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17760
他淋漓尽致地表述了自己对于“经典”的怀疑和对于人民的信任。豪迈坦荡，自信必胜。他的听众都是党的高级官员，不是元老就是新秀，还从来没有谁听到党的领导人如此讲话。华国锋在党的主席的位子上已经两年两个月，从来也没有讲过诸如此类的话，现在，他就更加失去了往日的信心。他承认“两个凡是”说得绝对了，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还说“这个责任主要由我来承担”。这等于是宣布了“两个凡是”的终结，其中含义，当然不仅仅拘泥于华本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七十四岁的邓小平在他此前的生涯里，或者座上客或者阶下囚，都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从属，现在，他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1703317761
1703317762
新时代的宣言
1703317763
1703317764
现在邓小平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是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1703317765
1703317766
考虑到这一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所尽知。无论当时华国锋怎样讲“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又无论邓小平怎样讲“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时代却是由此与毛泽东的时代截然分开。毛是要“阶级斗争为纲”的，这一点他至死都没有改变，而邓的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那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句话的价值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它所埋藏的种种冲突，在今后还会层出不尽。但是，在1978年的12月，无论怎样的观点和怎样的利益，都可以在邓小平的这个方针里面获得暂时的一致。
1703317767
1703317768
邓小平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30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党内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又以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哲学力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是类似于中国兵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传统战略。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的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1703317769
1703317770
他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指出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1703317771
1703317772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那个著名的批评：
1703317773
1703317774
这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啊。
1703317775
1703317776
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事实上，邓小平后来所阐述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方针，的确充满了“猫”的精神。不过，把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逊于毛泽东。比如他在1957年曾经是“反右派”的积极参与者，在1958年也曾兴致勃勃地欢迎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甚至一度相信了人民公社创造的天方夜谭似的“高产纪录”。直到1959年夏季，彭德怀对党的整个方针提出批评，引发毛泽东的震怒。这时候中国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庐山上面参加这个会议，都参与了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的围剿，也令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历史上留下遗憾，只有很少人能够例外，邓小平是其中之一。他居然幸运地在北京忙着党的日常事务，未能亲睹庐山风云，但是他也并非绝对地清白无辜。两个月后，也即新中国庆祝自己诞生十周年的时候，他以总书记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邓小平这时候的议论显然还没有一点“猫”的味道。他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他自己所承担的罪名与他当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指责如出一辙。许多史学家在评论邓小平的时候，尽量地回避这一段历史，但是邓本人看来并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1980年他就说过：“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甚至将当时所有最高领导人的表现都交代出来，其言语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就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华国锋为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大张声势，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邓说：“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7年、1958年和1959年的痛楚的检讨，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就在他写完那篇声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歌颂人民公社成就的文章之后，不过几个月间，他便对自己的激情产生了怀疑。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的饥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这位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毛泽东错了，整个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彻底变成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他便说出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1703317777
1703317778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以及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未有改变。
1703317779
1703317780
新核心
1703317781
1703317782
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210位中央委员讨论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1703317783
1703317784
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1703317785
1703317786
不过，“文革”中间失去了权力的老人们，现在就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收获。他们纷纷恢复着自己的权力。陈云成为党的副主席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邓颖超和王震进入政治局，黄克诚、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和王任重进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会议给他的最大收获可能是胡耀邦坐到了他的身边。胡耀邦几年以后成为党的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之前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和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他是中央高层领导中最坚定地公开表示自己立场的人。当时京城里面有“五胡乱华”之说，“五胡”系指胡耀邦、胡乔木、胡绩伟、胡绳、胡启立。其实，“五胡”之中公开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的人，唯胡耀邦和胡绩伟二人。胡耀邦本人虽然承认他在关键时刻曾经有过退却之意，但那只是转瞬即逝。在汪东兴气势汹汹地批评报纸乱写评论员文章来攻击毛主席的时候，别的人都吓得够呛，心里不服嘴上也不敢声张出来，而胡耀邦竟敢冲着他的上级说“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再早一些，当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的时候，他还是个在中国科学院里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方针，并且随着“批邓”运动一起倒霉的人。本次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均为党内最有实际权力的职位，其中很多在过去为汪东兴所掌握。然而汪东兴失去的权力还不只是这些，姚依林从他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子，胡乔木从他手里接过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位置。昔日毛泽东的这位侍卫，则除了还呆在政治局里面作他的挂名的副主席外，失去了一切实权——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华国锋在公开的场合里仍然是党的核心，但是，也是从这时起，共产党的最高权力出现了名与实的分离。有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十年后所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1703317787
1703317788
1978年12月26日，也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的这个星期，是毛泽东的第85个生日。只是他的不在人世已有两年三个月。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上百座城市、数万个人民公社的大厦，和10亿个热衷于意识形态纷争而又担心于衣食的中国人。尽管如此，活着的人对于他虔敬依旧。这一天，京城内外上百家报纸一起刊登了纪念他的文字与图片，其中一首词为毛泽东生前所作，词牌《贺新郎》。它作于1933年，距今日已有六十五年：
1703317789
1703317790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1703317791
1703317792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703317793
1703317794
在这词调之中少有他后来诗作里的恢宏气势。据说这是他在告别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时所作，其间明显有一种缠绵落寞，令世人第一次看到伟人胸中也有凡人情感。毛的一生充满了辉煌和壮丽，但是细心地研究起来，也有过不少萧杀而无可奈何的时候。他在写“人有病，天知否”时，便是这种情绪的袒露。多年以后，这种情绪又再一次地流露，那时他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他开始怀疑，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灵魂是否具有和他本人同样强大的力量。
1703317795
1703317796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毛泽东对这些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然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接着他就谈到交班的忧虑：“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703317797
1703317798
看来，他至死都没有对他身后的中国放心过。他批评华国锋：“你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你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批评邓小平：“你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从来不感兴趣。”批评江青：“你懂什么？”他几乎批评过党的高层领导中的所有人，包括先他而去的周恩来和朱德。但是有一种人他差不多从来没有批评过，这就是人民。他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瞧不起教授，瞧不起作家，瞧不起学生，瞧不起他手下的官员，把他们统统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说，那些农民尽管衣衫褴褛，脚上粘着牛屎，他们还是比高贵者聪明。
1703317799
1703317800
现在，1978年12月，他把眼睛闭了才仅仅两年多一点点，世间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江青成了阶下囚，“文革”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帅也已成了罪人，邓小平东山再起，彭德怀成了英雄，地富和右派们都摘了帽子，知识分子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走资派”们卷土重来，连地狱里的刘少奇也开始喊冤，“两个凡是”再也不能号令全国，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以及追随他身边多年的汪东兴也随之威信扫地，农村里惶惶不能终日，生产队要自己的权力，农民要填饱自己的肚皮，甚至“包产到户”这个魔鬼也从地狱里跑了出来蛊惑人心，人民公社的大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似已摇摇欲坠……毛泽东说过，“我死了，有人会闹事”。他的英明有时候的确犹如圣人的先知。不过，有一件事在他肯定为意料之外：当他不在人世的时候，他所信任的华国锋会被邓小平取代；他所批评的那股逆流——“右倾翻案风”，会成为中国的主流。
1703317801
1703317802
1703317803
1703317804
1703317806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卷二 教条主义的声音
1703317807
1703317809
第六章 冰冻三尺
[
上一页 ]
[ :1.70331776e+09 ]
[
下一页 ]