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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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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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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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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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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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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革命的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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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扬帆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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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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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舵手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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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伟大的战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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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等的英明、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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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想起来，那个10月里的事情真是有点奇怪。党中央作出决定，要在全国宣传华国锋同志。可是，谁能说清楚，是伟人制造了舆论，还是舆论制造了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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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党中央”。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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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家叶永烈日后的一番考证，这大约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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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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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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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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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很显然，对于邓小平同“四人帮”的针锋相对，华国锋是不肯偏袒在哪一方的。张春桥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他不能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他就肯为邓小平翻案。事实上，正是由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以所谓“民心”为由试图为邓小平翻案，才使得华国锋在两周之后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他还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则跟着华主席的后面再接再厉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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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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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作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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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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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革”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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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零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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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査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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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革”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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