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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28 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这个时间与邓小平的复出几乎在同一时刻。万里到安徽后，仍然一如既往。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极左派，这同他在1975年做铁道部部长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他从来没有管理过农业，对乡下的事情所知甚少，同过去二十年党的错误的农业方针也没有任何牵连。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要具有百姓的感情和足够的务实精神，要了解农村的弊端一点也不困难。而万里就恰恰具备这些品格。当农民在1978年夏季丰收之后少报产量的消息为万里所知的时候，他完全不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指斥农民的自私和坑害国家，反而用完全相反的逻辑来开导他的下级。“藏粮于民，总比吹牛浮夸好。”他说，“这是农民对过去浮夸风和高征购的反抗。是错误政策逼得农民不敢讲真话。”当有些人按照二十年来的惯例主张对公社的粮食实行“先国家，后集体，最后社员”的原则来分配的时候，万里就说：“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别想吃饱饭。”当他看到官员们忙忙碌碌地指挥社员播种的时候，他就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能管好吗？”“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当全国所有地方纷纷涌向大寨参观取经的时候，他却宣布，安徽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诸如此类的话，在那些熟悉农村也懂得农业的人们嘴里，永远也说不出来。他们也许具有万里所没有的管理农业的经验，但就是没有万里对农民的那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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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30 不过，万里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对于农民所投入的这种感情，还不会对大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日后领导改革的新一代领袖，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乔石、宋平、姚依林、李鹏、江泽民、朱镕基、邹家华，等等，此刻都还默默无闻。对于中国大政将会发生重大影响的老一代领袖，如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邓颖超、薄一波、王任重，此刻也还在幕后。就大局而论，当时全中国上上下下最为关心的事，似乎是为那些被“文化大革命”打倒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以及策划新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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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32 华国锋为中国确定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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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34 华国锋掌握政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所选择的对象是7亿农民。整个过程被设计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清洗以及在农民的心理上确立他的地位；然后是鼓动新一轮学大寨的热潮，以证明只有华主席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继承者。为此，动员全国的力量召开一次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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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36 会议在1976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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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38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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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40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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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42 这是华国锋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他的政敌发起的首次打击。陈永贵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令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激起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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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44 陈永贵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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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46 这等于是为毛泽东以后的农村定下了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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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48 严格说来，那时候中南海的领导集团乃是“文革派”和“元老派”的奇怪混合。这表明毛泽东的灵魂依旧徘徊在新一代领导人中间，所以他们决无可能在大局上有超越常规的举动。当然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能承认万里所看到的那些事实，以及倾听万里发出的声音。实际上，经过了1977年整整一年之后，在1978年春天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和十三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订了一个宏伟而又缜密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总产值的年递增率超过百分之四；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则达到百分之十。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十二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十个钢铁基地，九个有色金属基地，八个煤矿基地，三十个电站，六条铁路和五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四千亿公斤。这些豪迈的许诺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时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说它太过分。两千多位人民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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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50 至于说到农村的方针，华国锋这时候的最主要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五万台，并且拥有大约一点八亿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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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52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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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54 华国锋的威望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2亿多个有线广播喇机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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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56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作“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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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58 “六条”的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时，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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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0 “六条”在1977年11月15日颁发于安徽全境，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四十九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传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这个冬天，乡下真是热闹，上面的精神一个接着一个地传到这里，干部工作队一批接着一批地来告诉他们应该干什么。但是只有一次真正地令农民兴奋起来。那是在一天晚上，一位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来到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恰逢这里召开群众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全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干部的讲话。人家告诉他，这是在宣讲“六条”。张广友长久奔走于乡村，无数次地见过农民的开会，可从来没有看到农民会对干部的讲话报以如此专注的神情，以至于十几年之后还能记忆犹新。“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他说：“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念完了，农民却没有听够，一边大喊着“再念一遍”，一边向前涌动。干部开始念第二遍了。人群里的情绪也更加激昂。碰到喜欢听的地方，就有人高喊：“重念一遍！重念一遍！”或者喊：“念慢点！念慢点。”那时正是冬天，张广友感觉到身上的寒冷，转过头去问旁边一位老汉：“冷不冷。”老汉笑道：“不冷，不冷。”张又问：“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老汉说：“都高兴。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了。