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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南海里的分裂已经出现了。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但是华国锋仍然坚守着这个阵地。他指示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汪东兴当着北京数十个新闻单位领导人的面，严厉指责胡绩伟和曾涛，还提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警告。不过，令汪副主席惊怒不已的是，这两个人居然把他的话全都当作耳旁风。就在他的警告发出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来了一个“下例”。这一次是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也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也全文转载。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也即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主动地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再过一个星期，6月30日，那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也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文又是经过胡耀邦审定，署名“岳平”，一望而知是“特约评论员”的翻版。你汪副主席不是批评报纸乱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么，现在胡耀邦就用这种办法来嘲讽他的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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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要他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要设置禁区。就算邓小平没有这样说，张平化也已经觉得他这个中宣部部长对舆论已经失控。现在邓小平的警告更加令他不知所措。从此，所有的报纸都好像要火上浇油似的。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过了几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论动态》开会布置关于真理标准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由王聚武执笔。经过几次讨论，胡耀邦几次修改定稿。9月10日，《人民日报》和第84期《理论动态》发表。新华社立即转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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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春天、那个夏天和那个秋天，可真是一个文章救国的季节。日后文人们谈论起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为自己那些文章的震撼力量感到自豪。此前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地引人注目，此后就更加没有可能。那时候所有的争论，无论是赞扬还是诅咒，都是围绕着文章展开的。所有的权力，无论是沉沦还是崛起，也都是缘自文章的褒贬。而这些文章，十之八九都同京西中央党校那个大院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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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四章 万里与民心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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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洒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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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胡耀邦在理论的天地里面左冲右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万里，在遥远的皖南乡下不停地奔波。他在80年代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并且屡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但是，在那个冬天，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并不多。他只是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此刻穿着一件棉袄，坐着一辆吉普车，从芜湖到徽州，又从徽州到池州，随行的官员们跟着他风尘仆仆跑了三千公里十几个县市，全都疲惫不堪，想着回家去了，他却让车子掉转头，经过一大片灾区到了淮北。省委书记在乡下的泥土路上偶遇一个青年，里面光着身子，外面着一棉袄，腰间扎一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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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问道：“你有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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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吃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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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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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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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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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微服简从，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所以便毫无顾忌地流露出乡间的贫困。据随行人员后来的描述，万里听罢，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当天夜里，这件事情还在他的心头萦绕，他对随行的人员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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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他有机会走进农家的时候，看到的情形就更加悲惨：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蜷缩在锅灶边上，抬眼望着万里这一行人，脸上挂着淡淡的火光，没有任何表情。万里招呼那位老人，老人不动也不说话。再呼，仍然没有回应。随行的人告诉老人，这是省委书记。老人闻声慢慢站了起来。这一瞬间，万里惊得张大了嘴巴：老人竟然光着下身，没有裤子！万里又转头招呼两个姑娘，姑娘照例不肯移动。村里人对万里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这一家人就这样光着身子，仰赖锅灶口的一点余暖度过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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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再一次热泪长流：“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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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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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大多数领导都已经知道这些情况，或者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只是不愿或者不敢说出来。现在，他们敢于在众人面前指天骂地了。比如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人说：“报纸上每年叫‘大丰收’，丰收了十五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四川的官员说：“四川还有一批生产队不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宁夏的官员附和道：“宁夏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确实困难。”北京的官员说：“全国还有几亿农民吃不饱。”王震说：“全国解放三十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然后大家就七嘴八舌，说农民的贫苦证明所谓农业的丰收全都不实，而且最重要的是，农村的破败不是因为天灾，而是因为党的农业政策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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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农民挖得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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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应当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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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允许农民有真正的‘小自由’，不要怕农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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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农民富了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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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在1977年的这个冬天，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人仍然极少。大多数人还在跟着庆祝农业的又一个“大丰收”，至于为农民的贫困而悲伤饮泣的高层领导者，这时候似乎只有万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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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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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在共产党的队伍里面并不属于第一代领袖的阵营。较之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人，他的年龄稍轻，革命的资历也要浅些。严格地说，他和华国锋是同一代人。40年代初期，他是共产党运西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那时候邓小平是北方局代理书记，在行政上为万里的上级。虽然这两个人的官职还隔着很多层，但由于运西是边区的中心区，所以万里的魄力和能力也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到了40年代后期，邓小平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刘邓大军也势如破竹地从中原驰骋西南，万里赴重庆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他在这个城市里面和邓小平同住在一个院落，两家人朝夕相处，自此结成友谊，始终不渝。1952年，邓小平奉调入京，担任政务院的副总理。万里随着来到北京，成为城建部的部长。到了1958年，北京大兴土木，需要一个格外有力量的人来主事。万里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副市长。从此他便主持建设北京十大建筑。这些全是京城里面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直到今天还能作为新北京建筑史上的经典，包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农业博物馆，等等。一年以后，大功告成。当万里陪同毛泽东视察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呀。”他的名字从此也就为整个中南海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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