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7740 他细心地倾听众人的议论，估量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眼见得情势的进展比他在几周之前所能想像的还要快一些。看来，中国历史的转折就在眼前，而开启新时代的历史之钥，此刻就在他的手里。说来也怪，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面有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话，可以说，每个人的谈话、倾向和情绪，都在对邓小平发生重要的影响，他们无疑也在心里默默期待着邓小平的行动，但是却全都没有料到邓小平此刻想要做什么。事实上，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直接了解到邓小平的想法。胡乔木是其中一个。自从30年代后期至今，他在四十多年里始终是共产党内的最杰出的文件起草人，党的历史上无数重要的文件乃是出自他的手笔。这倒不是说这些文件全是他一人所为，事实上共产党的文件几乎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最重要的则充满了领袖人物个人的色彩，但是，胡乔木善于体会领袖好恶，精于表述领袖思想，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融会其中，已经成为党内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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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42 不过，在1978年的11月，胡乔木的权威受到挑战。他为邓小平起草的讲话稿居然明显地不能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韩钢所说：“小平看了不满意。”或者按照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后来的回忆，因为会议形势的发展，所以“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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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44 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决定为自己的讲话另起炉灶。他自己动手写下来的新提纲总计三页，16开白纸。这三页纸后来为于光远收藏，此后十九年秘不示人，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之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惠和韩钢才终于在于光远家中见到此物，这时候它“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但是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字迹为铅笔写成，近五百字，一望而知为邓小平亲笔。郑惠和韩钢将此物与邓小平后来发表的讲话加以对照之后确信，邓小平后来的讲话在思想、结构、以及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方面，都是依据此提纲写成。这样一件邓小平手稿居然在于光远家中发现，这让两位党史专家既兴奋又惊讶。根据一般的逻辑，他们断定其中大有缘故。果然不出所料，于光远的解释第一次说明，邓小平那篇扭转中国历史的讲话，最初的起草者不是胡乔木，而是当时国务院研究室里几个并不太知名的人，其中一个名叫林涧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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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46 按照于光远的回忆，邓小平将胡耀邦和于光远找来，要这两个人负责重新起草讲话稿。邓将自己的想法详细交代，还将自己写成的提纲交给他们。于光远还清楚地记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题目亦为邓小平所出。他当场询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邓小平这次真是找对了人，他眼前这两个人，一个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个是国务院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当时思想解放潮流当中异常活跃的人物。邓小平所表述的思想，在他们来说真是不谋而合。看来这持续两年的理论交锋就要有结果了。他们立即找来林涧青等人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送给邓小平。他再次召集胡耀邦和于光远等人逐字逐句修改。当然邓小平并没有忘记胡乔木，他对胡乔木说“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工”。稿子就这样到了胡乔木手里。作家叶永烈在二十年之后的一番调查之后认定，讲话稿后来还是经过了胡乔木的修改。朱佳木在若干年后也回忆道：“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好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两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这种拼命工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来胡乔木的确是倾心尽力地参与了此文的写作，但却是邓小平所说“基本可以了”之时，亦如于光远所说，是“若干文字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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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48 党的历史上领袖人物讲话无数，后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讲话产生过程的细枝末节如此关注，乃是由于这个讲话的重要性所致，它在当时即对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日后也成为人们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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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50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此前人们所说之“英明领袖”华国锋，就是从这一天起走下坡路了。他的讲话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就只有他的检讨。此后人们所说之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他现在用不着坐着火车跑到外地去“放火”了，可以坐在北京城内堂而皇之地宣布他的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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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52 邓小平的语言直来直去，没有一句是因袭别人，全都体现了他的风格，完全没有官场上盛行的那一套“假、大、空”的味道，就好像他的那个平头一样简练明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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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54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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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56 他用这种话来警告那些只会滥用“经典”来维护既成秩序的人们，他的藐视“权威”和华国锋、汪东兴那些人的模样一比，真是天壤之别。但是还有更加令他的听众感到激动的话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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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58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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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60 他淋漓尽致地表述了自己对于“经典”的怀疑和对于人民的信任。豪迈坦荡，自信必胜。他的听众都是党的高级官员，不是元老就是新秀，还从来没有谁听到党的领导人如此讲话。华国锋在党的主席的位子上已经两年两个月，从来也没有讲过诸如此类的话，现在，他就更加失去了往日的信心。他承认“两个凡是”说得绝对了，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还说“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承担”。这等于是宣布了“两个凡是”的终结，其中含义，当然不仅仅拘泥于华本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七十四岁的邓小平在他此前的生涯里，或者座上客或者阶下囚，都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从属，现在，他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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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62 新时代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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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64 现在邓小平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是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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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66 考虑到这一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所尽知。无论当时华国锋怎样讲“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又无论邓小平怎样讲“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时代却是由此与毛泽东的时代截然分开。毛是要“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一点他至死都没有改变，而邓的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那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句话的价值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它所埋藏的种种冲突，在今后还会层出不尽。