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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几天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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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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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这些人全是中央党校里的理论专家，有吴江、孟凡、沈宝祥、孙长江、王聚五。大家都明白副校长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的阵地能够与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些假话大话的日报相抗衡。但是，办刊物岂是一蹴而就的事？文章从哪里来？作者呢？编辑呢？印制呢？发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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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一期。”胡耀邦妥协了，“逢五逢十出版，就叫《理论动态》。”看到大家还是为难。他就说：“每期可以只发一篇文章嘛。但是文章必须有新意，有分量。”那时人们还没有设想新时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改革开放这个词也还要等十几个月才能出来。人们只不过觉得，中国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所以，胡耀邦的“有新意”，其实全是针对过去说的。具体说来，是八个字：“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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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创刊号发表于7月15日。从此一发不可收，总计出版了一千多期。的确是像胡耀邦说的，每期一篇文章。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题为《“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是第一炮，而且一炮打响。此文的发表却全由胡耀邦一力促成。读者一望题目就可以感觉到，这是针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而写的。实际上，了解内情的人还知道，这不仅针对了毛泽东，还针对了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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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此书的编辑过程即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出版之后，华国锋就更加热烈地把这个理论向全国贯彻。到了5月1日，华发表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通篇贯彻“两个凡是”，并且宣布今后“继续革命”的任务，依然是“抓党内走资派”，以及“继续反右”。根据华国锋的说法，他的文章是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而作，但是，吴江认为，华国锋“显然是为下半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作准备，文章可以说亮明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方针和意向”。就从这一天起，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学习华的文章，党校自在其中。不过，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吴江在一次座谈会上拿邓小平所阐述的“完整、准确”的概念来分析华国锋的文章。他说，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个总的理解问题，不必只是限于“文革”。“文革”已经结束，所以不能认为“继续革命”就是“继续抓走资派”。在说了这些之后，他试图为“继续革命”赋予新的内容，他说，“继续革命”也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也就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这在旁人听来实在已经有些修正主义的味道了，但是，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意见呢。他直接批评华国锋所说的“不断反右”，说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这些言论在旁人看来，说是向英明领袖挑战也不冤枉，但是却令在场的胡耀邦格外兴奋。“好，我们的刊物可以创刊了。”胡耀邦说。当天晚上，他没有回家，他要吴江把这些话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他说，“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三天后，《理论动态》创刊号就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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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甫出，立即众说纷纭。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有些地方将它迅速地散发，另外一些地方则宣布“不得扩散”。好在首印只有三百份，只是作为“内部刊物”，分发给中南海里面的官员、各省市区的书记以及党校的学员，人手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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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确刚刚开始。眼下，就算胡耀邦想要扩散，也扩散不到哪里去。这个刊物的真正震撼全国，还要等好几个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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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动态》的创刊和邓小平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是偶然的，并没有谁来刻意安排，但却不能不说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有证据表明，在1977年的夏天里，胡耀邦和他手下一些最亲近的工作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必须彻底地站在邓小平的一边，因为只有邓才是未来中国的真正希望。胡耀邦这时候还没有跻身于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对于华国锋的方针，一时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回应。不过，他在过去大半生的政治生涯中伴随邓小平跌宕起伏，深知邓的思想核心乃是“白猫、黑猫”。经过了1975年那一次沉浮，他就更加明白，邓在内心深处厌恶所谓阶级斗争，在治国方针上则倾向于务实。他更知道毛泽东决不能赞成邓的治国大政，在逝世之前还流露出对邓的不信任，尤其是撤销邓的一切职务，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毛泽东约束邓的意图。虽然邓小平现在已经官复原职，但是，新领导同意此事，看来更多地是由民心所迫，或者是为了表现政治家的伟岸胸襟。现在，约束邓小平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可是毛泽东的余威犹有力量，如果不能跃过这种精神障碍，邓的崛起仍然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不能于国家大政有实质的影响。然而以当时情形来论，对毛泽东的错误直接提出疑问，非但极少有成功的机会，甚至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政治纠缠之中。胡耀邦最初的挑战是由意识形态方面展开，这在我们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是屡试不爽的成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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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现实的和理论的天地里左冲右突，脑子里面时刻跳跃着无数的问题。他后来说：“我的思想常常是在谈话中磨出来的。”他把他的问题和他的思想交给下属去研究，和他们大声地讨论，说到激动处就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走动。胡耀邦的下属都是才华横溢、下笔如有神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走出思想的牢笼，再不要跟在人家后面鹦鹉学舌了。他和他们谈论历史研究的时候，就对他们说：“应该有自己的脑袋。”谈到1967年2月一批老人因为反对“文革”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他就说：“什么‘ 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凜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实在平常，可在当时，却让他的这些下属听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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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这些人，用不了多久，整个中国都惊心动魄起来。文章一篇接着一篇送到胡耀邦这里来，每五天，他便审定一篇，然后又印制成册送到所有高级干部的案头上，是内部参阅，并未公开发行，所以开始的时候只印几百份。不过，才过了几个星期，就增加到几千份。《理论动态》名声大振，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在普通百姓当中流传开了。北京街头到处流传一个消息：党校出版了一份“新时期的《新青年》”。还说：“团中央走到党中央前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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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早已不是团中央书记，事实上，团中央在“文革”当中已经被搞得一塌糊涂，到现在，连正常的秩序还没有恢复呢，当然说不上什么“走到党中央前边”。不过，要说党中央在这个夏天里落后于新的形势，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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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12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会议开了整整一周。党的主席华国锋显然还在坚守着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他的政治报告的主旨，就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革”结束了，但“文革”的精神必须代代相传。安定团结当然是重要的，但阶级斗争更加重要。所以，华国锋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就如同毛泽东在十年以前曾经说过的，“七八年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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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东西，就可以知道，直到1977年的夏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当然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理论提出了疑问，比如有人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是不科学的。像宗教这类问题，就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还有人说：“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还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呢。”也有些人没有谈论理论，但是说出来的话更加要命。他们直接指责吴德下令逮捕李冬民的事情：“有的政治局委员，当群众批评他的错误时，竟然下令以‘反革命罪’把人家抓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说这些话的人为数不多，这些声音也就淹没在华所强调的主流里，很快便无声无息。华的报告仍然获得了“一致通过”。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时候，在中国坚守着主流理论的，并非只有华国锋和他周围那几个人，也有党的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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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显然对这种情况不能满意，所以他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听上去，这话同华的主流之声明显地不相协调，但是却有些含混。邓刚刚复出一个月，看得出来，他在极力寻找可以让我们国家摆脱旧时代的思想武器。他在几个月前说过“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现在又说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邓小平尚未找到突破旧时代、开创新时代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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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多久，他找到了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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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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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共产党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共产党还有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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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十七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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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作“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革”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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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就这样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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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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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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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便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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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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