出来的，筛选的唯一标准是分数。考生的录取比率不到百分之五。有些地方，比如黑龙江省，考生太多了，所以录取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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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他们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王民康说：“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姚昆仑正在地里施肥，哥哥跑过来告诉他“考上了”。“我鼻子一酸，”他说，“眼泪也止不住流下来。”“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平静，不说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那张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地看。”殷雄这样回忆道。他在90年代是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但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还生活在内蒙古高原大青山北麓一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他祖祖辈辈就在这块封闭的丘陵地带生活。小时候，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有一年村子来了许多操着与收音机里口音一样的青年人，大人们说，他们是从北京和天津的大城市里来的“知识青年”，来插队落户的。村里许多人都觉得上学也没有用处。只有他的父亲不为所动，他对他的孩子说：“你们都要好好学习，直到你们再也无处读书为止。”“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高兴得眉飞色舞，热血沸腾”，崔成柱说，“妻子看着我的通知书，抿着嘴，半笑不笑，拉着我的手，两行热泪一半掉在我手上，一半掉在她手上”。春暖花开时节，开学了，一家人送崔成柱去读书。一辆平板车上坐着他和他四岁的女儿，还有行李。妻子在前边拉车，就这样到了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女儿喊“爸爸”，妻子追着他的窗口大步跑。远了，还在招手。他就这样离开村子进了大学，身上穿着的新大衣，是妻子卖了两车萝卜才买来的。山西省的宫守平没有经历这种依依惜别的场面。“录取通知书来了”，他说，“我留下一湾三百亩的稻田，留下放过的三十七头驴，带上一卷行李，四卷《毛泽东选集》，进了大学”。“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河南的曹小红这样说。但是她最想要的不是大衣，而是一条墨绿色的裤子。这是母亲年轻时做的，纯毛凡尔丁料子，色泽很正。母亲真的把它给了她。但是，裤子过于肥大。她模仿着街头流行的喇叭裤改造她的裤子。把裤脚尽量放大，六寸变成七寸了，虽然还不及真正的喇叭裤，但也很有喇叭裤的感觉。“我穿上这条裤子去上学”，她说，“效果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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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的“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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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春天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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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革”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八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革”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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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二十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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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作“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作“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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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作“早晨文学社”，或者叫作“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一个欣欣向荣的刊物叫作《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桌子和板凳。学生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里的四个学生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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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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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说，邓小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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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大学生如此这般安贫乐道了几个星期，就到了3月18日。他们在广播里面听到科学老人郭沫若的充满激情的呼唤：“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大家都觉得一点也不夸张。不过，没有谁会知道科学大会主席台后面的那些故事。故事里的主角是邓小平，其他角色是华国锋、汪东兴那些人。情节挺曲折，又很隐秘。直到二十年以后，才由一些记者、作家和理论家们把它揭露出来。根据叶永烈叙述，邓小平的“三一八”讲话稿曾由多人审阅，亦曾引起批评的意见。比如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就说过：“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汪还批评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指示，而邓小平的讲话稿里面却不加引用。比如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完全“应该谈一下”。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很快知道了汪东兴的意见，但却束之高阁，还表示他的讲话稿“一个字也不要改”。此后又有吴冷西的两个意见传来，一个是修改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是取消“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判断，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吴冷西的意思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毛主席说的，引用毛主席的话比较合适。这显然出自善意，也许吴是想用一种更委婉的办法来承认时代的变化，但是这显然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几个月后，全中国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正是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来约束时代的进步。他在10个月前所说“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其实也就是针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风尚。但是现在，邓小平对这些事情却抱着一副隐忍不发的态度，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吴冷西：“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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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春天里，中南海里的冲突就这样一闪而过。大家似乎全都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但又全都绕了过去。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和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相继见报，令人惊讶地显露出重大区别。比如华国锋一味地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邓小平却第一次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概念。华国锋说，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却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一家报纸指出了这些情况，还说这是针锋相对。不过，这是台湾的报纸而非内地报纸。当时内地的舆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就算注意到了也不会评论，更不会同仇敌忾地指责这是在分裂中央，至少也是制造耸人听闻的谣言。国内的报纸全都沉浸在一派声光烛然的气氛里，根本不会承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1978年的这个春天，乍暖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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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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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制造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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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家的1977年差不多是属于华国锋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对华国锋的权威提出疑问。华已经是党中央的主席，同时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的总理。一身兼有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邓小平在这一年的春天还只是闲居北京城北的一座院落中。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华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也绝对不会是伪造。毛泽东在他神志尚清的时候就发动了批判邓小平的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性质变了”，故此宣布将邓“赶出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将无限的信任寄予华国锋身上。在那个年代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华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的画像悬挂在全国的大街小巷，从最繁华的都市到最偏僻的乡村。画像上的华国锋开始还只是留着个平头，但很快他的发型就改变了，头发沿着额头到鬓角的一条线整齐地向后摆去，看上去有些像毛泽东的再生。在国内所有主要的报刊上，华国锋不仅仅是“领袖”，简直就是毛泽东之后，上天降于我们国家的新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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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两周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里一百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作“双庆”。第二天，又有一百八十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二百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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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一百万人。但这一百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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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他是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的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常作出的那种神态一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对自己的形象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居然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一时间，他竟忘记了“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颌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二十年之后回忆当时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的样子。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髙扬起，脸上微笑着，慈眉善目。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这照片在日后也就成为英明领袖的典型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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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主席的题字“你办事,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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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庆”持续了整整七天，中国二十八个最大的城市，全都召开了盛大的集会。包括南京、沈阳、兰州、银川、乌鲁木齐、西宁、天津、呼和浩特、广州、成都、昆明、贵阳、长春、哈尔滨、合肥、杭州、福州、南昌、武汉、长沙、西安、拉萨、济南、上海、南宁、石家庄、太原、郑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描绘说，“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是“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所有这些城市全都热血沸腾，全都给华主席发来致敬电。这些致敬电充满激情，一律地“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律地“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上海市在不久之前还是“四人帮”盘踞的大本营，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就是来自上海。可是，现在就连上海的致敬电也在万分激动地颂扬华主席的丰功伟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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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蓝天为纸，倾浦江之水，也写不完、说不尽这两件大喜事给我们全市军民带来的无比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浩浩荡荡的队伍汇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奔腾不息；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震荡百里浦江，响彻万里长空。千万张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街头，万炮齐轰“四人帮”反党集团；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怒潮，席卷全市，势不可挡，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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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月里，到处都是诗一样的语言。作曲家谱写了无数颂歌。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那首“交城山，交城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至于诗人，就更是激情澎湃。有一位名叫胡工的人，用“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写成了他的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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