但是，在1978年的12月，无论怎样的观点和怎样的利益，都可以在邓小平的这个方针里面获得暂时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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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68 邓小平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30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党内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又以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哲学力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是类似于中国兵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传统战略。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的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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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70 他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指出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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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72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那个著名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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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74 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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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76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事实上，邓小平后来所阐述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方针，的确充满了“猫”的精神。不过，把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逊于毛泽东。比如他在1957年曾经是“反右派”的积极参与者，在1958年也曾兴致勃勃地欢迎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甚至一度相信了人民公社创造的天方夜谭似的“高产纪录”。直到1959年夏季，彭德怀对党的整个方针提出批评，引发毛泽东的震怒。这时候中国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庐山上面参加这个会议，都参与了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的围剿，也令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历史上留下遗憾，只有很少人能够例外，邓小平是其中之一。他居然幸运地在北京忙着党的日常事务，未能亲睹庐山风云，但是他也并非绝对地清白无辜。两个月后，也即新中国庆祝自己诞生十周年的时候，他以总书记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邓小平这时候的议论显然还没有一点“猫”的味道。他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他自己所承担的罪名与他当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指责如出一辙。许多史学家在评论邓小平的时候，尽量地回避这一段历史，但是邓本人看来并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1980年他就说过：“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甚至将当时所有最高领导人的表现都交代出来，其言语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华国锋为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大张声势，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邓说：“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7年、1958年和1959年的痛楚的检讨，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就在他写完那篇声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歌颂人民公社成就的文章之后，不过几个月间，他便对自己的激情产生了怀疑。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的饥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这位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毛泽东错了，整个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彻底变成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他便说出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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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78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以及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未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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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80 新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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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82 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210位中央委员讨论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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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84 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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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86 不过，“文革”中间失去了权力的老人们，现在就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收获。他们纷纷恢复着自己的权力。陈云成为党的副主席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邓颖超和王震进入政治局，黄克诚、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和王任重进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会议给他的最大收获可能是胡耀邦坐到了他的身边。胡耀邦几年以后成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之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和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他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最坚定地公开表示自己立场的人。当时京城里面有“五胡乱华”之说，“五胡”系指胡耀邦、胡乔木、胡绩伟、胡绳、胡启立。其实，“五胡”之中公开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的人，唯胡耀邦和胡绩伟二人。胡耀邦本人虽然承认他在关键时刻曾经有过退却之意，但那只是转瞬即逝。在汪东兴气势汹汹地批评报纸乱写评论员文章来攻击毛主席的时候，别的人都吓得够呛，心里不服嘴上也不敢声张出来，而胡耀邦竟敢冲着他的上级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再早一些，当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的时候，他还是个在中国科学院里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方针，并且随着“批邓”运动一起倒霉的人。本次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均为党内最有实际权力的职位，其中很多在过去为汪东兴所掌握。然而汪东兴失去的权力还不只是这些，姚依林从他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子，胡乔木从他手里接过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昔日毛泽东的这位侍卫，则除了还呆在政治局里面作他的挂名的副主席外，失去了一切实权——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华国锋在公开的场合里仍然是党的核心，但是，也是从这时起，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出现了名与实的分离。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十年后所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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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17788 1978年12月26日，也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这个星期，是毛泽东的第85个生日。只是他的不在人世已有两年三个月。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上百座城市、数万个人民公社的大厦，和10亿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纷争而又担心于衣食的中国人。尽管如此，活着的人对于他虔敬依旧。这一天，京城内外上百家报纸一起刊登了纪念他的文字与图片，其中一首词为毛泽东生前所作，词牌《贺新郎》。它作于1933年，距今日已有六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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