今后大概不会再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有证据表明，这个场面后来为万里知晓。他显然从这里受到鼓舞。“我看，”他说，“只要尊重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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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2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后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将这个“六条”看作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有些人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一事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看来这有着相当的理由。我们今天来看这整个事件，可以确信这个“六条”并不是万里亲手缔造。但是在“六条”诞生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万里在发挥着作用。其情景就如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非胡耀邦亲手撰写，但却是由胡耀邦一力推动，方能以后来那样的面貌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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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4 万里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当他想要贯彻他的振兴农业的方针时，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公社社员对生产的缺乏诚意，每当驱车走到乡下，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看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多是由于失去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万里的这一信念乃是日后产生“六条”的第一个契机，此后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他要求省委农村政策的工作人员写出一份材料，真实地反映乡下的情形。材料很快成文，其中不仅揭露了农村的贫困，还检举了种种“浮夸”、“瞎指挥”的问题，所列数据和事实，触目惊心。结论就更加不合时宜。它说，农村的破败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危害。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不言而喻，但在当时就有极大可能构成攻击社会主义的案例。所以材料并未公开，只是作为“绝密件”呈送万里本人阅读。这再一次给万里以巨大的震动。他显然认定，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为大规模的抗议，无论怎样的“绝密”，也终会有爆发出来的一天。他找来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要周曰礼搞出一个改变既定政策的意见出来。周的办法仍然是到乡下去调查。大约几周以后，他的调查组就在滁县地区起草了“六条”。万里看到了“六条”，没有太多的修改便认可了。虽然他心里琢磨着的那些事情并没有全都写进来，比如他已经认定“不宜提‘普及大寨县’的口号”，就没有写进“六条”之中。因为现在就全线出击未免鲁莽，也许会遭到巨大的阻力，就眼下的情形看，能够做到这“六条”已经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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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6 至于聚集在人民公社里的那些社员，当然可以懂得“六条”的真实含义。果真施行起来，他们就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都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三年决战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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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68 这一年的秋天，江淮大旱，赤地千里。公社的农田几乎没有人来耕种。万里即使从来没有种过地，也懂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道理。“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万里说。省委的领导者们就这样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这种决定在今天看来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知道地总要耕种才能收获这个道理呢？但是，那时候人们就真的很难想通这件事。有人说，“为什么要让社员个人种，集体就不能种？”“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以‘借地’为名，搞分田单干。”“这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说：“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把地种上，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又说，“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仅仅这一个措施，全省增加耕种面积一千多万亩。第二年夏收，大家看看这么多粮食，就不禁想起“三年饥荒”：“那三年如果这样种保命田，不会死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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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0 1978年初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已经诞生，震撼中南海的“真理标准讨论”也已经展开，“两个凡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极左的权威仍然笼罩在我们国家的上空。万里即使在千里之外，也可以感觉到政治上的压力日愈增大。随后的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北京的注意力似乎全都放在“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上了，胡耀邦承担着重重的压力。这一边，安徽的万里反而显得平静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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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2 不过，农民可没有那么安分守己。他们从万里的种种言论和行为当中似乎得到了鼓励，有些人就大着胆子“为非作歹”起来。1978年9月1日夜晚，在万里治下的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茂林召集了一个会议，议题在今天的人们听来一定会觉得奇怪：怎样才能让农民把地种好？但在那个时候这却是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会议是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的，有二十三个党员参加。开始的时候，大家全都沉默，后来有个党员禁不住汤茂林的怂恿，就说：“只有一条路，像1961年那么干。”汤茂林心里明白，“像1961年那么干”的意思，就是“包产到户”。他当然懂得这中间的危险：多少人为了这件事情被搞得家破人亡，就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能幸免。鉴于这些惨痛的经验，汤茂林当然不敢公开赞成，但却当场决定“试试看”。9月18日，汤茂林在黄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附近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九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前来参加，汤宣布了黄花大队的办法。此后两天，黄花大队势如破竹地将一千四百二十亩地分给农家。消息不胫而走，所有的人都禁不住惊叹。万里也就是在这时知道了山南发生的这些事。他是从一封匿名信里知道的。信的作者当然不是向他报喜，而是痛斥汤茂林“是刘少奇路线的翻版”，还旧事重提，说60年代初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搞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判，现在的山南是“曾希圣阴魂不散”。万里将此信转给另一位书记顾卓新去阅读，顾又转给第三位书记王光宇。这三个人全都不置可否，只是要农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调査处理此事。真是巧了，农委派出的那个人，老家就在山南区所属的肥西县。他对汤茂林说，“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我知道”，然后就回到省委去复命。汤茂林把这些情节联系起来，就发现省委的这些领导们其实只是对攻击者作出一个姿态，根本就不打算干预山南的行动，不免胆子更加大起来。9月22日，他召集所辖全部公社的党委书记开会，宣布大家可以仿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他的那些下属相视而笑，汤茂林觉得蹊晓，一问方知，不少人早就这样干起来了。其中三个公社用黄花的办法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小麦和油菜就全部播种完毕了。二十年以后，张湛彬在他的著作《大转折的日日夜夜》当中提到当时山南的这些事情时，不禁感叹：“这在过去靠空头的政治动员是无法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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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4 “空头政治”既然没有办法让农民把小麦和油菜都种下去，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万里的行动。比如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就指责万里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党的副主席汪东兴也指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还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报纸上面也在不断地刊出文章，指责万里领导的安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至少也是在“反对学大寨”。万里对这些指责一律置之不理，也许他看明白了眼前的形势，认定我们的国家再也不会出现1976年那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局面。也许他已经把仕途沉浮看淡了许多，心想最多自己再回到医院里去检讨和邓小平的关系也就是了。总之，我们从现有的记录来看，万里对这些所谓“主义”和“道路”的压力并没有丝毫的犹疑。他反而在1978年11月的某一天里决定非同那些人分道扬镳不可。“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来的。”他坚决主张，安徽的实践不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他说：“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得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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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676 万里能否再次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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